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二十世纪以来，有关中医存废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止过。然而，不论是站在所谓“科学”立场上对异端知识的肆意讨伐，还是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上对文化遗产的盲目崇拜，争论双方其实都未认真思考过，中医所面临的危机难道只是外来的吗？在各种各样的思想权势的压制或保护之下，中医自己的立场和地位又在哪里？
近代以来，中医面临着西医的冲击，可谓打了一个大败仗。这不能简单地用西方的“知识霸权”来解释（当然也不能排除这一因素）。毕竟，这个世界上的大部分人既不是狂热的“西方主义者”，也不是狂热的民族主义者。在生死攸关之际，他们主要看重的还是疗效。周作人曾在回忆录里说过一个故事。民国初期，钱玄同在北京的黄包车夫当年曾是义和团运动的参加者，“但是其时已经是热心的天主教徒了”。原因呢？是“他们的菩萨灵，我们的菩萨不灵嘛”。在国人的眼中，菩萨的灵验程度，比菩萨的出身要重要得多。无可讳言，西医来到中国，使许多中医束手的问题迎刃而解，挽救了一大批人的生命。这才是西医能够树立自己地位的根本原因。不承认这一点，中医就不可能反思自己败在何处，也就永远不可能重新确立自己的地位。
毫无疑问，在今日武断批判中医的人中，不乏以“科学”代言人自居者，将各种自己不懂的知识系统一棍子打死，归入异端。这种态度不能不使人怀疑其言论与知识的讨论无关，另有用意。不过，在抗拒这种学霸的同时，我们也不必非要陷入相反的泥淖。坦率地说，身为一个“中医”，我以为目前的中医面对的最大危机不是外来的，而是内在的。正如贾谊所说，“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中医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一定程度上可谓是咎由自取。这一百多年来，中医一直在为自己的生存问题进行一种更多地具有社会学意义上的抗争，但如果到了今天，中医界仍然不能反躬自省，不从知识本身，而只是从生存环境上想出路，恐怕最终仍不能摆脱灭亡之道。
实际上，中医的衰退并不自近代始。在我看来，它至迟可以追溯到明代，其表征之一便是公元一五八九年明代医家方有执在《伤寒论条辨》中把张仲景称为“医圣”，并得到后世医家的认可，以至于今日仍有学者将《伤寒论》视为中医的“枕中秘籍”。然而，也正是这样一个试图“挽救中医”的举动，更深层次地暴露出中医的“内伤”。这样说当然不是要否认张仲景的历史地位。我曾经用了五年时间学习《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和《伤寒杂病论》（以下简称《伤寒论》），几乎读遍“伤寒论”的各家著述。但是，要正确认识张仲景的医学地位，便不能将其人其书抽离其具体的时代环境。
张仲景在《伤寒论》的序中明白指出，他是针对伤寒在当时流行的时疫而立法制方的。时疫具有传染性、流行性、突发性，是外邪侵害人的身体造成的人体机能失常现象。这和我们现在通常遇到的慢性疾病有着本质的不同，后者往往涉及脏腑之间和经络之间的变化，常是多脏腑和多经络共同作用所造成的，比起伤寒来，其病理机制要复杂得多。当然，我们也看到，自古以来有很多伤寒大家灵活运用伤寒论的处方治疗不少慢性疾病，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这是否即意味着伤寒论可以推诸四海而皆准呢？通过阅读大量医案，我明白了他们解决的多数只是症状，并未从根本上解决病理问题。实际上，伤寒在六经传变中所产生的病理机制和慢性疾病有相似之处。比如小青龙汤便是针对寒饮伏肺引起的咳喘。一些慢性哮喘病人在病程的某个阶段具有相同的病理机制，在临床上是可以使用的。但更重要的是，慢性疾病实际上是多种病理机制导致的，解决了寒饮伏肺这个机制，只是完成了一个工序，还有很多问题要解决。
张仲景是很伟大的医家，他对伤寒的认识既深刻又严谨，千古以来无出其右。但是，《伤寒论》乃是外感总论。不明白它所讲的道理和针对的具体问题，而只是将其治疗方案盲目推广，用来治杂病，甚至癌症、高血压等，与其说是对张仲景的推扬，倒不如说是对他的背离。这恐怕也就是真理往前迈了一步而成为谬误。
进一步，对张仲景的误解不仅仅是如何对待治疗方案的问题，而涉及更深层次的中医思维方式（这本身又和对中医的正确认识有关）。中国传统文化讲究道、术之分。道是形而上者，术为形而下者；道是总的原理，术是具体运用。不知道则无以知术。中医亦然。众所周知，中医源于《内经》，其核心是人与自然的联系，以及在此基础上人的内在脏腑气机的转化、阴阳盛衰和病理的变化。多年的研习使我认识到，《内经》所云实与道和禅机一样让人难以领悟，更不可能加以标准化和大众化。武侠小说中常说，最高水平的剑客心中虽无招而能胜有招，盖得道也。医道也是如此。它要求医生心中无招无式，一随着具体病情的演化而推理制定具体而灵活的治疗方案。但正如古来剑客得道者寥寥无几，这种医道之学也是很难加以模式化和形象化的，因而自始就注定不为多数人所掌握，无法成为中医主流。既然无招无式，便难以著书立说，更多的是凭借医生的悟性与临床经验基础上的揣摩深思而得。
从治疗手段上讲，《内经》所述多以望诊和脉诊所得为第一手资料，问诊只是对此加以印证和完备而已。然而，获得第一手资料所需功力是多数医生难以做到的，后面的推理就更是无从说起。于是在中医界就开始产生了另一种思路：把临床的症状加以筛选和归纳，根据主要症状，运用阴阳、八纲、脏腑经络辩证而处以方药。这种方法与近代的医学思路实已极为相似。但是这一看似正确的方法其实存在很大问题。我们知道，首先，同样的症状往往是不同病因的表现，针对症状下药，而不从病因入手，极有可能误诊。其次，很多慢性病在一般情况下是没有症状表现的，有些症状只是慢性病的急性发作。因此，解决了症状不等于治好了慢性病。正是这种症状学的思维方式领导中医走上了一条衰落之路。
医道衰落的另一个标志是中医的派别化。实际上，真正的医学是不应该分派的。中医最可宝贵的一个传统就是它的整体观，也就是从一个全局的立场上思考问题。所谓的“派”起初是医生对某一点认识的深刻化，而后进一步将此认识发扬光大，就对某种诱因产生的疾病形成了认识。但如上所述，各种派别的理论其实均只是对一时之症的认识，如果脱离具体的时空条件，一味地强调运用某一派别的理论解决问题，便很有可能导致整体观的丧失。同样具有怕冷的症状，其根源既可能是阴虚，亦可能是阳虚，表现将其放在整个身体的小环境甚至病人生存的大环境下，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如果孤立地根据几个症状来判断，只能导致治疗的混乱。
实际上，除了少数杰出的医家，多数中医所针对的都只是症状。中医多有以症状列为病名者，如头痛、腹痛、胃脘痛、自汗、盗汗、失眠等，便证明了这一点。这说明传统中医对病的认识是非常模糊的，意味着它存在着很大的漏洞。当然，限于近代以前人类的知识水平和技术手段，应该说传统中医的症状学在那个时代是很先进的，相比起来，西医在解剖学形成之前对疾病的认识是无法和中医相比的。但是，随着西医的近代化，其直观的具体的诊断治疗方法便给传统的模糊医学带来很大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中医的革新派想把中医的症状学判断和西医的疾病诊断结合起来，如把糖尿病归为消渴。孰不知这种结合是非常可笑的，因为糖尿病初期并不一定有症状，而消渴也并非都是糖尿病。
除了思维方式上的原因，中医衰落也有其社会的背景。中国虽有“上医医国”的古训，但在实际生活中，医生的生活地位并不高。对于许多人来说，行医只是在科举落第的情况下，无可奈何的一种糊口手段。晚清时候，曾有日本医家到中国来，其本意是寻找“儒医”，却发现在中国，“儒医”已是凤毛麟角，更不要说通医道者了。大多数人只是背诵一些汤头歌诀，掌握几个药方而已，看病近乎瞎猫遭遇死耗子，全凭运气。在清代编成的《
笑林广记》中，记载着大量有关庸医的笑话，绝非刻意的污蔑。
正由于过去的大多数中医多是方医，没有从医术的层面提升到医道的层面，而他们看病与其说是治病，毋宁说是猜病。不经辩证，先拿前人验方去凑，故而有灵有不灵（当然，即使是很好的医生也会有“不灵”的情况，但那常常是囿于一时的见解不到，与此有着本质的不同）。这也是很多“神话”产生的原因。如，民间常有某人“服不服”某医生的药甚至是与医生有无“缘分”的说法，其实在此。
近代以来，随着西式的知识准则，尤其是思维方式传入中国，这种症状学的思路不但没有得到反思，反而进一步被强化了。近代以来国人爱讲“科学”，又常把科学归结为归纳和演绎二法，其中归纳法尤其受到重视。这一思想氛围有利于此前中医固有的症状学解决方式而不是真正医道的遗存。更重要的是，在西医的步步紧逼下，中医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不得不采用西式的思考方式。其中影响最大的一个步骤恐怕就是模仿西式的医学院，设置中医学院。传统中医采用的是师徒授受的方式，老师通过手把手的指导，能够将一些经验和体会（这些体会有时是难以言明也难以系统化的，不乏微妙之处，相当于米歇尔·普兰尼所谓的“个人知识”）传递给徒弟，而学生也可以在长期追随师傅的过程中逐步掌握中医个体化的思维方式。但对于现代学术建置的中医学院，这种面对面的传授方式未免“奢侈”。为了适应规模性的教育方式和标准化的现代医疗管理体制，就必须把包括治疗手段在内的医学知识加以简单化、条文化和程式化，这无疑背弃了注重整体化和个体化相结合的中医之道。同时，诸如切脉之类的基本训练也难以得到有效的保障。建立中医学院本是为了推动中医的“现代化”，但其具体影响却颇有南辕北辙的意味。
因此，在模式化和分科细密化的“现代”思维标准的大前提下展开的“中西医结合运动”，从开始就注定了它绝非中医的福音。目前的中西医结合的实质是以西医化中医，确切地说，是以西医的思维方式改造中医。现在我们到中医院去，医生不把脉，而是和西医院一样，开一张检查单，等各种各样的检查、化验结果出来以后，再据此开中药处方。似乎中医即等于中药。可是，中西医最大的差异不在药物，而在于对疾病的理解方式。因此，坦率地说，今日的中西医结合完全走错了方向。当然，这绝不是说中西医不可以结合，但是，怎么结合、结合点在哪里，都值得认真地思索，其实质则是首先要弄懂两种医学本身的各自特点，包括它们的长处与短处，才可尽其所能，避其所短。要做到这一点，至少对于中医而言，就必须理解真正的医道，而不能只在医术上找着落。否则必死，不是死于古人，死于权威，便是死于“科学”，死于西医。
我的经历或者可以在此拿来做一例子。我是一九九一年从成都中医学院（现在的成都中医药大学）毕业的。一上临床，我就几乎对中医失去了信心，因为我治不了病。岂止治不了病，课本上总结归纳出来的疾病症状，居然在现实中找不到，几乎没有哪一例完全合乎被标准化了的课本陈述。这对西医来说实际上也是存在的，但西医有各种各样的检测仪器和实验学的方法来辅助医生诊断，错误自然要少很多（实际上也常有不少错误），更何况诊断手段相对单一的中医呢？这个经历对我打击很大，认为中医确实解决不了问题。更重要的是，这并非我一个人的体会，而是我们班所有同学的共同感受。到今天，我们班真正意义上从事中医事业的人已寥寥无几了。二○○七年成都中医学院搞校庆，我回到母校，发现返校的校友们大多失落，心中非常难过。我认为现代中医教育体系几乎可以说是完全失败，它离传统医学的真正精神越来越远。然而，道之不存，术之焉附？传统中医界已经走过了一段弯路，今天我们需要的乃是拨乱反正。
正如整个中国的传统文化，二十世纪以来中医的一个深层危机在于，它必须面临西式标准的审查才能生存。因此，它或者被贬为“巫术”，流放到现代医学的疆界之外；或者努力追随西医，力图使自己“现代化”。但是，任何一种文化，特别是像中国这样有着非常悠久历史的文化，不是不要“现代化”——否则就只有送进博物馆中，成为人们参观凭吊甚至批判的对象——可问题的关键是，什么才是“现代化”？今天大家已经知道，现代化不等于西化。西方只是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先行了一步，提供了一种可供借鉴的形态，而不是一种唯一的模型。因此，真正的现代化必须首先清理自己的家底，知道自己的文化财产中，什么是可以接着用的，什么是必须修理才能用的，什么是不能用的。
这当然不是什么新想法。早在二十年代，胡适等人提出的“整理国故”运动，就希望达到这一目标。然而问题仍然存在：不少人“整理”了国故之后，却认为包括中医在内的国故中基本上没有什么值得继续使用的。这当然不证明“整理”的目标有问题，而是表明不少“整理”工作本身可能并未做到位。以中医而言，其症结何在，也须加以辩证地分析，不能以偏概全，以次充好。这就要求学者首先须立稳自己的脚跟，弄懂中医的真精神，从其原理出发，而不是从具体的手段出发，庶几可以实现中医的真正现代化。
所谓中医的真正现代化，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走出症状学的思考方式，回到“医道”传统，实现中医界的内部反思。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不乏“清理门户”的意味。二是站在一个平等的地位上和西医对话，矫正今日这种以西化中式的中西医结合运动，实现二者的真正结合。这不但有利于中医的发展，对西医也不无益处。实际上，所谓中医和西医不过是限于我们今日的认知水平的一种表述。在“治病救人”的意义上讲，医学只有方式、方法的不同。中、西医乃至其他一些医学，如藏医、蒙医等，都是基于对自然和人体的认识而建立的。当我们对疾病的认识更为深入的时候，这些医学均可找到结合点，互为所用，而不应有什么对立。在上述两个方面中，对医道的认识是最为基本也是最为迫切之事。
说到医道，不少人又有两个误解，一是认为中医只讲经验，没有理论；二是认为中医的理论很玄，没有科学的依据。第一个误解不难解释，只须认真通读一下《内经》，即可消除。第二个误解却不容忽视。实际上，包括不少医家在内，谈到中医理论，就要使用诸如阴阳、五行一类的概念，不但使人觉得玄奥难懂，且使惯于使用“科学”思维的现代人感到格格不入。其实，所谓阴阳、五行只是传统中医的一种表达方式，或者说是他们对于自然认识的表述。当然，这不是说这一套术语就是丝毫不重要的，而是说我们并不一定非要使用它们才能说清楚中医的道理，而别无表达方式。回到前边的比喻，顶尖的武林高手因为已经真正理解了武学的真谛，拈花摘叶，亦可伤人。术语就好比是武器，而医道才是核心。
在我看来，传统医学之医道的实质乃是对于自然观的把握。人是宇宙中的一物，在千百年来的进化过程中，与周围的环境相互作用，才成为今天这个样子。因此，我们不可能脱离自然来理解人(不能深刻地认识人和自然的关系，西医的研究和发展也将陷入泥潭)。且仅就此一方面而言，古人较之今人更有优势。今天我们的生活更加富足、更加方便，但也离自然更加遥远。我们营造了一个看似可以脱离自然、实际上是最终要受到大自然制约的小环境。其影响之一就是，我们对自然的感应能力大大减弱了。古人由于常与自然为友，获得了一套非常淳朴的自然观，而中医便是建立在这一套自然唯物观基础上的对人体内脏经络的病理演变的认识。
其实，不仅是中医，各种传统医学，无不建立在一套类似的自然观基础上。即使现代西医，也不能从根本上脱离这一观念。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讲，我更希望把我理想中的医学称之为“自然医学”。它与传统意义上的中医有共同的根源，但又超越了传统中医。首先，它要求从医道的高度理解疾病，既把人体与外部环境结合起来，又从人体内脏经络的整体意义上对疾病加以全方位的考察，因此，它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归纳，更是根据身体的各种征象进行的综合分析；它的治疗方案也不是对前人成方的沿袭，而是建立在综合分析基础上的“综合治理”。
其次，我们今天的自然环境和生活方式较之古人甚至几十年前的人们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决定了我们的内在机制必然发生相应的改变。这些年来出现了不少新的疾病，如所谓“空调病”，便是这种新环境的产物。这就意味着我们的治疗方案一定须做调整，绝不能简单地因袭成方，必须有所“变”；但这个“变”又是有依据的，其依据便是自然的基本运行和人体内脏经络的病理演变规律，这便是“通”。有通有变，则可大可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