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晚，伯克利的夜空辉映两颗“中国星”
美国加州的太阳，收敛起它最后的明媚和热量，暮色牵来的灯火，将伯克利校园中心礼堂映照得一派辉煌。这座有高高穹顶、厚重外墙的欧式古典建筑里，笑语阵阵，人影憧憧——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2005年度“杰出校友奖”颁奖仪式，9月24日晚以冷餐会的形式开场。
这所全美“顶级牛校”创办于1868年，130多年来出现过许多闻名遐迩的人物，就在教学楼的走廊里，18位诺贝尔奖获奖者的巨幅照片，有如一座座学术山峰，召唤、催动着往来学子的步履，也让每一个走出它天蓝色拱形校门的毕业生，承载一份光荣，怀揣一份梦想。
早在1974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就设立了“杰出校友奖”，用以鼓励那些在科研、人文、商业等领域取得重大成就、推动了社会发展的人。迄今虽然已是第31届，但受奖者不过区区数十人，在人才济济的伯克利，相对于每年3万名在校学生、500名博士毕业生的数字比率，依然像宝塔尖上的舞者。
伯克利校长走上台来宣布：授予在计算机科学领域做出卓越贡献的Bill Joy以“终身成就奖”；授予回到中国创业、在多媒体芯片领域取得重大成绩的邓中翰和张辉以“青年领导者奖”。
现场大屏幕开始播放邓和张的资料片：头戴博士帽与导师在伯克利校园留影；邓在亚洲博鳌论坛上与美国前总统老布什握手相见；张陪同中国的吴邦国委员长植树造林……音乐声止，屏幕定格于旧金山海湾苍穹下，邓和张携手并肩。
就在这两位门生的“大照”前，满头银发的电子工程专家Jan Rabaey教授向与会的100多位来宾介绍说：“我在不同时期签署了这两位中国留学生的博士论文，他们在伯克利学习时就是非常优秀的学生。邓不仅是电子工程学博士，还是物理学硕士、经济管理学硕士，他从伯克利拿到了三个学位。他们的团队在中国多媒体芯片的研发中取得成功，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中国的国家主席亲手为他们颁奖。他们将伯克利的开创精神带到世界其他地方，对中国做出了贡献。”
掌声中，两位英气勃勃的黑发青年登上领奖台，将获奖证书执于胸前，伯克利的金色校徽从证书上溢出光彩。
现场嘉宾们纷纷同获奖者握手、致贺，黑发黄皮肤的华人学者更是兴奋异常，因为这是大陆学人第一次获此殊荣。
留学创纪录
1992年，邓中翰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系，来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物理学硕士学位。这座著名学府拥有雄厚的师资队伍，我国公众所熟知的数学家陈省身教授、物理学家吴健雄教授等都在伯克利学习和工作过。
“在伯克利，想平凡，是困难的”——名师名校内蕴的那种激励力量，邓中翰充分领会了。除此还有一个信念支撑着他：自己是中国人，绝不能比美国人学习差。尽管比起那些在本乡本土读书、本科硕士按部就班地攻读物理学的美国同学，他的困难要多出几倍。
正因此，他废寝忘食，勤奋刻苦，每次考试，都成绩突出。
他从来就不是书呆子式的“死读书”，早在中国科技大学读本科时，他就旁听物理系的课程，然后用量子力学的理论解释地质问题。在老师的启发帮助下，论文竟在学术权威杂志《科学通报》上发表了，还获得了共青团中央及中国科协颁发的“全国大学生科技竞赛挑战杯奖”。
到美国以后，邓中翰寒暑假也去一些大公司打工，学校毗邻硅谷的特定条件，将他的视野不断拓展延伸。
硅谷就像一个现代神话，这个原本一片苹果园的狭长地带，仿佛一夜之间就呼啦啦冒出几千家高科技公司，进而成为全世界的计算机信息产业基地。邓中翰被知识经济的奇迹深深地吸引了：轻点鼠标键盘，你就能同整个世界相连。他对计算机技术生发出浓厚兴趣，并因此产生一个大胆的想法：不再遵循物理学硕士——物理学博士按部就班、顺理成章的学业轨迹和升学秩序，转到电子工程系读博士。
他将自己的想法向学校提出，并申请投师超导电子专家Theodore Van Duzer和低功耗电路设计专家Jan Rabaey两位教授门下研习学业。然而教授对邓中翰的想法不以为然，因为从基础知识结构来说，物理系转到电子工程系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要跨越“理”和“工”的边界，两个学科具有不同的属性，对人才的素质要求也不相同。但是在邓中翰执著的努力、解释下，导师最后同意“试试看”。邓中翰再次发奋苦读，克服了难以想像的困难，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基础知识的“补课”和“再造”，顺利地通过了相关专业考试，并以在本科期间训练的独立设计和实验课题能力，赢得了导师的赞赏。
当电子工程学博士学业刚刚步入正轨时，他又做出一个令人惊讶的决定：同时攻读商学院的经济管理学硕士学位。
当他向田长霖校长提出请求时，这位曾以1年8个月时间攻下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26岁摘取伯克利大学“杰出教授奖”的著名华裔校长先发质疑：“同时攻读物理学硕士和电子工程学博士已经很不容易，你真有精力再去学经济学？”
“您给我一个机会，我会为伯克利创造一个奇迹。”得到肯定的回答后，田长霖校长立即鼓励支持这位高个子青年：“有志气！如果你真能同时读下三个学位，的确是件非常了不起的事。但有一天你能把所学的知识转变成财富，为中国的发展创造出一个奇迹，才是我最希望看到的。”
在此后的日子里，邓中翰忙碌地奔走于伯克利各院系之间，远离休闲娱乐，更远离他中学时代的兴趣爱好：摄影、围棋、吉他、油画。他认为“控制时间”是自己的能力之一：“晚上11点从博士办公室回来，躺在床上看经济学书籍，还要准备后面的研究生课程，每天都学到凌晨两三点钟。早晨七点起床就赶着往学校跑，还要去硅谷工作，非常忙碌。我在中国科技大学读书时，跟随黄培华老师做科研，学会了把握做事情的节奏和对时间的控制。”
有人曾发问：“你成功的秘诀是什么？”邓中翰说：“是专注，很专注地去做好每一件事。”
在伯克利求学的五年里，他先后发表过25篇学术论文，并荣获威尔逊博士研究奖和楞茨纪念奖。
1997年，29岁的邓中翰，成为伯克利130年历史上第一位拿到物理学硕士、电子工程学博士和经济管理学硕士三个横跨理、工、商学科的毕业生。他为伯克利同时也为中国海外留学生创造了一项纪录。
用中国心打造“中国芯”
1997年，邓中翰毕业后成为IBM公司的高级研究员，负责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设计研究，在此期间有多项发明专利，并获“IBM发明创造奖”。一年后，他离开IBM回到硅谷，运用硅谷著名的风险投资基金，创建了集成电路公司PIXIM，股票上市后市值很快达到1.5亿美元。
邓中翰、张辉、杨晓东和邓中翰的中学好友、从加拿大飞来的金兆玮应邀回国参加国庆50周年阅兵典礼，与李岚清副总理见面并座谈。阅兵观礼的下午，秋阳艳丽，邓中翰提议，“我们去八达岭长城！”
这是浙江人张辉和十几岁就到美国、“中国话都说不利索”的杨晓东第一次登临万里长城，张辉说：“真的有一种几千年文化的震撼，很兴奋！”四个人穿上印有“我登上了长城”字样的纪念衫，在烽火台旁振臂高呼，一张“长城四好汉”的合影后来成为中星微电子公司的“经典”。
在蜿蜒的长城坡道上，这几位万里游子讨论起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有人说秦始皇统一度量标准真是一大贡献，不然古代的工程就无法推广，不推广就没有社会效益；有人说中国真大，日本国真小，现在理解外国朋友为什么羡慕我们“做事没有上限”……说来说去就说到“多媒体芯片”和即将成立的中星微电子公司。
他们的举动也被一些人不理解，在美国，事业上已达到一定高度，生活舒适优裕，却选择回国，“年轻气盛，一冲之兴”是某些人的评语。
张辉则认为这是他们以学术敏感“谋定”的结果：全球电子信息市场，美国攻占了通用电脑芯片领域，韩国攻占了存储器芯片领域，如果步其后尘，即使急起直追，也无法在国际市场上与他们“头对头、硬碰硬”地竞争。只有数字多媒体芯片领域尚处于“群雄混战”的局面，有发展空间，可以成为突破口。
“选择这样的战略定位，从技术路线讲我们几个都搞这方面的课题研究，掌握核心技术，可以将其变成领先产品。从市场前景看，中国的个人电子消费大于美国，数码相机、手机图像、高清晰度电视、电脑网络视频音频都离不开这项技术。”
“因为看准了，才痛下决心回国！”而此时，金兆玮已在加拿大定居；杨晓东也在硅谷干得很精彩；张辉则在著名的朗讯实验室工作……抛开这一切，在北四环外一间没有暖气、没有空调的仓库中开始攻关，咽喉嗓子不适，两手冻得红肿，最困难的还是人才的缺乏，生产工艺也只能放在境外进行。
2001年3月11日晚，经过17个月的艰苦奋斗，第一枚百万门级超大规模数码图像处理芯片“星光一号”，在实验设备上清晰地显现出数据、图像时，整个实验室沸腾了：“成功啦！”大家举起茶杯、水杯、一次性纸杯、矿泉水瓶子互致祝贺：“干杯！”——这一经典时刻，被刻录在那些初创者的“心”片上。
很快，媒体纷纷报道：中国结束“无芯”历史；中星微电子开发出第一块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世界领先的多媒体芯片……
两个月后，“星光一号”被三星、飞利浦等国际知名品牌采用；九个月后，“星光一号”通过微软WINDOWS XP的WHQL认证，其国际领先地位毋庸置疑。
截至到今天，“星光中国”第一代至第五代多媒体芯片，在国际市场的销售量累计已超过3000万枚，覆盖了16个国家和地区，2005年销售量将占计算机图像输入芯片全球市场的60%。中星微电子公司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图像芯片提供商。此外，它还与微软（中国）有限公司组建了“微软-中星微多媒体技术中心”，与国际行业巨头携手并肩。
2005年3月28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国家科技进步奖颁奖大会即将召开，深色西服扎一条红色领带，邓中翰走上台去，从胡锦涛主席手中领取一等奖。
就在这时，他嘱咐秘书用手机短信的形式向公司同事们转告：“今天的成绩是大家努力的结果，我上台替大家领奖。”
“在荣誉面前，他心里首先想着团队。”那一天，收到这条短信的公关总监沈蓓说，“邓博士为人低调、谦虚，他把团队看得很重。”
音乐声起，邓中翰深吸了一口气，大步向颁奖台走去。
（邓飞摘自2005年10月31日《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