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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中日之间的分歧曾多时未能消解，高层互访曾一度中断。媒介也一直在进行着这种意识的生产和再生产。就相互了解来说，在两个国家之间始终在重复着互为“想象中的异邦”的过程。实际上，在战后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中日两国间的认知主要是通过媒介建构起来的。
       二○○六年七月，《读卖新闻》在日本全国范围内以访谈的方式，就“对中国的认识”问题进行了舆论抽样访谈调查。其中，65%的人认为“中国不可信赖”。对中国“印象不好”的为67%，而“印象良好”的仅为27%。
       二○○六年年底，日本《读卖新闻》社出于“忧国意识”推出了《检证战争责任》（Ⅰ、Ⅱ）。它的问世在中国引起的反响，不少媒介都以“日本媒体反省战争责任”为题进行了报道。但《检证战争责任》所试图检证的究竟是什么？
       不能否定的是，检证委员会主张对历史进行重新认识和改善中日关系的态度有一定的积极性，有可能为中日关系带来转机，但其检证的主要是日本历史上的失误，如日本错误地判断了国际形势、议会没有发挥应有的职能以及军部的跋扈等。其目的是为了使日本不再重蹈覆辙。
       在《检证战争责任》中，明确战争责任委员会试图澄清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一、“九一八”事变为何升级为中日战争；二、在没有取胜的可能的情况下为何决然向美国宣战；三、“捐躯”、“敢死队精神”形成的原因；四、美国在日本投掷原子弹真的是不可避免的吗？五、东京裁判所遗留下来的问题是什么？
       “希望年轻的一代通过文字知道、理解日本的各种所为，由此和中国的同龄人建立起新的关系。”着眼于日本的未来和青年是检证委员会的初衷，至于战争对其他国家所带来的创伤、日本对此所应做的反省、日军在战争中所犯下的罪行和天皇的战争责任等显然不是检证的主题。《读卖新闻》主笔渡边恒雄称第二次世界大战尚没有成为“历史”，因而要对其进行检证。在历史上英国也曾加害于中国，但中国却没有要求进行赔偿；拿破仑是“战争罪人”，如今却成为历史上的英雄；追究已不在世的人的责任与东洋的道德观，尤其是与日本人的道德观不相符等等。
       但是，当《检证战争责任》（I）的中文版在中国与读者见面时，经由媒介的“把关”和“过滤”，从而导致了一定意义上的“失真”：上述表明编者初衷的一些文字在中文版中被删除了。做如此处理也许是因为对方的“检证”难以令人接受，但如此一来，却形成了一种遮蔽，一般的读者往往会受制于媒介中的“刻板印象”，从而难以准确地把握该书的内容，甚至会做出不同的简单的解读。
       出版在任何社会都有其固定的内涵。出版物中有特定的“秩序”和愿景，它是不同文化赖以对话的使者，也是一个社会对某种观念所给予的认可程度的反映。
       毋庸置疑，该书的出版有助于了解对方真实的思想世界，问题是要设法将其全貌呈现出来，如仍是让其保持犹抱琵半遮面的姿态，人们岂不是要依然被置于亦真亦幻的境界之中。
       在中日建交时围绕战争责任问题的不同解读遗留下了一些历史问题，从求同存异、顾全大局的意义上来讲，当时的决策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问题是这种隐晦的对话和认知方式如今仍没有成为过去。
       人们常为中日之间的隔阂感到不解。隔阂原因之一就是两国间对话方式和媒介存在问题。而且，如果对此没有一个客观的认识，中日之间的相互了解和沟通就必然还有一段漫长的路要走。
       （《检证战争责任——从“九一八”事变到太平洋战争》，日本《读卖新闻》战争责任检证委员会撰稿，新华出版社二○○七年七月版，39.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