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月9日，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国家主席胡锦涛亲自为2005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叶笃正和吴孟超两位院士颁发了奖励证书及500万元奖金。
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期间，记者见到了吴孟超院士，比起两年前记者在上海采访时见到的他，明显地多了一些疲惫和苍老，但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依然明亮如昔。
走出南洋，忠孝难两全
1922年，吴孟超出生在福建闽清县的一个村庄，因为家里很穷，父亲漂洋过海，到马来西亚寻求谋生之道。在吴孟超5岁那年，母亲领着他和弟弟也到了马来西亚，与父亲团圆。
吴孟超：我的童年是蛮艰难的。我家在那里搞米粉，就是把米泡了，然后把它磨成浆，浆再压成一个团，放在石臼里打。打这个东西需要力气，我年纪小，父亲就让我站在石杵上当加压的力量。父亲很严厉，如果我做得不认真，他就会骂我。
1936年，吴孟超考上了当地华侨办的光华中学，校名是孙中山先生亲笔所题。所谓“光华”，即“光耀中华”之意。在那里，吴孟超开始接受了爱国思想的熏陶。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爱国的种子开始发芽。
在抗战时期，吴孟超和他的同学把本来用于毕业聚餐的费用省下来，通过华侨领袖陈嘉庚，以“北婆罗洲萨拉瓦国第二省诗巫光华初级中学39届全体毕业生”的名义，寄到延安。
就在毕业典礼即将举行的时候，学校收到了八路军总部以朱德和毛泽东名义发来的感谢电。这让吴孟超和全校师生都激动不已。原本就渴望为抗日战争做出贡献的吴孟超和他的6位同学立即作出了出乎家人意料的决定：回国参加抗日战争。
1940年，18岁的吴孟超和其他6位同伴登上了回国的轮船。
吴孟超：我从北婆罗洲坐船到新加坡，再从新加坡坐船到现在的胡志明市，过去叫西贡。在西贡登陆的时候，要办过境签证。在那里受到一个很大的刺激——法国的海关非要我们摁手印，不准签字。我说我会写中文，也可以写英文，为什么要摁手印?因为只能从那里过境，没办法，所以我们就摁了。对我来讲，这是一个最大的耻辱。
这年8月，吴孟超考进了昆明的同济大学附中。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战火使他们与家中失去联系，经济来源的中断，使其他6位同学不得不放弃了学业，只有吴孟超一人支撑到毕业。
吴孟超：父亲告诉过我，家里穷，只能供你这大儿子念书。我们是穷人，一定要好好学习，才有出息。我记住父亲这句话了。经济来源断掉了，我也要坚持读书。所以我做过卖报人、小学教员、家庭教师等兼职。
抗战胜利后，吴孟超的父亲曾经回到国内，劝说儿子返回马来西亚，但吴孟超对父亲说，抗战胜利了，中国人要扬眉吐气了，我希望能在国内学有所成，报效国家。
令吴孟超没有想到的是，这竟是父子俩的诀别。1956年，吴孟超的父亲患了胆囊结石。由于当地的医疗水平低下，做了两次手术都不成功，最终还是不治身亡。直到20世纪80年代，吴孟超才得到父亲去世的消息。这使他心中的伤痛久久不能平复。
吴孟超：对于父亲，我心里是感到非常遗憾的。父亲患的是胆囊结石，应该是一个简单的手术。假如我在的话，这病肯定可以救过来。我自己是肝胆外科医生，有这个方面的本事，但是不能为我父亲治病。我知道消息的那天哭了一天啊，难过得不得了。忠孝不能两全啊!
吴孟超的母亲无时不在思念着独自回国40多年的儿子，然而直到去世也未能见上儿子一面。为此，吴孟超遗憾至极。
1992年，吴孟超带着妻子回到阔别50多年的马来西亚。在父母的坟前，吴孟超长跪不起。
报效祖国，万里长征第一步
肝脏手术长期被世界医学界认为是手术的禁区。要在血管密布、管道众多的肝脏上动手术，无异于在刀锋上舞蹈。医生些微的不慎都将可能导致病人大出血死亡。世界上第一例肝癌手术是在德国实施的，1888年，一位女病人接受了肝脏切除手术。但在此后的几十年间，手术成功的报道极少。
而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国在肝胆外科研究领域还是一片空白。1956年，一位外国专家来华了解了中国的肝胆外科现状后，曾经预言：中国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至少要二三十年。
这时候的吴孟超在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普外科当医生，在“中国外科之父”裘法祖先生的指点下，他开始关注肝胆外科领域。
1958年，长海医院收治该院有史以来的第一位肝癌患者，医院特别邀请上海的专家主刀。但在手术中，病人肝脏不断出血。两天后，病人因流血过多死亡。
这次手术的助手正是吴孟超。虽然病人家属、院方、医生们都很平静地接受了这个事实，吴孟超却因此沉默了几天。他知道，病人的死亡是因为大出血，而大出血又是肝脏外科的一个薄弱环节——对肝脏解剖的认识不深入所致。
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一个办法——制作肝脏的管道标本。只有把肝脏的各种管道分布弄清楚了，才有可能避免手术中的大出血问题。
当时，长海医院附近有个法医检验所，提供肝脏倒是不成问题。问题是，没有适合的灌注材料。吴孟超的研究小组曾经为灌注材料跑了好些塑料厂，试用了十几种灌注材料，但最终都没有成功。因为注入的塑料凝不住，等肝脏组织腐蚀掉时，标本也就散架了。
有意思的是，一个本来毫不相关的消息，却让吴孟超得到了一个大大的灵感。
1959年2月，在东京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容国团获得中国的首个乒乓球男子单打世界冠军。消息传来，全国一片欢腾，而吴孟超首先的反应却是：做乒乓球的材料赛璐珞，是不是可以用来做肝脏管道标本?
实验成功了。之后，吴孟超的研究小组一鼓作气，又做出了108个肝脏腐蚀标本和60个肝脏固定标本。从大量的观察和资料中，小组提出了“五叶四段”的肝脏解剖理论。专家们经过研究确认：这是中国医生的肝脏解剖新见解，具有重要的临床实用价值，是中国肝脏解剖理论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发明。从那时起，全国所有医院在肝脏解剖学上都采用了这个理论。
而这个理论，也正是吴孟超获得2005年度国家科技大奖的重要原因之一。
赶超世界，站在凳子上手术
1960年3月1日，在第一次肝脏手术失败两年后，长海医院又准备进行第二例肝脏切除手术。
手术由外科主任郑宝琦教授主刀，吴孟超给他当助手。
手术室里气氛紧张，两年前的那场失败令人记忆犹新。
就在手术开始前的最后一刻，突然出现了令所有人都吃惊不已的一幕：郑宝琦将手术刀递给了吴孟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郑宝琦是吴孟超人生转折关头的关键人物。
当年，吴孟超大学毕业时，因为小儿科的成绩最好，学校准备留他在同济医院小儿科做医生，他却“不服从分配”，坚持要做外科大夫。
吴孟超：当时，我就去找主管的教授，结果他对我说了一句很刺激的话：外科没有名额了，你也不看看你自己，身高1.62米，这么矮，这么小，能做外科医生吗?我气坏了，拔腿就走，心想我非做外科给你看看!
不久，华东人民医学院(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的前身)招聘，郑宝琦教授正是外科的考官。
如果没有郑宝琦的慧眼识人，中国就失去了最好的肝胆外科医生。
现在，郑宝琦教授又一次把机会给了吴孟超。尽管周围的人很吃惊，郑教授却对吴孟超十分地信任，这让吴孟超很感动。他终究没有辜负老师的希望，手术成功了。而且，这是中国首例成功的肝脏切除手术。
这一天，距离那位外国专家关于中国要赶上世界肝脏外科水平还得二三十年的预言，仅仅过去了四年。
这一天，成为吴孟超医学生涯的新起点。
在以后的岁月里，吴孟超不断创新、挑战。40多年来，吴孟超成功实施了3000余例肝脏切除术，手术成功率达98.5％。
现在，手术室特地放置了一个小凳子，他每次都站在上面做手术。
书写传奇，出神入化的双手
吴孟超的神，神在手上。
他的手平时写字时颤抖，但惟独上了手术台，操起手术刀，稳准狠俱全，一丝都不抖。他一群已经四五十岁的教授级学生背后开玩笑：“他抖时我们不抖，我们抖时他不抖。”
吴孟超的手长14厘米，不算太大，拇指和食指、中指相向弯曲靠拢，像鹰爪。这是一辈子用力捏手术钳所致。
这双手，还招来了一个日本医学界的摄制组，专门要拍吴孟超的手术过程。摄影师尽心尽力，整整工作了一个上午，一个细节也不放过。最后，他们满意而归。可是，熟悉吴孟超的学生们却不以为然。他们知道，双手的感觉决不是摄影机能记录下来的：“老头子那手感能印到胶片上去？大家都在那个小窟窿里做手术，但其中奥妙并不相同，不要说日本人，我们至今也不知道他那手伸进去是如何感觉！”
两年前，记者就曾目睹了吴孟超做手术的过程，他将双手伸进病患的腹中，抬着头，凭着手感就准确地找到手术部位。这种出神入化的手感，那真的是“魔鬼”才能有的。
而吴孟超自己却说，他们说得太夸张了，我这双手呀，就是小时候跟父亲去橡胶园割胶练出来的。
回忆自己从事肝胆外科的一生，吴孟超最感激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前面提到的郑宝琦教授，另一位是他的老师裘法祖先生。
吴孟超说，从裘法祖身上，除了学习精湛的医术，更重要的是学会了做人。裘法祖有几句话，不仅他一生都没有忘，还要他的学生也永远记住，这就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三餐温饱，四大皆空。
吴孟超告诉学生，这都是你们做医生、做人的基本素质，一定要记住，对病人要负责任，做任何事情都要负责任。
也许，这也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吴孟超在耄耋之年依然没有放下手术刀吧。
（庄雨摘自《百年潮》2006年第3期，本刊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