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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忆中，一岁那年，父亲请了两个挑夫，挑着我和姐姐，还有家中简单的行李，离开依临长江的古城黄州，来到大别山腹地名叫石头嘴的小镇。60年代初期一家人离开石头嘴，顺西河流水而下，来到一个叫贺家桥的小镇。
       有近十年的时间，每到冬天，我们这些孩子就到居所后面的山坡上，用竹筢扒那从松树上落下来的针叶。有一年冬天，山里下过雪，紧接着雪又融化了。家里的几个孩子扛着竹筢和竹篓上山不久，就从茅草丛中扒出一只圆滚滚湿漉漉的草球。草球的模样很奇怪，大家围在一起，用棍子拨开裹在上面的乱草，才发现里面躲着一只刺猬。一阵惊呼过后，我们连松毛也不扒了，用那竹篓装回刺猬，在门口的竹林旁挖了一座土洞，将刺猬放进去。随后大家就开始争论应该给刺猬准备哪些食物。直到如今，我也不晓得刺猬是食草动物，还是食肉动物。那时候，我们也是按照各自的想法，有人用弹弓打来麻雀，有人钻进茂密的荆棘丛中采摘一种名叫刺梨儿的野果，放进土洞里任由刺猬自己进食。哪曾料到，刺猬不领我们的美意，只隔一夜，迫不及待等来天亮，爬起来一看，用石块垒得十分严实的洞门完好无损，洞口的新鲜黄土上有一串细小的脚印，而刺猬已经不见了。我们无论如何也想不通，刺猬是如何逃走的。最有可能的是，小刺猬能够像人一样，将垒得严严实实的洞门拆卸开来，脱身之后重新将其复原。这个念头让我们立刻想到了在乡村无一日不在流传的鬼怪妖精的故事。
       那时候，没有一个孩子能够充分预见，也许是哪个大人蓄意放走了小刺猬，同时又童心未泯，将洞门复又垒好，引出孩子们的加倍好奇。我们没有如这个隐藏在暗处的大人所愿，在这件事情上久久追究下去。山间的小动物很多，新出现的野趣足够娱乐每一颗童心。大人们想必也将灵光闪现般的童趣深埋在繁重的乡村生活中，连自己都不记得了。剩下来的这一串留在心中的刺猬脚印，经年累月，变得比在城市里所见到的各种人的痕迹还清晰。每一次，只要想起来，就会在心中感慨，这乡土的小小自由哟！乡土的自由从来就大不了，乡土也不想有太大的自由，太大的自由对乡土来说毫无用处，如同这只小小的刺猬，能在一堆新鲜的土壤上留下一行不再受人干扰的脚印，就是一种莫大的满足。乡土的山水无法自由地搬迁，乡土的气韵不可能与都市同在，如果说，真实的乡土就如那只刺猬，别将它关在土洞里就行了。
       那一年冬天雪特别多。春天来得晚不说，被称作倒春寒的日子，也过得没完没了。冷几天又热几天，好不容易盼来春天，大家便上山去采细米蒿，拿回来做蒿子粑吃。我们往山顶上爬，一只硕大的野兔从麻骨石岸上的草丛中蹿出来，跑到可望而不可即的距离处就不跑了。在乡村传说中，兔子也会占山为王，一面山坡上只会有一只兔子，如果有第二只，一定是临时过路。我们早就晓得后山上有这样一只当了山大王的野兔，下雪的时候，曾经专门上山寻找过它。地理上属于南方的大别山区，再大的雪也不会将一面山铺得如同一床棉絮。那是我们最盼望的。
       之前，后山上的野兔，只要一被我们发现，便一溜烟地翻过山脊，聪明地绕上老大一个弯，这才悄无声息地回到自己的属地。春天这只野兔一反常态的样子，很容易让人想起，传说中的女妖精，就是这样一程接一程地为追捕它的猎人设下圈套。大孩子们还在揣测野兔的心机，小一点的弟弟妹妹，不管这一套，只顾往麻骨石岸上爬。在野兔的藏身处，长着大片鲜嫩的细米蒿。就这样，我们发现了一只极为可爱的小野兔。或是双手捧着、或是撩起衣襟兜着小野兔的当然是女孩子们。她们将它抱回家，将那只曾经装过刺猬的竹篓倒过来罩住小野兔，然后上自己家的菜园，抠出一把刚刚长出第三片叶子的苋菜，撒在小野兔的鼻子前面。没想到仍然是枉费心机，甚至更惨。傍晚时，一家人在外屋吃饭，掇起饭碗之前，小野兔还活着。孩子当中动作快的先放下碗筷，一到里屋，便惊叫，小野兔死了。
       小野兔没有吃一口我们为它准备的最多才三片叶子的苋菜就死了。没有人相信，小野兔就这样死去，都以为它是装死，等到没有人时就会重新活过来，女孩子用自己攒下来的花布头为小野兔铺了一张小床，让它独自睡在上面。
       过了一夜，孩子们全都醒过来了，小野兔不仅不醒，那副软软的身子变硬了，侧躺在花布头铺成的小床上，很薄很薄的野兔僵尸，唯有那只仍然闪亮的眼睛，仿佛是在照耀有阳光的窗口。在我们长大成人后，在一次难得的团聚日子，不晓得如何说到这件事的，我忍不住问大家是否记得小野兔当时的模样。出乎意料，大部分人都同我一样，刻骨铭心地记着当时的情景。那些不记得的，马上被我们认定为，当时一定是背对着窗口。当年居所中睡房的窗户正朝着远处山坳，刚出山的太阳总是将它塞得满满的。被拎起来的野兔僵尸实在是太薄了，很浓很浓的阳光很轻松地穿透过来，将小野兔身体内的肠肚心肺和骨骼隐隐约约地投影在我们眼前。
       多年之后，儿子长到我当孩子时那么大，有一次，我带他去爬大别山主峰，因为汽车出了故障，上到天堂寨的山腰时天就黑了。在汽车的前大灯照射下，一只果子狸趴在山间公路上不敢动弹。儿子连忙下车将果子狸抓起来，又从汽车的后备箱中拿出一只纸箱，将其关起来。在山上的几天，一群孩子天天趴在纸箱旁，逗那果子狸。临下山时，他们却一致决定，将这只果子狸放归大自然。我无意在同为孩子的两代人之间，以文明的名义作比较。童年的乡土，只要有所决定必然都是天赐。
       （李大勇摘自《今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