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近八十的俞樾（曲园）以饱含沧桑的语调写下了长诗《诂经精舍歌》。诗歌的最后几句是这样的：
回首前尘总惘然，重重春梦化为烟。
难将一掬忧时泪，重洒先师许郑前。
年来已悟浮生寄，扫尽巢痕何足计。
海山兜率尚茫茫，莫问西湖旧游地。
在这首诗中，俞曲园详细回顾了诂经精舍的历史。这所矗立在杭州西湖之滨的书院意在推崇汉学，是浙江巡抚阮元为光大戴震和朱筠的设想在嘉庆五年（一八○○）创办的。在经过同治中兴之后，诂经精舍在俞曲园担任讲席期间盛极而衰。当俞曲园写下这首诗的时候，他主持诂经精舍已有三十一年，距该校的创立已近百年，离停办之期（光绪三十年，一九○四年）还剩六年。
在诂经精舍建校的百余年历史中，重要山长有王昶、孙星衍、秦恩复、俞樾、陈寿祺、谭献、黄体芳等人；精舍为东南地区尤其是浙江培养了许多经学和文学方面的人才，早期有姚文田、严元照、陈文述、周中孚、施国祁等，晚期有章炳麟、黄以周、朱一新、崔适、戴望、陈汉章等；他们都是清代学术史上的卓然名家。精舍的师生除了在一起“道问学”、考证经史之外，也常常吟诗作赋，著名的《西湖柳枝词》，共收录四百人的诗作，是文学史上罕见的同题创作。生徒肄业后，多乐意到江浙、两湖和两广等地主持书院，将诂经精舍的精神加以推广，如黄以周在江阴南菁书院、王在黄岩九峰精舍、沈祖懋在敷文书院、王廷鼎在东山书院、戴果恒在东城讲舍、朱一新在广雅书院、朱镜清在瀛洲书院等，这就是前人乐于称道的“推宏教泽”（张：《诂经精舍志初稿》）。清代中晚期东南人文的发展，多赖诂经精舍生徒的精心营建与推动。
以上是徐雁平在《清代东南书院与学术及文学》（以下简称《清代东南书院》）上编第四章《诂经精舍的学术与文学：从阮元到俞樾》中为我们描绘的清代浙江一地的人文图景。《清代东南书院》是作者新近问世的力作，该书以最坚实的文献为基础，从书院的角度切入，描绘出清代东南三省（江苏、安徽、浙江）学术与文学的图景。作者是古典文献学的专家，历来倾向用最丰富的文献来呈现复杂而又动态的历史图景；作者又曾以研究胡适著名，著有《胡适与整理国故考论——以中国文学史研究为中心》（安徽教育出版社二○○三年版），所以特别信奉“拿材料来”、“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自二○○一年起，他开始有目的的进行大规模文献普查，在南京、上海、北京、安徽、浙江等地方穷尽似地阅读了近五千种清代文献，这其中不仅包括像《续修四库全书》等若干大型丛书中的清代集部、《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中的清人年谱以及《清代朱卷集成》等较为常见的新印古籍，还包括零落各处的东南三省的地方志、各种“乡试同年齿录”和大量的日记、书札以及相关书院文献。这种收罗文献的劲头，真可谓“上穷碧落下黄泉”，而效果则是基本将相关材料一网打尽，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大约在二○○六年四五月间，所读清代文献中关于书院的记载难得见一两条，我感觉凭借一己之力的研究，在文献收集方面可暂告一段落。”（《后记》，826页）
对如此庞杂的文献进行“查检、抄录、排比”（《后记》，826页），直接的成果就是收录在《清代东南书院》下编的三种：《清代东南书院课艺提要》、《清代东南重要书院山长考》、《清代东南书院文士活动年表》。这三种成果不但本身具备文献学上的意义，更是全书论述的基础。举例来说，清代书院中的课艺，颇类于今日的学生论文。由于清代书院至少有一千八百多所（48页注1），更兼历史悠久，生徒的课作应当极为可观。然而此类文献，历来不受重视，几乎是随刊随佚。经作者的查检，现存东南书院课艺仅有八十六种。这些课艺对了解当时书院的运作以及如何培养生徒的情况，有着很大的价值。何况，这些课艺中还包含着大量的时文、赋作、诗，都是清代文学中有待开发的宝藏。其中一批论学的文字，更具学术史的价值。所以，《清代东南书院课艺提要》对今后学界注意和利用这批珍贵材料，有着重要的“指路灯”的意义。作者为说明这批材料的重要性，在书中进行了一些示范性的研究。作者特别指出，课艺中的若干同题论文尤其重要，如十三篇《六朝经术流派论》、四篇《两汉经师家法考》、五篇《唐孔颖达五经义疏得失论》。作为一种有趣的学术史现象，这些同题论文很少有人论及，但却值得深入挖掘（186—200页）。如《六朝经术流派论》是阮元的命题作文，我们就可以通过这十三篇同题论文来深入剖析阮元对六朝的态度、诂经精舍的宗旨以及清代汉学的家法等一系列相关问题。有些课艺，如与近代学者的名篇来比较，会更加凸显它们在学术史上的价值。如将诂经精舍生徒张成渠、黄以周各自所写的《鬼方考》与王国维的名文《鬼方昆夷狁考》（见《观堂集林》卷十三）对比，可看出王国维所用的纸上文献，实际上并没有溢出张、黄二文的范围，但王国维的长处在于利用了地下实物，并将“鬼方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历史的节点来考察”，所以所得超过前人。只是王国维的观点也不是定论，所以“张、黄之论，仍有参考价值”（206—209页）。另如将正谊书院生徒潘锡爵的《鹑鸟解》和山长冯桂芬对该文的评语与于省吾《泽螺居诗经新证》中的相关考证对比，发现潘氏比于氏有所不如的仅仅是不了解卜辞、金文的演变源流，但如果从《
诗经》“鹑”字研究的历史来看，潘锡爵之文无疑还是一个重要的成果。令人遗憾的是，“这一文章隐藏在不大为人留意的课作集中，价值因而被遮掩”（483页）。
《清代东南书院》分上、中、下三编，下编即前文所说的文献成果，上、中两编则是对书院的精彩论说。上编共五章，侧重于对若干重要书院的个案研究。第一章《清初无锡、徽州之书院及其会讲》以无锡东林书院、共学山居和徽州的紫阳书院、还古书院为讨论对象，意在揭露清初东南士人由晚明时期的紧紧纠葛于时政，转而与政治疏离，开始重视道德修养，提倡忠孝。这与学界论定的清初朱子之学的兴起十分吻合。书中精彩之处还在于指出随着清初文治的展开，东林书院在讲学上已经受到很多限制。康熙二十五年颁布《整饬书院文》，官方人士如汤斌、张伯行等先后参与会讲，表明官方对书院的控制日益加强（30—31页）。这种敏锐的观察，对认识后代书院所共同具有的官方色彩，有着直接的帮助。
作者从第二章起，关心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书院在文学流派、学术流派的传衍中发生的作用。第二章《书院与桐城文派的传衍》考察的是清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大问题：即桐城派为何能绵延二百多年，并在全国范围产生巨大的影响？作者注意到，从姚鼐开始，桐城派的每代传人都曾主持书院讲席，精心培养弟子，并依靠弟子四处讲学，将桐城派的影响从东南一隅推广到南至广西、北至河北的空间。如姚鼐《
古文辞类纂》之所以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除却其自身的价值外，与众弟子及再传弟子的鼓吹之力是分不开的（55页）。所以作者认为：“像桐城文派这样以书院为媒介颇有规模地传衍，则前所未有，从中亦可稍见教育与文学之间的密切关系。”（3页）第三章《一时之学术与一地之风教：李兆洛与暨阳书院》讨论的是李兆洛掌教期间的暨阳书院在传播常州学术中起到的作用。魏源曾指出：“至嘉庆道光间，而李先生出，学无不窥，而不以一艺自名，然粹然，莫测其际也。并世两通儒，皆出武进，盛矣哉。”（魏源：《武进李申耆先生传》，《古微堂外集》卷四）作者考察李兆洛的讲学，发现常州学术讲求的是经世致用的通儒之学，而这一点恰与李兆洛的讲学分不开。在李兆洛的提倡下，“小学、农桑、声韵、律名、图绘、法象、方州、训诂、说文、推步、算数，皆是讨论内容，其气象远在寻常书院之上，其中表现突出的天文舆地之学，有实验性质和眼光向下的趋向”（135页）。
作者在《导言》中表示，他对围绕书院的一系列问题如“谁有资格成为书院山长？讲学活动如何展开？师生关系、生徒之间的关系及书院氛围如何？文士群体如何形成？”等等问题都感兴趣，因为这些看似零碎的问题，恰好可以展现历史的丰富。其中“书院如何对一地学术文化发生影响？”似乎是作者特别关心的一个核心问题。如上编第五章《道光以来金陵书院与文人活动》便着眼于太平战乱之后，曾国藩如何在南京重建书院？这些书院又是如何给南京一地的文学与学术带来了繁盛？作者的研究表明，书院的兴建，不但进一步推动了桐城文派的发展，而且最终影响到今日南京大学的学风。如钟山书院院长缪荃孙转任三江师范学堂的总稽查；曾向凤池书院山长请业的姚永朴二十年代任教东南大学；中央大学教授王泊沆是黄侃之父、尊经书院山长黄云鹄的弟子，黄侃后亦任教中央大学；十余岁时所作制艺之文就被刊入《凤池书院课艺》的陈匪石，后任中央大学教授；尊经书院山长卢之孙卢前先毕业于东南大学，后任教中央大学。这些与书院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学者不但在学术上传承着书院的很多理想，就连在山水之间诗酒雅集的风气也保留着。可见，书院深刻影响了南京一地的人文氛围。
中编第一章《清代东南书院与文士之风气》更注重从宏观角度来论述书院给东南三省带来的影响。书院为保持地方上“斯文不坠”，给山长提供可观的束修，给生徒也提供足够生活的膏火，更有各种制度来奖励惩罚以保障书院的运作（313—332页）。是故书院不但是生徒练习八股文和试帖诗的地方，更是研讨知识的世外桃源。第二章《东南书院与地方人文的营建》则特别注重历史细节的描绘，从而洞察历史的深微之处。比如该章第二节到第四节的目录：“扬州的两个幕府与两个书院、一个小镇上的诗酒之会”、“‘九峰拥书图’与‘九峰读书图’”，就可知作者的目的在于通过局部来看整体。作者一向重视“揣摩那些有丰富意义的细节”，认为“在细节上多用笔墨”，可以有助于重现文士活动的图景（2页）。该章中通过图画来观察文人活动，便是成功的例子。宋代以来，文人在诗书画等多种艺术门类上多能，而书院在教授弟子时，多有图画纪其盛况。九峰书院的王舟瑶作《九峰读书图》，通过图画来追忆一地人文之盛，记载友朋论学之乐（422页）。书中有大量类此细节的深描，读来令人心喜。
《清代东南书院》以其丰富的文献，极大地拓展了我们过去对清代文学的想象，将会对清代文学与学术的研究产生积极的影响。书中精义甚多，略见前述。然而徐雁平的论著，从来都有更深的关怀。如他的《胡适与整理国故考论——以中国文学史研究为中心》，解决的核心问题便是我们今天古典文学研究的范式是如何建立的。《清代东南书院》在一定程度似乎延续了这个关照，并进一步回答了现代学术建立之前，教育制度与知识生产之间的关系问题。
大学，作为教育及知识生产与创新的机构，近年来受到政府与公众的密切关注。关注的焦点，多在于如何借鉴欧美大学尤其是美国大学的制度，来改革、提升大学在教育和知识创新等方面的功能。大学作为舶来品，有识之士在欧美寻找有效经验以为己用，自然是正途。然而，清末民初以来，用中国传统的书院制度来观照和批判现代大学制度，同样是一个重要的思路。
一九一○年，章太炎在一次名为《留学的目的和方法》的演讲中批评当时的高等学校受制于行政，导致学校里“智识高的人，反做智识短浅的人的属员”，而在旧有的书院里，掌教“一来不归礼部管辖，二来不是学政和地方官的属员，体统略高一点”（马勇编：《章太炎讲演集》，河北人民出版社二○○四年版，23页）。章太炎向往的，还是他老师俞曲园《诂经精舍歌》中称颂的“主持风化老元臣，尊礼宾师诸大吏”。然而，到一九三二年，面对“日日新”的西式大学与中学，章太炎对待现代学校与传统书院之间的关系，由先前的对立变成了互补。他说：“以前的学校，叫做书院，其实相当于现在的图书馆。书院中预备了许多书籍，使得学生可以自由阅览。再聘请一位掌院或山长，常驻院中，遇有疑难，可以请问。这种情形，学生有自得之乐，教师无讲演之劳，在事实上很是合理。假如这一项学问，书虽少而理却深，非经教师讲解不能明了，这便须采用现在学校的讲授制，师生聚集在一处地方，按照次序讲授去了。所以，我以为学校和图书馆，两者不可偏废。讲求学问的方法，大约不出于两种。”（同上，114—115页）章太炎表面虽然如此表态，然而作为著名的诂经精舍弟子，在感情上却仍鲜明地倾向于书院，这也是他晚年在苏州创办章氏国学讲习会的隐秘心境。
时过境迁，现在，我们不应该轻易否定大学制度及其基本价值。然而，在认同现代教育制度的前提下，我们可以有反思，可以有质疑。《清代东南书院》在传统书院中寻找大学的“前史”，恰好为我们提供了可借鉴的有效经验。因为这种寻找，不是柳诒徵线性式地将大学的历史上溯至南朝的太学（参柳诒徵：《南朝太学考》、《五百年前南京之国立大学》，见《柳诒徵史学论文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如此“考古”，非但是福柯所批判的，而且对于我们眼下自身的困境并无缓解。学者指出，知识生产的整个过程如知识的建立、设置、分类和控制，与大的教育和研究机构脱离不了干系，当然更与信仰、国家有关（参彼得·柏克：《知识社会史：从古腾堡到狄德罗》，贾士蘅译，麦田出版二○○三年版，75—241页）。《清代东南书院》涉及的议题，均与中国经验的教育与知识生产有关，所以应该会超越清代文学与学术史研究的具体学术领域，引起现今知识界的更多关注。
（《清代东南书院与学术及文学》（上、下册），徐雁平著，安徽教育出版社二○○七年八月版，53.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