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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几年前读小克莱·布莱尔的《麦克阿瑟》时，有一个情节深深打动了我。
       1889年，19岁的麦克阿瑟进入他梦寐以求的西点军校，但进校不久，他就在训练中遭到高年级学生残忍的捉弄，以致发生痉挛和昏厥。
       事后，在接受法院对西点军校这种不光彩做法的调查时，他道出了详情。但当法院要他讲出恶作剧的学生时，他犹豫了。然而如果拒绝服从命令，他可能被开除。这意味着他孩提时代全部梦想的破灭。
       这个时候，母亲送他的一首小诗帮助他下了决心。诗的大意是，人们将以他来判断母亲的品行。如果阴影或羞耻抹黑他的名字，母亲也将蒙受耻辱。有着良好家庭教养和禀赋的麦克阿瑟具有维护个人和家庭荣誉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不允许他告发同学。于是麦克阿瑟不顾可能发生的前途危机而选择了沉默。这个选择使他赢得学员们的普遍尊敬。
       在这场由恶作剧酿成的事件中，麦克阿瑟既是受害者又是见证人。在接受法院调查时说出真相是他的义务，而且有助于纠正军校高年级学生欺负新生的不良风气。虽不情愿，他还是配合了调查。但如果具体讲出恶作剧学生的姓名，使他们受到惩罚，尽管行为上无可指责，可是对一个尊奉荣誉原则的美国人来说，这是一种变相告密，而在他们看来，告密是人类所有劣行中最不名誉的一种。
       与麦克阿瑟面临职业危机时作的哪怕牺牲前途也要维护荣誉的选择相反，半个多世纪后，美国电影史上最重要的导演之一埃利亚·卡赞在上世纪50年代做了另一种选择。
       当时在联邦机构和国会对人们的政治信仰和交际活动进行的调查中，许多与美共产党或其他激进组织有联系的人都受到了传讯。卡赞是一个理想幻灭的美共党员。在被国会非美活动委员会传讯时，为保前途，他供出了几名共产党朋友和同事。他避免了当时的政治迫害，但也从此蒙上耻辱，被人们称为“告密者”。40多年之后的1997年，执导电影曾两度获奥斯卡金像奖的卡赞已年届87岁高龄，但好莱坞电影界人士并没有原谅卡赞的告密行为，美国电影学会和洛杉矶影评人联合会因此而拒绝授予卡赞终身成就奖。
       对于每个人来说，非常时刻是认识真实自我的一个机会，它使人在平常状态下表现出来的个性、人格受到严峻考验，从而使人有机会在最深层次上了解自己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上述两个事例正是如此。
       （刘航摘自《语林》
       2005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