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二○○七年八月十五日，国家广电总局叫停了重庆电视台的选秀节目“第一次心动”。八月二十三日，又叫停“美莱美丽新约”等整容、变性类选秀节目。现在回望这两次叫停，正是山雨来前之满楼风。因为在九月二十日，国家广电总局接着打出一记重拳，对选秀节目的播出时间、环节与内容设计、主持人及评委的选择与言行、投票方式等方面做出详细管理措施。其中那些由“不”字串联的规定格外醒目：“各省级、副省级电视台上星频道举办、播出群众参与的选拔类活动原则上每年不超过一项，每项活动播出时间不超过两个月，播出场次不超过十场，每场播出时间不超过九十分钟。……不得在十九点三十分至二十二点三十分时段播出。……后续巡演等各类活动，不得在各级电视台上星频道播出。……不得采用手机投票、电话投票、网络投票等任何场外投票方式。” 这对那些动辄就赛上半年、每期直播超过四小时、以场外投票方式召唤观众参与的选秀节目而言，可谓是一次致命打击。在秋意正浓的时节，这些规定的字里行间携带着一股秋风扫落叶般的气势。
       选秀节目在中国的火爆及终结都是如此出人意料，以至于我们难以向它轻松地道一声再见。它是中国电视将国外娱乐节目本土化中值得瞩目的大事件；同时也证明中国娱乐节目的同质化速度达到又一次巅峰，当然也暴露了娱乐工业化时代中国电视人创造力的集体化贫困。它点燃且过度透支了中国观众的娱乐热情，将一种娱乐方式发展为声势浩大的全民运动；它肩扛娱乐的大旗，面带魅惑的讪笑，却意外创造了“文化民主”的神话……它像一颗炸弹，在娱乐文化的地界炸出了一个深坑，而随之腾起的硝烟，又弥漫了整个中国。它又像一支急行军，吹着“PK～PK～”的号角，在“粉丝”昂贵的忠诚中风光而匆忙地开拔，却忘记带上一张地图，终究迷失了方向。因为迷失，它无知无畏地迈出“大跃进”的步伐；因为“大跃进”，它又注定踏上迷途。一哄而上，继而戛然而止——这正是中国式选秀的悲哀。
       如果说中国式选秀留下了什么遗产，那就是“PK”——大红大紫的选秀节目，命名了一个“全民PK时代”。虽然按照前述限定性规定，令人叹为观止的全民PK景观将不复存在。然而PK作为中国式选秀最显著的标志，作为近几年来社会的关键词之一，必将铭刻在观众的集体记忆里。而探究PK所指的一再蜕变与延伸，观察社会对这一遗产的接受，也有助于我们管窥一个时代的特质。
       PK原是Player kill（电玩术语）或Penalty kick（足球术语）的首字母缩写词。自二○○四年“超级女声”获得实验性成功，并引领了其后三年的选秀风潮之后，PK作为选秀术语一时家喻户晓。这是PK所指的第一次蜕变。二○○六年及二○○七年，娱乐资本大规模涌入选秀经济，选秀节目的数量也像瘟疫般爆发。从中央台到地方台，各种选秀节目在娱乐的大旗下争奇斗妍，召唤着全国观众的参与热情，持续扩大着影响的广度与深度，也改写了娱乐在中国的传统形象。在这些形形色色的选秀中，PK总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大多数情况下，在每场比赛的末段，将通过投票方式从两位选手中淘汰一位，这个过程即PK。PK的结果作为一种预置的悬念贯穿整场比赛，无论前面比赛程序设计得如何精彩，参赛选手的发挥多么淋漓尽致，最终的PK才是比赛真正的沸点。选秀节目在PK中走向高潮，走向结束，更走向一个新的开始，因此可说PK之与选秀有如生产力。几年的选秀看下来，PK的投票方式经历了简单到复杂又重回简单的历程，而PK环节消耗的时间也一再被刻意延长。这种策划目的很明确：一是获取最大化的经济收入；二是让“粉丝”与观众们的激情蓄积得更充分，继而爆发得更强烈。当然这两个目的，是相互关连的。
       PK对注意力的强烈吸引，更吸引了娱乐资本更大的注意力。在注意力经济的怂恿下，PK台开始膨胀，两人对决变成了多方混战，于是PK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比赛环节，而是演变为所有混战参与者所标榜的战斗精神。这是PK所指的第二次蜕变。这一混战的队伍里最为欢天喜地的是疯狂的“粉丝”与异变的电视评委。前者为偶像的生存而战。他们用不惜一切代价的惊人力量通过短信、网络、电话等方式投票，甚至为此倾家荡产。尤其在赛博空间中，将每一个渺小的声音凝聚为滔天巨浪，既为偶像极尽吹捧之能事，也与各种“异端邪说”展开殊死搏斗。后者则为自身与节目的人气而战，节目前后的争宠、爆料与骂战，形成了评委间独特的PK环节。他们尤其擅长一种过度修辞化、表演性的评论方式，轻易将严肃的点评瓦解为另类的表演。威信、风格，一切与传统评委有关的有深度的、统合性的特征，都被赋予了符号化使命，洗刷着观众对电视评委的传统想象，也冲击着电视评论体系。
       作为生产者的媒体也展开了疯狂PK。湖南卫视的“快乐男声”、东方卫视的“加油！好男儿！”和“我型我秀”、北京电视台的“红楼梦中人”、江苏卫视的“绝对唱响”等，为观众贡献了一场场挑战观众审美疲劳的周末黄金时间收视大赛。在同一个媒体大环境中，这些同质化的选秀节目做出各种噱头吸引眼球，力争使自己看上去很美。观众人数有限，“粉丝”精力与财力有限，节目时间选择有限……总之选秀经济的蛋糕有限，因而媒体间的PK为生存而战，这个战场不见硝烟，却充满血腥。
       同时，肩扛公共知识分子责任的文化批评者们，必须抱着自我牺牲的精神发出自己的声音。因为在观众被选秀节目撩拨得极为兴奋之时，每个与选秀有关的话题都极可能是一个PK牌炸药包，在虔诚的选秀信徒中炸响——而那恰好是一个勒庞笔下《乌合之众》（冯克利译，广西师大出版社二○○七年版）中不善推理却急于采取行动的气势汹汹的庞大人群。文化批评者们自然不是注意力经济的门徒，然而其批评言论中的每一个标点，都有可能被娱乐资本转化为PK精神的营养。在这个空前的娱乐盛世，想跳出娱乐之外是一种奢望。
       其间似乎到处都在收获：选手敲开了娱乐圈的大门，“粉丝”潇洒地挥霍了一把金子般珍贵的青春，评委、媒体名扬四海、日进斗金，文化批评者尽到了为社会擦镜子的责任，文化产业获取了令人欣喜的经济增长点……然而PK混战的局面恰恰说明中国式选秀正在疯狂中陷入危难。它鼓励着一种斗争状态，却用亢奋掩盖背后的不公，用激烈模糊比赛的意义，用一切朝气蓬勃的视觉化幻象隐藏精神的极度萎靡。为胜利而PK逐渐变成了为私利而PK，为PK而PK。这即是PK所指的第三次蜕变——一种认知模式。
       有人说PK现已成为继 Yes、No、Bye-bye、OK之后中国人最喜欢使用的“第五个英语热门单词”。然而，我们至今还在原初的含义上使用Yes、No、Bye-bye、OK，对PK的使用却颇具创造性。翻开报刊、打开电视，“A PK B”的语法已经不再新鲜。各种媒体冒着词不达意的风险在一切尽可能的领域使用PK：“法学家PK法官”、“利益PK责任”、“官员与专家同台演讲PK观点”、“买房PK炒股”、“加息PK升值”、“钢琴大师PK钢琴王子”、“侦探小说PK武侠小说”、“汉服PK唐装”、“圣诞餐PK年夜饭”、“新书销量PK：易中天领先王朔”……娱乐化的PK代替了中规中矩的汉语“挑战”、“决战”、“竞争”、“博弈”、“比较”、“讨论”、“选择”、“交流”、“纠偏”等，有时甚至置换了连词“与”。PK成为大众媒体所建构的标题化社会的当红宠儿。
       注意力经济大行其道，目力所及的一切事物都带有邀宠的嫌疑，从选秀中羽化的PK，成为媒体在这个娱乐黄金时代里邀宠的工具，似乎也是一种宿命。法学家与法官、官员与专家、利益与责任、买房与炒股等等之间真的是在进行你死我活的PK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然而在到处是方块汉字的版面上，突现两个简洁的英文字母，的确抓人眼球。更何况这两个字母是时下新鲜流行的用语，充满了时尚感与活力。“热门单词”如此有利于传播影响力的实现，因而PK在媒体社会里轻松获得了生存通行证。凡是出现PK字眼的地方，似乎都沾惹了选秀的表演性与娱乐性，将当事人草根化或者去严肃化。虚拟的PK情境，令一切变得亲近和惹眼起来，伺机提升着阅视率和点击率，为媒体创造着经济收益。在这里，媒体放弃了“贴近性”而投向了哗众取宠，过度利用PK中残余的“趣味性”反而暴露了他们的江郎才尽或敷衍了事。
       语言总是和社会文化关系密切，既是映照文化的镜子，又是创造文化的动能。PK的出现与广泛应用，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语言现象，也具有一定的文化意义。五四时期“废文言、兴白话”，改换了一种意识形态；十六世纪欧洲印刷语言的使用，推动了民族的想象性建构。今天PK在媒体中过量繁盛，也已经超出了文化事件的范畴，开始在思想的层面发挥作用。这就是令人忧虑的PK认知模式的形成。
       这种认知模式首先设置了一种紧张情境。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生活节奏日新月异，新鲜事物层出不穷，人们的神经在连续刺激中日渐麻痹。只有比紧张更紧张、比激烈更激烈的情境才能够留住人们挑剔的视线，PK正是这种情境的鲜明符号。媒体中诸种乔装打扮的PK，就像将黄飞鸿的“擂台赛”挪移到大众媒体上，将紧张的对决经由现代媒体多层次、高密度的信道展现在更多人面前，获取了最大化的看客的关注。PK的表演性与娱乐性，注定了PK是一件公开而招摇的事。一看到这个字眼，就好似听到了“快来看呀——”的吆喝声。寻声而去，紧张激烈的场面正在眼前铺展。
       这种认知模式预设了结果水落石出的一刻即将收获的精神快慰。今天，阅读内容变为浏览标题，看重结果轻视程序，人们总是行色匆匆，迫不及待。他们需要结果水落石出，需要胜负立见分晓，需要用斩钉截铁的判决抚慰等待的焦躁不安。而PK中的你死我活，不仅营造了一种紧张情境，更预售了一种水落石出时的精神快慰。实际上，这也反映了社会普遍存在的急功近利心态。
       这种认知模式更蕴含着一种意在解构的娱乐化冲动。选秀的娱乐性抹平了艺术与日常生活的界限，成为一种由媒体与平民合力打造的艺术亚文化。其中PK环节奉行的全渠道全民投票规则，只取悦于注意力经济，而与艺术标准相去甚远。这样的PK，恰好迎合了在经济繁荣而话语贫困时代必须释放的解构欲望——解构权威、解构经典、解构主流意识形态。而在大众媒体上，PK的频繁出场，正是这种解构欲望的延伸。因而，媒体在哪里使用了PK语法，哪里就很可能存有解构欲望的心理市场。同时，越是权威的、经典的和主流的事物，越是在PK模式的认知中幻化出更强烈的娱乐化效果。这一点，也许是PK认知模式中最为隐秘的特点。
       在这里，大众媒体的角色同样令人担忧。在大众媒体中，一花一世界、一叶一乾坤的细腻与博大，都被化约为光怪陆离的影像以及附会图片的文字，抢劫了通向大脑的视觉，阻断了深入思考的路途。而大众媒体的这种特质，正适合PK认知模式翻云覆雨，它凭着相貌惹眼而捕获了过度的话语权。准确地说，没有大众媒体，就不会有PK认知模式的形成。前者是后者的生存环境，更是不可或缺的催化剂。同时，今天的大众媒体之间正处在前所未有的深度融合状态中，各种媒体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间亦处于一种不可逆转的深度融合中。因而大众媒体对PK认知模式的赞襄，建构了后者可怕的胁迫欲望，敦促人们放弃思索与反省，把身体和灵魂统统交付给狂欢化的日常感官生活。如若大众媒体继续满足于风光尚好的标题式生存（视觉化生存）之道，恐怕会逐渐远离作为社会公器的严肃责任。
       作为一个热门词语，PK也许会和选秀节目一样一哄而上又戛然而止。二○○七年一月一日起开始生效的《上海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办法》中，就明确指出了国家机关公文、教科书和新闻报道中将不得使用不符合现代汉语词汇和语法规范的网络语言，这等于把“PK”列上了黑名单。这更说明社会有关方面认识到语言对社会意识而言关系重大。而作为一种认知模式，由于它的形成和一定的时代心态密切结合在一起，因而也会在较长的时期内影响社会思想的发展，在许多领域留下深深浅浅的痕迹。
       粗浅地梳理了PK在中国社会的接受，从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时代的躁动不安。站在与未来相接的地方，我们必须发出这样的问询：深深烙进中国观众集体记忆的选秀终结之后，又该如何清算它思想层面的遗产？这里有一个永远都不过时的答案是，这需要全社会共同的思考与行动。而另一个可以肯定的答案是，大众媒体必须在其中做出卓有成效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