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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湖南卫视首次推出“超级女声”节目，立刻成为娱乐界热点。在这档节目中，喜爱唱歌的女性，不分唱法、不限年龄、不论容貌、不问地域，均可免费报名参加。2004年，四个赛区总共有6万人参加。
2005年的“超级女声”节目，引来全国15万人报名参与。参赛者中年龄最大的89岁，最小的6岁，但大多是十几岁到二十几岁的少女。经由电视媒体的全程播放以及和观众之间的短信互动吸引了众多眼球，更是形成了一个由电视主办方、众多媒体和网络合力打造的热热闹闹的“超级女声”现象。
“超级女声”的主力观众是那些20岁上下的年轻人。他们在互联网上为自己的偶像建立了专门的俱乐部，会在比赛期间发出几十条、几百条的支持短信，还会不惜路途遥远到长沙为自己的偶像加油，一旦偶像落选，他们会伤心得一塌糊涂。
除了这些观众，媒体对“超级女声”现象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有媒体褒扬其体现“平民意识的崛起”，也有媒体怒斥其“迎合观众的‘审丑’心理”，“践踏了广大少女的尊严”。
节目的主办方，则不光借此达到了其“大众娱乐、娱乐大众”的目的，更在经济上赚了个“满堂红”。央视－索福瑞7月份的调查统计显示，“超级女声”白天时段收视份额最高值突破10％，居31个城市同时段播出节目收视份额第一。另外，根据官方网站资料，2005年“超级女声”总决赛的广告报价为15秒插播价11.2万元；而央视一套的3月报价，最贵的电视剧贴片的15秒价也只有11万元。
十五万人的成名想像
大半个世纪之前曾经慨叹“出名要趁早”的张爱玲如若生活在今天，不知会作何感想。因为她的这句名言如今正在被许多少男少女身体力行。
除了“超级女声”，各家电视台正在或即将播出的“选秀”节目还有不少。
参加者的目的各不相同。有人是想借此锻炼自己。一位选手在报名之前给组委会发短信：“得知今年又要举办超级女声大赛，我梦里都笑醒了，虽然我不一定会被选上，但是我想挑战一下自己。”有人则直接说：“就是为了出名。”
“想唱就唱，要唱得响亮，就算没有人为我鼓掌，至少我还能够勇敢地自我欣赏；想唱就唱，要唱得漂亮，就算这舞台多空旷，总有一天能看到挥舞的荧光棒。”这是节目主题曲中所赞扬的“超女精神”。
吸引许多选手的，正是节目提供给她们的这个从“丑小鸭”变成“白天鹅”的大舞台。她们从中找到了一种明星般的感觉，尽管这种感觉很多时候只是想像出来的。能从中满足一种“成名”想像的，还不只是选手。从这些“邻家女孩”的成功经验中，电视机前的观众也获得了另一种想像：她们做得到的，或许我也可以。
对抗常规的勇气
看超级女声，一种快乐来自“平民偶像”的成功，另一种快乐则来自对方的不成功。
与传统电视节目的精心安排、不允许有任何瑕疵不同，“选秀”类节目从最初的海选到决赛几乎都是直播，选手表演时的失误和插科打诨、评委的犀利评价，甚至选手和评委之间的辩论全都出现在了电视屏幕上。
有媒体如此描述“超级女声”的海选：参赛选手中什么样的都有，有瘦得像根筷子，站都站不稳的；有胖得一动就“水波荡漾”的；有丑得让人不忍多看一眼的；有老得嘴里没牙的。选手们穿的也是五花八门，有穿礼服的、有穿旗袍的、有穿露背装的，甚至还有穿一套睡衣，大大咧咧站在评委跟前的。选手唱起歌来更是千奇百怪，有唱一半就没声的；有跑调十万八千里还摇头晃脑的；还有的手舞足蹈、连唱带跳，动情之处忽然下跪，让人摸不着头脑。
这样的海选被人称为“审丑时代”来临的标志。但正是这些搞怪、滑稽的表演，让许多人忽然发现，原来，生活远比想像更有戏剧性。那些平素在严格的组织制度下小心谨慎工作、学习，“夹着尾巴做人”的人们也一下子从别人的“丑态”中得到了释放，获得了心理上的平衡。
在这样一个娱乐节目中，参与其中的人们还可以找到一种当主角的感觉。看节目的时候，你可以随意评点任何一个人，选手、评委、主持人、主办方，因为这只是一档低门槛的某地方台组织的娱乐节目，它从来也没有被贴上什么神圣的或者是道德的标签。
年轻的选手凭借勇气站到了舞台上，勇气不那么足的人则从别人的勇气中获得了力量。许多人正在借助这样的娱乐节目，寻找到一个对抗自己日常角色的渠道，并获得了一种成为主角的想像。而互联网的兴起和大众传媒的发达无疑又为普通人这种自由自在的想像提供了可能。
于是，无论对于选手还是对于观众而言，他们从中得到的都不只是“想唱就唱”这么简单。
转型期的狂欢需求
“超级女声”成功的社会经济基础，是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大众社会的崛起。从这样一个角度讲，它的成功实属顺理成章，因为其母版——“美国偶像”节目早在美国获得了成功的先例。
“美国偶像”是福克斯公司在英国系列电视节目“流行偶像”的基础上经过改编推出的真人秀电视节目，只要是年龄在16岁到24岁的美国公民都可报名参加。节目自创办以来一直是福克斯公司的收视法宝。2004年，五音不全的华裔青年孔庆翔极具喜剧感的表现被评委嘲笑并被当场淘汰，却以一句“我已经尽力了，因此我不会有丝毫遗憾”一夜成名，不但赢得了美国观众的支持，还成功签约发行了第一张专辑。
然而，仔细分析一下又会发现，“超级女声”的成功之中也包含了一些中国特色。
比如，时下中国电视节目的千篇一律。有人曾这样概述中国电视的现状：一张豪华的桌子，上面摆满了数百个盘子，但盘子里却都是一样的饺子。
在观众对传统电视节目的长期审美疲劳之下，“超级女声”出现了。因为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连该节目的总导演也坦言，对于节目之火，实在始料不及。也有人发出疑问：“超级女声”之后，我们看什么?
另一个造成“超级女声”火爆的原因，恐怕还是社会转型时期人们对于狂欢文化的渴求。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含蓄、内敛、隐忍始终得到提倡，张扬、纵乐则总是受到压制。然而，当中国人在短短二十多年里一下子经历了农业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变时，人们感到了诸多不适，狂欢的需求便产生了。
在这个时候，“超级女声”之类电视节目的出现可以说正是满足了大众的这种需求。围绕着这个节目出现的“超级女声”现象正如同一场狂欢节。在这个节目里，无论选手还是观众，都是自发参与其中的，他们在其中获得了新奇的感官经验，也获得了临时性的自我解放。观众和选手一起做着各自不同的梦。
“超级女声”还让不同地方、不同身份的人在某个特定的时间有了共同的话题。在这个日益多元的社会里，一个共同话题的出现，或许也能暂时消除人们的孤独感和“郁闷指数”。
无法拒绝的大众文化
从一开始，“超级女声”就伴随着争议和指责，其中最为激烈的，是它对于青少年的负面影响以及节目的“低俗化”。
成都赛区报名期间，当地媒体调查发现，在前来报名的女生中，在校中小学生占了80％，其中不乏高三女生拿着复习资料排队。不少学生还笑着向该媒体坦言，她们是逃课来报名的。这篇报道迅速在当地引发了讨论，批评人士的意见涉及方方面面，逃学参赛、浓妆艳抹、变声期奋力嘶喊等均成为被声讨的内容。
最近，一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的研究员也公开表示，“《超级女声》是很恶俗的节目，只有降低这些节目的播出量才能解决节目的低俗化问题。”
然而，与专家们的批判形成强烈对照的，却是越来越多的人对“超级女声”的乐此不疲——节目收视率一路飙升。在成年人的声讨与女孩们全情投入和观众津津乐道的对比之下，人们看到的，更多是传统教育的尴尬和成年人的无力感，以及两代人之间的隔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