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的深圳罗湖火车站，刚刚经历了第一次改建。原来简陋的候车室旁边，盖起了一座两层小楼。楼上是旅客食堂，楼下用来候车。10月8日上午，34岁的朱兆祥早早来到了这里，等待一位44岁的贵客的到来。
11点25分，一路舟车劳顿的钱学森一家、同行的中国留学生和家属走出了站台。接到了钱学森，朱兆祥马上向北京报喜，周恩来总理在第一时间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聂荣臻元帅并叮嘱他：“学森同志是爱国的，要好好对待他，要在政治上关心他，生活上照顾他，安全上保护他!”
到2005年10月，钱学森回国已经整整50年了。50年来，他再也没有踏上美国国土一步，而是为新中国的航天和国防事业呕心沥血，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钱学森说：“我从1935年去美国，1955年回国，在美国待了整整20年。这20年中，前三四年是学习，后十几年是工作，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做准备，为的是日后回到祖国能为人民做点事。”
50年后，已经84岁的朱兆祥对当时的情况还是记忆犹新，“那时我不认识钱先生，我是科协常务委员，作为中国科学院代表，受陈毅元帅委托去接他们，包括家属一共回来了30人。”而在他们之前，已经有一大批留学生排除重重阻拦，回到了祖国。
“我离开美国的前一天晚上，钱先生请我到他家吃饭，并告诉我两件事。”中科院力学所前所长、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学生郑哲敏院士说，“钱先生说，现在新中国刚刚成立，我们研究的问题也不一定能马上用得上，国家需要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另外，他说运筹学对国家会很有用，让我把这个想法带给钱三强，当时他还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回来。”
郑哲敏9月从纽约坐船到了法国，然后又坐船到了瑞士，在瑞士申请到香港的签证。“当时等签证等了很长时间。”三个月后，他拿到了到香港的签证，当即买了一张从瑞士到日本的船票。1954年2月，他趁轮船在香港停留的时候下了船，找香港中国旅行社买了回国的火车票，回到了祖国。
1955年4月，钱三强安排郑哲敏到中科院数学所工作，年底就开始筹备力学所的工作，这个时候，钱学森也回来了。力学所成立后，钱学森成为第一任所长。
比郑哲敏更早回来的，有1950年9月回国的赵忠尧。“他是国民党中央研究院派到加州理工的访问教授，他到美国准备采购一批仪器。后来新中国成立了，他就直接把仪器带回大陆了。”当时和赵忠尧一起从加州理工回国的，还有刚刚毕业的3个博士。其中学物理的罗时均后来在哈军工、西北工大工作，学生物的鲍文奎和沈善炯后来都成为中科院生物学部的院士。同船回来的，还有邓稼先、涂光炽等100多位留美学者。
李政道教授最近透露，赵忠尧1929年在加州理工学院就发现了正电子。后来，同在加州理工学院做研究的安德逊因为观测到宇宙射线中的正电子而获得了诺贝尔奖。归国后，赵忠尧主持建造了中国第一台质子静电加速器，为研制第一颗原子弹提供了必要准备。这台加速器几乎被那时国内所有的核物理学家使用过，极大提升了中国核物理研究的实力。
1956年6月，已任力学研究所所长的钱学森给还在加州理工的郭永怀写信说:“我们现在为力学忙，已经把你的大名向科学院管理处‘挂了号’。自然是到力学研究所来，快来，快来!请兄多带几个人回来！”
中国科学院建立后，曾对侨居国外的科学家作过估算，大约有5000人。到1956年底，近2000名科学家回到祖国。据统计，中国科学院院士的81％、中国工程院院士的54％、“九五”期间国家863计划首席科学家的72％，均为留学回国人员。在中国各个重大工程项目和高科技领域的重大突破中，留学回国人员都做出了重大贡献。
担任钱学森秘书20年的国防科工委高级工程师涂元季将军说，钱老的回国和一般人的回国还不一样，因为他的影响很大。“他不是一名普通研究生，而是一位世界知名的科学家，回国时候他的老师、世界公认的应用力学大师冯·卡门说他已经超过自己了。他的回国在美国造成的影响和一般人远远不一样，一直折腾了5年才放他回来。他所从事的专业又是敏感专业，他还参与了美国国防长远规划的制订。所以不能轻易放回来。”
在1999年表彰的23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中，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墀、周光召、钱学森、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都是先后从国外返回的，只有于敏一人是“土生土长”的科学家。
在被问到为什么回国时，1947年底由英国归国的彭桓武院士说：“你这个问题问得不对，你应该问那些不愿回国的人：你为什么不回国?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需要理由。”
（巴国光摘自《望东方周刊》200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