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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记述戏曲作家生平的著作，我们会一下子想到元人钟嗣成的《录鬼簿》。在《录鬼簿》中，收录了元代散曲和杂剧作者一百五十余人，曲目四百余种，对后人研究元曲和元杂剧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虽然元代散曲和杂剧在今天视为文学宝库中的奇葩，但在当时，杂剧作家的社会地位并不高，其中大多是不仕的士人和末路的才子，尽管有些作品得以传世，但其作者的生平，世人未必了了，钟嗣成完成于至顺年间的《录鬼簿》可谓是对戏曲史的一个重要贡献。
       至于记述戏曲演员的专门著作，明清两代更为鲜见，即使有，也大多是关于演员个人才艺和生平，且多散见于笔记和杂忆之中。直至民初以来，很多人才渐渐注意到梨园史料和文献的搜集整理。例如潘光旦的《中国伶人血缘关系之研究》，周明泰“几礼居丛书”之一的《道咸以来梨园系年小录》，张次溪的《清代燕都梨园史料》；张伯驹的《红毹记梦诗注》，王芷章的《清代伶官传》、《升平署志略》，苏雪安的《京剧前辈艺人回忆录》，丁秉燧的《菊坛旧闻录》，唐伯的《富连成三十年史》等等。潘光旦先生是社会学家，关于“伶人血缘”的研究，可谓是开先河者。
       今年初秋，几乎同时收到三部关于戏曲的著作，一是上海王元化先生托人带来他的《清园谈戏录》重印本，二是傅瑾先生赠我新结集出版的《老戏的前世今生》，三是刘嵩先生的《京师梨园世家》（上、下）、《京师梨园故居》和《京师梨园轶事》四大厚册。
       王元化先生是学界先辈，傅瑾先生是青年才俊，两本书都充分体现了他们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睿智的洞察。部分文章过去曾经拜读，但仍十分珍视。
       《京师梨园世家》却是一部很特别的著作，应该说，从内容到体例都是别开生面的。中国人向有修家谱的习惯，一家一姓，溯其源流，记其繁衍，达到慎终追远的目的。修谱是社会家庭学的组成部分，但从史学文献的角度来看，又不同于年谱，年谱修订可由弟子门人或后来的研究者完成，而家谱则很少由外人来修撰的。刘嵩的《京师梨园世家》，却是为时跨一百多年的北京梨园界一百五十家修谱，这是很少见的事。
       年逾九旬的戏曲研究家刘曾复先生在《京师梨园世家》的序言中写道：“所谓世家，必修其三代，方称世家。两代不能称其为世家，只能称之为子承父业或称门里出身。像《京师梨园世家》少则三代多至七代，而且有一百五十家，这么多的梨园世家，不但显示了梨园界的渊源关系、艺术传承，而且也使梨园后辈有谱可依，有谱可寻……”画龙点睛地道出了这部书的意义。
       自清中叶以来，北京的梨园界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同操一种技艺，又大多居住于同一区域——这一方面，刘嵩的《京师梨园故居》有详尽的记录——，其形成既有社会背景的因素，也有行业习俗的基础，可以说是一个特殊的圈子，一个行外人很难涉足其间的小社会。虽然，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这种世世相因的行业继承正处于逐渐淡化之中，“梨园世家”也在不知不觉地走向消亡，但《京师梨园世家》还是给我们提供一个有迹可寻、有案可查的特殊社会群体范畴。从三代梨园到七代梨园，如果再加上“子承父业”和“门里出身”的，在北京从事过和正在从事戏曲演出行业的演员不啻数万人之多。
       我们常常将“四大徽班”进京作为京剧的诞生，算起来有二百多年的历史，其实这种说法未免有些牵强。“三庆”、“四喜”、“春台”、“和春”四大部徽班以花部新声逐渐立足于京城，尚不是我们今天舞台上的京剧。徽汉合流，形成皮簧为主要声腔的京剧，应该说源于道咸，盛于同光。大批安徽籍、湖北籍的演员定居于京城，从业于演出班社，习艺于授徒科班，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具备了社会群体四个突出的特征：
       其一，有相互联系的纽带。梨园赖以维系的社会关系较之其他社会群体更为复杂，除了血缘关系之外，从业班社，即完成戏曲演出的剧团或团体，成为演员之间发生密切联系的组织和单位。有老嵩祝班、小荣椿社这样课徒授艺的传习场所，同时又有由姻亲而形成的亲属往来，有行当、流派师承的业内体系，有金兰结拜换帖的异姓行第，也有螟蛉寄养的特殊背景，总之，具备纵向师承，横向联姻，科班教习，授徒传艺等种种关系特点，这些多重联系纽带将这一社会群体维系得十分坚固。
       其二，有共同的目标和活动。梨园界在旧时代无论是正常的营业性演出，还是临时性的应差于内廷或承接堂会，其收入所得都是生活的主要来源，因此演剧成为共同的目标，演员也就成为这一活动的主体。应该说，梨园的范围并不仅仅限于演员，也包括了文武场面（乐队）、戏箱砌末头面的管理人员（即服装道具和化妆师），头牌演员的跟包（主演的私人杂役）和班社管事（剧团庶务）。此外，专以调度演出与联系剧场老板的经励科，也应归属于梨园界。这些人的活动与生存方式都是共同的。
       其三，有群体规范。规范是群体成员互动和开展活动所遵循的准则。梨园界除了恪守社会一般的道德准则之外，还有专为本群体所特有的某种特殊要求，旧时的梨园公会和精忠庙首，都是制订和维护这些准则的组织和领袖，并有成文的则例和不成文的道德规范约束。班社与科班也有着严格的管理措施，例如存在了四十四年之久的（喜）富连成科班，对学生的坐科、学艺、生活起居和出科后的活动都有明文规定。
       此外，旧时梨园无论其本人的宗教信仰与民族习俗如何，都要共同供奉老郎神，敬为梨园始祖（传说唐玄宗首创梨园，老郎神即是唐明皇），其实也是一种群体规范的神格化。
       其四，有群体意识。梨园界的群体意识更多地来源于行业意识，也可以说是一种以业缘关系结合起来的职业群体意识。梨园界向来存在着极大的竞争，班社与班社之间，行当与行当之间，唱对台戏的现象很多，但这种竞争一般不会超乎于行业道德的底线。偶有个别演员发生搅戏、拆台的情况，将会失去生存的空间，任何班社也因此而不会录用。至于对师长的不敬更会被视为欺师灭祖，不齿于梨园。这种群体意识还表现在对同行的帮助与周济，梨园界向有唱义务戏的成例，名为“窝头会”，演出所得，悉数周济因各种原因生活无着的同仁。梨园同业人员死后，如无力发丧殡葬，梨园界将会共同筹款，使之入土为安。北京原有松柏庵梨园义地，埋葬着几代梨园子弟，这些都充分体现了梨园的群体意识。
       农业社会的中国从来存在着许多家族传承的行业，大多属于技艺一类，这种单一系统的传承也是因为生存的需要，其实与血缘和遗传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许多医家和大家熟悉的“泥人张”、“面人汤”、“风筝哈”等，就是家庭承袭某一种特殊的工艺或技术，即使是传人达七代，贯穿清代始终的建筑之家“样式雷”也只是由某个家族形成的家庭群体。绝对没有任何一个社会群体如同梨园群体这样庞大和错综复杂，得到如此诸多因素的维系。
       为梨园界这样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梳理关系，分清脉络，于是也就更具有社会学意义，同时，也为近代直至当代的戏曲史留下一份可贵的资料。
       《京师梨园世家》八十余万字，分上下两册，收入自同光以来的一百五十个梨园世家，其中三代七十六家，四代四十家，五代二十一家，六代十家，七代三家，涉及两千余人，其中有生平传略的也达数百人之多。在每一家的起始，均从其故居谈起（梨园世家大多居于北京外城，即今天的宣武、崇文两区。由于时代原因和梨园界恪守传统，较少迁徙，因此故居也成为“世家”的发祥之地），作者另有《京师梨园故居》一书，较之更为详尽，从此也可反映北京百年来环境、住宅与生活方式的变化。
       一家一姓的梨园世家虽可绵延至七代，却并非每一代都有最杰出的艺人，而每一位最杰出的艺人都可以作为某一世家的代表和骄傲。《京师梨园世家》按世系收录的范围仅限于梨园从业者（包括场面、管理、教学等相关人员），非在此列不予收录。凡姻亲关系与某一世家发生联系的旁姓，除在本传中叙述外，也均在该世家中予以体现。通过这种姻亲关系，几乎能将整个梨园织成一张大网，既有纵向的血缘，又有横向的联姻，梨园界这一社会群体于是有着千丝万缕、纵横交错的重叠复杂关联。
       从《京师梨园世家》中还能反映出百年来京剧行当、流派的师承关系。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那就是戏曲不同于手工艺技术的家族或家庭式传授，有仅仅是传及子孙或传男不传女等旧习。梨园世家的子弟除个例外，一般很少是单纯家内教授，而大多是坐科出身，也就是在孩子六七岁时即送入科班，因材施教，出科后听凭自己的发展，甚至是学习其他流派，并无门户之见。以七世梨园的“伶界大王”谭鑫培为例，其父谭志道虽工老旦，但自己却十一岁入科“小金奎”班，先习武旦，后改老生，终成一代名伶。其子小培（原名嘉宾）自幼先后入“小天仙”、“小洪奎”科班学艺，孙富英、重孙元寿都是坐科于富连成科班，玄孙孝增又是毕业于北京戏曲学校。祖孙六代虽习同一行当（这在梨园世家中是不多见的），但并非血缘师承。余叔岩虽师事谭鑫培，却创立“余派”，谭富英问艺于余叔岩，却自成“新谭派”。世家之间的业缘关系能不囿于家庭传习，能广泛地吸收各派艺术营养，博采众长，应该说是其成功及得以延续的重要原因。在行当方面，几代人可以完全不同行当，例如著名花旦于连泉（筱翠花），其子世文却是老生，父子均曾坐科富连成，中间隔了“富”、“盛”两科，时差近三十年。其孙万增毕业于中国戏曲学校，师从姜妙香、茹富兰习小生。再如张君秋多子女，从世系表看，子女七人从业梨园，其中老生二人，武生二人，小生一人，老旦一人，仅有长女学敏一人继承张派青衣。这些都表现出梨园群体广泛的社会性和因人施教、不拘于一行一派的通达和传承意识。
       作者对一百五十个世家中的主要京剧演员都列有小传，包括生年（甚至细致到出生月、日和时辰）、出生地、行第、乳名、字号、室名别号、坐科时间与科班名称、习艺行当与改行、师从经历、出科状况、先后挑班或搭班过程、长期合作伙伴、卒年（也能细致到日、月、时辰）和去世地点，葬于何处乃至墓地迁徙情况。最后述明子女几人及名字，凡子女从业于梨园者，仍按长幼辈分分述。
       此书在每一世家之后都刊有世系表，简捷清楚，次序井然。因直叙材料已在本传之中交代清楚，所以表中仅刊列其姓名和从事的行当。在此表中，最重要的是反映了其配偶情况，配偶凡属业内或世家的，都附言“见表×××”，说明在其他世家中能在本表中查到或附有小传，这种细致、准确的世系表在其他梨园书刊中也是从来没有过的。
       “世家”是无法脱离开社会而孤立存在的，我们从《京师梨园世家》一书的各人小传中可以深刻感觉到社会的变迁和京剧的盛衰。从同光到民初，京剧处于一个鼎盛时期，彼时人才济济，演出盛况空前。以富连成出科学生的前途来看，“喜”、“连”、“富”、“盛”四科的学生除自身条件较差者，大多能在社会各班社找到较好的位置，其优秀者尚能挑班主演，自成剧社。但是“世”、“元”、“韵”三科的学生出科后，正值日伪统治时期和抗战后的经济大萧条，前途自然不乐观。除李世芳、袁世海这样的佼佼者外，大多只能在各班社中跨刀（即任三、四流演员）。即使如毛世来、宋德珠这样勉强挑班的演员，实际维持生存也十分艰难。尤其是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初，大批京剧演员改行，另有一部分参加国民党军队的剧社，充任教习，至五十年代初又转入解放军的部队文工团，这些都表明了彼时一般营业性演出的衰颓。“世家”的继承和延续其时也在发生危机，梨园中的一些世家恰恰截止于那个时代。
       《京师梨园世家》虽有家谱的性质，但又不同于家谱。它的重点在于为每个世家主要成员写出传记，为此必须掌握翔实可靠的材料，由于没有多少现成的文字文献可以参考，只能靠平时的积累和走访笔记，而且还不能是耳食之言，这就需要作者花费大量的功夫和具有持之以恒的精神。
       作者刘嵩先生既不是梨园人士，又非专业作家，甚至没有很高的学历。我认识他已有二十多年的时间，那是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初，刚刚恢复传统戏的演出，一批硕果仅存的老演员尚活跃在舞台上，因为是久旱逢甘露，终于迎来了舞台的繁荣，所以大有一票难求之势。我与嵩常在剧场碰面，偶在休息厅对所观之剧品头论足，也不过是点头之交。一九九六年，他刚刚完成了一部《梨园轶闻》（即这次一起出版的《京师梨园轶事》的前身）拿来找我出版，匆匆翻阅，即发现有不少可贵的史料，于是我将这部稿子收入“北京旧闻丛书”，于一九九八年出版。后来听说他正在写一部《京师梨园世家》，我一直盼望这本书能尽快付梓。
       为他人撰谱本来就是件出力不讨好的事情，更何况嵩又是梨园的“圈外人”。他是戏迷，嗜戏如命，曾有一篇题为《台下生活六十年的文章》，就是采访嵩的。他从看戏、学戏、评戏到收集相关的戏曲史料，如戏单、照片、演员手迹和著作，数十年孜孜以求，诚为难能可贵。他也陆续在《宣武文史》上发表一些关于梨园掌故的文章，每期都赠我一本。为修撰梨园世家谱系，他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骑着一辆旧自行车，风雨无阻挨家造访。其间不乏遭到猜疑和不理解。试想，去人家翻陈年老账，向人家刨根问底，也自是有人欢迎，有人婉拒。不过嵩从不介意，能几次登门求问，调查人家上下三代，兄弟姊妹几人，与哪家结亲，生平履历，甚至死葬何方。二十年来我听到过关于他做这件事的各种议论，其间褒贬不一。但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由于他锲而不舍的努力，渐渐得到梨园界越来越多人的赞许，甚至主动为他提供材料。谭元寿就曾讲过：“要问我们谭家门儿的事儿，嵩比我说得清楚。”当《京师梨园世家》出版时，第二篇序言就是二十位“世家”出身的著名演员共同署名为他撰写的，读之不能不令人感动。嵩为此付出多大的心血，个中甘苦只有他自己最清楚。
       《京师梨园世家》承袭了中国修谱的传统，那就是只直叙生平，不妄加评论。该书演员本传中除援引前人的一些评价外，很少有他自己的臧否，也不冠以“大师”、“著名表演艺术家”等头衔。我想这也是客观修谱、修传、修史所应有的分寸和史德。
       大概嵩撰写《京师梨园世家》的初衷仅仅是个人兴趣，同时也想为中国戏曲史留下一些真实可信的材料，我想这个目的他是达到了，《京师梨园世家》不愧为一部信史。也许是嵩所不曾想到的，他的书还会在社会生活史和社会学研究方面占有一席之地，这与潘光旦先生当年做《中国伶人血缘关系之研究》的意义是一样的。
       社会群体是整个社会的一部分，家族、家庭、世家都是社会的细胞，江河大海不弃涓涓细流，没有家族、家庭的繁衍与延续也就没有社会的存在。在中国古代和近现代社会中，由业缘关系而形成的世家在中国社会发展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在中国上层的官宦之家外，也还存在着许多下层民众的“世家”，也只有将这些“世家”纳入研究对象，才能体现社会和文化的完整性。
       此书也有一些小小的瑕疵，例如目录的一部分使用家族堂号，其中某些堂号是由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因素形成的，有其特殊原因，与文人所常用的书斋堂号意义不同，后代并未延续使用。还有一部分没有堂号的世家，则用一些家族中代表人物的名字形成标题，对不熟悉梨园界的人来说，也会造成一些查阅上的不便。另外，全书最好有一个姓名索引，以便于检索。
       刘嵩先生已年届七旬，他仍在撰写着一部关于京剧班社与科班的书稿，他说有生之年一定要完成这件事，才能无憾于自己，无憾于梨园，无憾于社会，我相信他是会做到的。
       （《京师梨园世家》，刘嵩著，江西美术出版社二○○七年五月版，7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