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科学，我一向是很专一的。年轻的时候，几乎倾了全部心力在它上面。那些年月里，我没有时间，也没有耐心，去学习所谓的人文学科。大学里开的文科必修课，我也是能逃就逃。只是到了后来，年事渐长，也有了一些余闲，我的兴趣才扩展了些。我学了绘画，也读了点书，可我仍然是个相当专门的人，所知不多。心力是有限的，只能把它用在某一特定的方面。
没等我出生，父亲就跟母亲说：“生个儿子，将来就是个科学家。”我还是个小男生的时候，放在高脚童椅里只有一点点，父亲拿来许多铺浴室用的小瓷砖，各种颜色的都有。我俩一块儿玩。父亲把小瓷砖在我的高脚椅上一块块竖起来，摆成多米诺骨牌的样子，我推动一头，它们就全倒下。
玩了一会儿，我就下手和父亲一块儿排。很快，我们就玩起了更加复杂的花样：两白一蓝，两白一蓝，如此这般。母亲看见了说：“才多大的孩子呀，别难为他了。他要摆块蓝的，就让他摆块蓝的好了。”
可我父亲说：“不。我要叫他看到什么是排列，排列是多么有趣。我在教他基础数学呢。”就这样，他很早就开始告诉我这个世界如何如何，多么有趣。
我家有一部大英百科全书。我小时候，他常常把我放在他膝上，给我读里边的条目。我们读到比如说有关恐龙的条目。条目里谈到霸王龙，会说：“这种恐龙高25英尺，头宽6英尺。”
这时父亲会停下来，说：“那，咱来看看这什么意思。这就是说，假如它站在咱们院子里，它的头能够到咱家的窗户，到这儿。”(我们那时在二楼。)“可是，它钻不到屋里来：它的大脑袋比窗户还宽哪。”不管读什么，他都要给我翻译一通，尽量让那东西有点现实感。
我和父亲常去凯茨基尔山区，那是纽约的城里人消夏的地方。做父亲的都到城里上班，周末才返回山中。周末，父亲带我到树林里散步，那时候，他会给我讲一些树林里正在发生的有趣的事情。父亲会指着树上的鸟对我说:“看见那只鸟了吗?那是只斯氏鸣禽。我们不能只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咱们来仔细看看那只鸟在做什么吧——这才是重要的。”(于是，我很早就学会了，什么是知道一件事情的名称，什么叫懂得那件事。)
他说：“比如，你瞧：这只鸟一直在啄弄它的羽毛。看见了吗?它一边遛来遛去，一边还在啄弄羽毛。”
我说：“唔，大概它们飞行时弄乱了羽毛，所以要理理整齐?”
“好嘞，”他说，“那样的话，刚飞完时，它们就要很勤快地梳理，而过一会儿以后，就该缓下来了。那么，咱来看看，是不是刚降落的时候啄弄得多些。”
这不难看出：那些落地以后遛了一会儿的鸟，跟那些刚刚降落的鸟，梳理羽毛的行为差不很多。于是我说：“得，我想不出来。那您说，鸟儿为什么要梳理羽毛?”
“因为虱子在困扰它们，”父亲说。“鸟的羽毛上会掉下一些蛋白质片片儿。虱子就吃这些片片儿。”
又有一回，是我长大一些的时候。他采下一片树叶。叶子上有块坏死的疵，通常我们是不大在意这些东西的。那是一条C形的弧线，从叶子的中线开始，弯向边缘。
“瞧这条枯黄的线，”他说，“起头儿细细的，越往边上越粗了。这是什么呢?这是一头蝇，一头黄眼睛、绿翅膀的青蝇，飞来产下一枚卵。卵孵化，成了毛毛虫一样的小蛆，蛆吃树叶——就在这儿吃一辈子，哪也不去。它一路吃，一路便留下坏死的组织。小蛆边吃边长大，这条线也就越来越宽，吃到叶边，它也长够个头了，就又变成一头蝇，黄眼睛，绿翅膀，嗡的一声飞走，飞到另一片叶子上，再产卵。”
这次也是，我知道，这些细节未必都对，说不定还是只甲虫呢，可是父亲想要说明的那个意思却是生命现象中顶有趣的部分：整件事情就是繁殖。不管过程多么复杂，要点却只是：再来一遍!
生来只有这一个父亲，所以当时我并没以为他多了不起。他是怎么学到的那些深刻的科学原理，怎么爱上的科学，科学背后是些什么，为什么科学值得做?我从没有当真问过他，因为我想当然地以为，那些事做父亲的都该知道。
父亲培养了我留意观察的习惯。一天，我在玩马车玩具。车斗里有个球。拉车时，我注意到球的运动方式。我找到父亲，说：“嘿，爸爸，我注意到一件事。我一拉车，球滚到车后边。走一会儿突然停下，球又滚到车前边。这是为什么?”
“那个嘛，没人知道，”他说，“总的原理是，运动的物体趋于运动，静止的物体趋于静止，除非你用力推它。这种趋向叫做惯性，可是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你看，这便是很深入的理解。他不只是告诉我那叫什么。
他接着说道：“从边上看，开始拉动的时候，车动了，而球往后滚，位置好像没动。实际上，球在滚动的时候，是车板摩擦着球。由于这个摩擦，球相对于地面还是往前走了一点。它并没有往后走。”
我跑回去，把球放到小车上，从边上观察。父亲说的没错。开始拉车的时候，相对于人行道，球果然是往前挪了一点。
我父亲就是这样教我的，用那样的一些例子和讨论。没有压力，只有兴味盎然的讨论。这种教育成了我一生的动机，使我对所有的科学感到兴趣。我只不过碰巧在物理学上做得更好些而已。
人小时候，你给他一个极好的东西，他就会永远向往那个东西。我就是这样迷上了科学。我像个小孩子一样，永远期待着要去发现的奇妙，尽管不是每次都能得到。
除了物理，父亲还教会我许多别的。举个例子说，我小时候，他常把我放在他腿上，叫我看《纽约时报》的报刊插图栏，就是刚见诸报刊的那些图片。有一次，看见一张图，上面是一群信徒在对着教皇鞠躬。父亲说：“喏，你看看这些人哪。一个人站那儿，其他人都朝他鞠躬。喏，他跟别人有什么区别呢?就因为这个人是教皇。”不知怎么，他讨厌教皇。
他说：“他跟别人不同的，就是他戴的那顶帽子罢了。”(假如图片里是个军官，父亲会说不同的就是肩章罢了。总之是那些显示地位的穿呀戴呀。)“可是，”他说，“这教皇也是个人，跟所有人一样也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他也得吃喝拉撒，洗澡也得扒光衣服。也就是个人罢了。”顺便说一句，我父亲是做制服生意的，所以知道人穿上官服跟脱了官服并无不同，衣服底下总还是那个人。
他对我还是很满意的，我想。可是，有一回，我从麻省理工学院回来时(我去那儿好几年了)，他对我说：“现在你在这方面算是有学问了。有个问题我一直闹不懂。”
我问他是什么问题。
他说：“我知道，原子从一个状态转向另一个状态的时候，会放出一个叫做光子的粒子来，原子里是原先就有个光子吗？”
“不，事先并没有什么光子。”
“那么，”他说，“它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怎么就冒出来了？”
我费了很大劲跟他解释，说光子的数目不是守恒的；它们是由电子的运动创生出来的，等等，等等。可是我没能解释清楚。我说：“就像我现在发出的声音，它并不是事先就在我嗓子里的呵。”
这件事我没能让他满意。我也始终没能给他讲清楚他所不懂的那些东西。这样说来，他是不成功的：他送我上这大学那大学，为的就是弄明白这些东西，可他到底没弄明白。
我母亲一点科学也不懂，可她对我的影响也很大。特别是，她有非常好的幽默感，她让我懂得，我们所能达到的最高形式的理解，乃是笑声和人类的同情。
（张鹏摘自《你干吗在乎别人怎么想》，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何兵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