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独身到爱情
巴金很少谈到自己早年的感情生活，的确如此，写过一个个浪漫、哀怨的爱情故事的巴金，许多年里，他一直过着颠簸漂泊的独身生活，对婚姻敬而远之。三十年代初，他和另外两个朋友因坚持不谈恋爱，甚至曾被大家戏称为“独身三人党”。一直到1944年，40岁的巴金，才与恋爱八年的萧珊结婚，开始幸福、稳定、温馨的家庭生活。在当时的中国，这无疑是少有的情况。
巴金第一次收到读者萧珊（原名陈蕴珍）的信是在1935年。通信一年后，同在一座城市的两个人相约见面。巴金的爱情由此开始。虽然不能绝对地将巴金发生的变化，归于一个人的出现。但至少可以说，正是萧珊的出现，影响着巴金的性情，最终改变了他的生活方式。写过《爱情三部曲》，写过一个个浪漫的爱情故事，巴金自己的爱情和婚姻却如潺潺溪流一般在我们面前呈现。没有悬念，没有秘密，听不到添油加醋的风言风语，更看不到大起大落的波澜。他的爱情，不绚丽，不夸张，但他却以朴实、诚挚为自己找到了幸福、温暖、安稳的家。
生活因萧珊的出现而开始改变。2003年4月，我在上海寻访巴金足迹。一天上午，从四川北路步行，一直走到南京路，终于找到新雅粤菜馆。1936年，巴金与萧珊就是在这里第一次见面。饭店已经改建，但在新雅编印的画册中，老照片还是让我们看到了巴金与萧珊当年走进的那个新雅。
真正重要的一张老照片，则由巴金自己保留下来了。这可能是萧珊1936年8月特意为巴金拍摄的。在与巴金相约见面时，她怕巴金不认识她，特意先给巴金寄来，并在照片后面写上这样一句话：“给——我敬爱的先生留个纪念。阿雯一九三六，八。”照片上的萧珊清纯淡雅，穿着白色短袖上衣和黑色长裙，头上斜顶白色宽沿凉帽，右手还轻轻把帽沿往下拉。装束和姿势，显然萧珊经过了精心打扮。
在通信一年之后，巴金与萧珊见面了:
那天上午，巴金先到了新雅，他在二楼选了对着楼梯口的厢房，加了茶，过了一会儿，照片上的那个有着一双明亮眼睛，梳着童花头的女学生出现了。她一眼认出了巴金，快活地笑着，好像见到了熟人似的走了过去：“李先生，你好早啊！”
一次重要的见面，从此之后，巴金的生活里多了一个身影。1940年，巴金和三哥住在上海，进行《秋》的创作。在此期间，萧珊频繁的来信，使巴金感到体贴与温馨。他在《秋》的序言中写道：“在我的郁闷和痛苦中，正是友情洗去了这本小说的阴郁的颜色。”他特别提出要感谢的四个人中有一个是“在昆明的L.P”，“L.P”正是萧珊小名“长春”的世界语缩写。
相识相爱历时八年，巴金与萧珊终于在1944年5月8日旅行结婚从桂林来到这里。
我们结婚那天的晚上，在镇上小饭馆里要了一份清炖鸡和两样小菜，我们两个在黯淡的灯光下从容地夹菜、碰杯，吃完晚饭，散着步回到宾馆。宾馆里，我们在一盏清油灯的微光下谈着过去的事情和未来的日子……我们谈着，谈着，感到宁静的幸福。(《怀念萧珊》)
当年，满怀激情和热望，年轻的巴金走出了大家庭。如今，在滚爬摔打将近二十年后，他才有了自己的家。一个充满温馨的家，伴随他走向未来。
情书与家书
巴金的情书和家书远不像沈从文那样写得文采飞扬，更不像徐志摩的情书那样浪漫、夸张。他写得很朴实，大多篇幅是在叙述见闻或交代事情。
1952年，巴金被安排前去朝鲜战场深入生活，行前在北京等待出发。这段时间，巴金写给萧珊的信，有了更多的倾诉。谨摘录如下：
我很想念你们，尤其想念你。每次分别心里总充满着怀念。无论到什么地方，我总会记着你。（1952年2月12日）
在这方面我的确有点毛病，看见玩具，又想到孩子，没法跟他们见面，买了玩具就仿佛见到他们的笑容似的，这种父亲的心的确可笑，以后当改掉。（1952年2月14日）
珍，的确，我多么想见你，想跟你单独在一起谈四五个钟头。我知道没有人像你那样地关心我，也没有人像我这样地关心你。……我的确想家，我真不愿意离开“家”，离开你们。我一生一直在跟我自己战斗。我是一个最大的温情主义者，我对什么地方都留恋。（1952年2月18日）
1955年巴金从汉口乘火车前往广州，火车在3月28日早上路过坪石。1938年他和萧珊一起从广州到柳州、桂林流亡时，曾路过这里。旧地匆匆掠过，巴金却难忘当年与萧珊在一起的情景，当即在列车上给萧珊写信：
今晨过坪石，重经十七年的旧路，风景如昨，我的心情也未改变。十七年前的旅行犹在眼前。“银盏坳……”你还记得吗？炸弹坑早已填满，现在是一片和平建设的景象了。据说我们在广州住爱群，又是那个老地方。这一路上都有你，也有你的脚迹。昨晚在车上我又梦见你了，朋友，那是十几年前的你啊！在梦中我几乎失掉了你，醒来心跳得厉害，但是听见同伴的鼾声，想到你早已属我，我又安心地睡去了。愿你不要做噩梦。
比较而言，萧珊写给巴金的信则要更加热烈、浪漫。这里也摘引几段如下：
好久你可以回家？多么想听听你的声音，像往日一样，在你声音中睡着。太远了，我无法想像你的生活。（1950年11月27日晚）
昨天我在家里等了一天，汝龙没有来平明。一天我若有所失。今天早晨汝龙来电话，说昨天因为车上没有睡好，在家里睡了一天。我没有等他来我这里，我去了平明，我急得很，我赶着去看他，因为他来自你的地方，看见他我似乎看见你的影子。我听见他说了你曾经自语：“所以我迟结婚，一有了家，人就有所牵挂。”你不知道我多么感动，如果不是因为人多，也许我就会哭出来。（1952年2月23日）
你能留北京至月底，很好，至少我们离得近一点，离开北京后，你会不会没有时间给我写信呢，我真怕没有你的信的日子。没有你的信，我怎能想像你的生活？你不知道有时候我多么的需要你，我多渴望你能更爱我一点，我好像还是一个没有长大的小女孩子。（1952年2月15日）
1953年，巴金第二次赴朝采访，这一次是他自己主动要求前往的。7月29日萧珊在信中特意附上一笔：“八月一日开始我译《初恋》了。”8月20日晚，在另一封信中，萧珊说：“我现在开始译《初恋》，我觉得我好像只为你一个人在搞这工作。偶尔我想到一两得意之句，我就默默地望着你，希望得到你的嘉许，如去年冬天一块儿工作时一样。”可以理解，萧珊是在以当年初识巴金时的表达爱情的方式，来安慰远在炮火中的爱人，给他以温暖，以信心。
心中的痛梦里的爱
上海是巴金一生中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上海的家在武康路，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至去世，他一直在这里居住。
“文革”中，萧珊被罚扫街。巴金写道：“她怕人看见，每天大清早起来，拿着扫帚出门，扫得精疲力竭，才回到家里，关上大门，吐了一口气。但有时她还碰到上学去的小孩，对她叫骂‘巴金的臭婆娘’。我偶尔看见她拿着扫帚回来，不敢正眼看她，我感到负罪的心情，这是对她的一个致命的打击。”
惊恐、忧虑、劳累，损坏了萧珊的健康。她患了肠癌没能得到及时检查、治疗，身体一天天消瘦，为了不让巴金担心，从不哼一声，也不诉说疾病的痛苦。
当萧珊患病时，巴金正在位于上海奉贤县的文艺界“五七干校”里劳动。直到1972年7月底，萧珊才好不容易住进中山医院病房，癌细胞已经扩散，在不得不立即开刀进手术室以前，她生平第一次对巴金说：“看来，我们要分别了……”
萧珊开刀后仅仅活了五天。
1972年8月13日，萧珊走了。巴金的爱情走了。
巴金在“文革”期间的照片很少，但留下了一张对他个人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纪念意义的照片。这是他在为萧珊送别之时拍摄的。他臂戴着黑纱，双手叉腰，低着头，脸上悲痛欲绝。他在为自己失去了感情中最美丽、生活最重要的东西而哭泣。
萧珊走了。回到家里的巴金，从此，只有怀着对妻子的思念，从武康路那个大门孤独地走出走进。在他的卧室里，萧珊的骨灰盒一直陪伴着他。
晚年巴金，梦中不断见到萧珊，成为感情交流和思念的场景。类似的情形，可以说一直伴随着病中的巴金。
“昨夜梦见萧珊，她拉住我的手，说：‘你怎么成了这个样子？’我安慰她：‘我不要紧。’她哭起来。我心里难过，就醒了。”
病床上的巴金，继续做着他的梦。也许清醒，也许懵懂。生者与死者在这样的虚与实的场景中对话。
梦中，巴金又回到了他在武康路的家：
她离开我十二年了。十二年，多么长的日日夜夜！每次我回到家门口，眼前就出现一张笑脸，一个亲切的声音向我迎来，可是走进院子，却只见一些高高矮矮的没有花的绿树。上了台阶，我环顾四周，她最后一次离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她穿得整整齐齐，有些急躁，有点伤感，又似乎充满希望，走到门口还回头张望……仿佛车子才开走不久，大门刚刚关上。不，她不是从这两扇绿色大铁门出去的。以前门铃也没有这样悦耳的声音。十二年前更不会有开门进来的挎书包的小姑娘……为什么偏偏她的身影不能在这里再现？为什么不让她看见活泼可爱的小端端？
写下这个梦是在1984年。自那之后，又过去了几十年，巴金又做过多少梦，只有他知道。恐惧也好，忧虑也好，怀念也好，沉思也好，都装在心里，然后，走进梦中。
巴金的《怀念萧珊》的第四部分最末段之前，在修改时删去了这样一段：“人死犹如灯灭。我不相信有鬼。但是，我又多么希望有一个鬼的世界，倘使真有鬼的世界，那么我同萧珊见面的日子就不太远了。”文字虽然删去，但这却是巴金内心最真切的情感，是不可多见的一种表述。萧珊永远没有离开巴金。至少，在梦中，他们仍在一起。
现在，巴金走向了她。他们将在另一个世界重逢。
（姜勇杰摘自2005年10月20—21日《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