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年春节在回国飞机上，我的邻座是位黑人——西非某国驻华大使馆二等秘书。一路上我们聊了许多中国问题。他给我两点深刻印象：一是他的素质大概不算高，当然这不是因为他一身落魄商人的打扮，而是他不停地找空姐要酒却不喝，最后把六七瓶酒都装进旅行包里带下了飞机。另一个印象是他对我说，中国发展太快了，但是中国人还没有大国国民应有的素质，这是他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由于我已经私下认定这位来自非洲战乱国家的外交官“素质不算高”，所以连他这样的人都说中国人还不配做大国公民就给了我一些刺激。
记得几年前刚到法国留学，我住在大学城里，同楼层有不少中国留学生。有天晚上，和一位法国朋友聊完了他感兴趣的“中国即将复兴”问题后，我下楼睡觉。大概凌晨两点，我被一阵阵“乌拉”声吵醒，在挣扎得终于睡意全无后，我敲开了那个喧闹的房间。出乎意料的是，在这间不到十平方米的宿舍里，挤着八九个中国留学生，他们围坐在一台笔记本电脑前开“三级会议”，当然这次会议并不涉及政治经济，只是关乎西洋女郎的身体。领头的学生见我被他们的评头品足吵醒，便十分热情地对我说，大哥也醒了，干脆把大家都叫起来看得了。他的热情让我很尴尬。这栋学生公寓是各国学生混住的，我隔了八个房间能被吵醒，相信很多人也都被吵醒了。我谢谢他的美意，然后回屋。想起睡前和法国朋友谈的中国复兴，那夜我就彻底失眠到了天亮。
在巴黎，我住在塞纳河边一幢19世纪的老楼里，对法国庭院深深的市井文化有一些切身体会，那些飘散在生活里的细节总是让我无比感动。有一天我下楼去买食物，看见走廊内的玻璃门正反面都贴上了精美的信笺。上面工工整整地写了几行字，意思是：
亲爱的邻居们：
今天我过生日，偶有噪音，请您原谅。
感谢您们的理解。
——多尼娅
原来我的邻居多尼娅女士今天要过生日，请了几个朋友来庆贺，因为害怕不小心吵着大家，便写了两张纸条希望得到大家的理解与宽容。后来我发现，事实上，那天晚上她家没有传出一点喧闹的声音。这只是日常生活中平常的一幕。当晚，我坐在塞纳河边上，觉得很难为情——以中国人的风格情操，多半是要“与民同乐”的；然而，这种“好心”多半都是建立在扰民的基础之上。别说结婚时的吹吹打打，即使温文尔雅去求爱，也不免会变成高音喇叭里的“安红，我爱你!”
法国的日常生活，留给我印象深刻的事还有很多。比如说，在进出门厅的时候，走在你前面的人会用手挡着门扉等你进，虽然你们并不相识，也可能你们相距有十米的距离。这些细节，让人觉得生活其中十分温暖。又比如说，在电视里，当主持人出现口误的时候，会在纠正字词的同时向观众表示抱歉。这是一种对观众表示尊重的职业素质。在法国，如果播音员在电视里说错了话不向公众道歉，只会让人觉得他没有教养，而不只是职业道德的问题。在日常生活里，这种“对不起”文化是随处可见的。甚至可以说，许多场合不经意的歉意表达已经成为西方忏悔文化的一部分。1793年10月16日，路易十六的王后玛丽·安特瓦纳特被判处死刑。走上断头台时玛丽王后不小心踩到了刽子手的脚，她因此留下了一句话：“先生，我请求您的原谅，我不是有意的。”
几年前，《泰坦尼克号》在中国电影院里掀起了眼泪风暴。最让我感动的镜头，不是爱情，而是生死。在巨轮即将沉没之时，许多人表现出的英雄气概，既是人道主义的，也是出于对秩序的尊重。所以最早知道要沉船，最有条件逃生的船长愿与船同沉；牧师也不忙着逃生，而是为人们朗诵《圣经》；让人感动的还有乐队，在死神逼近的时候，以琴声温暖人心……同样是电影，在没有秩序的年代，我们看到的只是《滚滚红尘》里被拥挤的人群冲散的一对痴男怨女。如果说此时人们不讲秩序是因为战乱，现在中国人日常生活里不讲秩序该拿什么当替罪羊?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做梦都想自己国家变得强大。李叔同26岁时曾写《祖国歌》述怀：
“上下五千年，一脉延，文明莫与肩。纵横数万里，膏腴地，独享天然利。国是世界最古国，民是亚洲大国民。呜呼，大国民，呜呼，唯我大国民!幸生珍世界，琳琅十倍增声价。我将骑狮越昆仑，驾鹤飞渡太平洋，谁与我仗剑挥刀?呜呼，大国民，谁与我鼓吹庆升平!”
字里行间，甚至还有些刀光之气。近年来，伴随着中国国力上升，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自问如何胜任做大国公民，这是中国人集体理性上升的一个标志。然而，大家所谈多是“不让狂热的民族主义引火烧身”式的警告。笔者以为，除了民族、国家这些大词之外，塑造大国公民，应该从情结走向细节。所谓生活文明，可以理解为一种对人尊重、对秩序尊重的文化，它是一切政治文明的摇篮。没有人本主义与秩序文明的根基，幸福会像天上的星星一样美丽浪漫却不在我们身边，而自由随时会摇身一变，成为一根驱赶他者生活安宁的鞭子。
(胥润萱摘自《文化博览》2005年第4期，高兴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