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6月30日，一代国学大师，著名教育家、书画家、诗人，启功先生走完了他的一生，享年93岁。
独创“启”姓，自当始祖
启先生的全名是爱新觉罗·启功，但他在自己所有的书画、著作、文章和书信中，从未使用过“爱新觉罗”这个姓氏。他曾不无诙谐地说：“本人姓启，名功，字元白，我之所以不愿用‘爱新觉罗’这个姓，乃为表明我不要吃祖宗饭，不要当‘八旗子弟’，而要靠自己的本领谋生。”
启先生是大清雍正皇帝的九世孙，他的祖上与乾隆皇帝是同父异母兄弟，名弘昼，后被乾隆皇帝册封为和亲王。可是到了他高祖父这一代，因非正室所生，被迫搬出了王府。等到他曾祖父这一代，已成所谓“强干弱枝”，开始以教书度日。
要说他的曾祖父，也是一个很有志气的人。因不甘人下，发愤读书，考取了举人、进士，最后做官做到了礼部尚书。他的祖父走的也是“学而优则仕”这条路，做过“主考”、当过“学政”。但他父亲却在尚未踏入仕途之前，19岁时，就过早地夭亡了，当时启功刚满周岁。
启先生是在祖父关爱下，才得以上学念书的。其祖父的门生戴遂之，是一位知恩图报的老夫子。他竭尽全力地想让启功能够继承其祖父的衣钵，成为一名教育家，故于文史方面，在他身上狠下了一番功夫。而启功当时所想的却是：“我能上学读书，固然不错，可我母亲和一个没有出嫁的姑姑谁管呢?”于是，他便央求戴老先生说：“我想谋个职业，哪怕一个月只挣二三十元，也好奉养我的母亲和姑姑。”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个彻底“被遗弃的贵族后裔”，应先解决生计再图发展。至于“爱新觉罗”这个姓氏，不用也罢。就这样，开朗、乐观的他便独创“启”姓，自当“始祖”了。
1933年，启功21岁，中学毕业。这时的他在古典诗词和经史辞章方面，已是颇有心得。又是他祖父的一位老朋友，将他举荐给了中国现代著名史学家和教育家陈垣先生。陈先生对学生用心之纯、之真、之深，令启先生终生难忘。启功曾十分动情地回忆说：“我自21岁得识陈先生，直到他去世，受先生教导，经历近40年矣!”为报此恩，启先生耄耋之年，呕心沥血，伏案三年，创作了上百幅书画作品。在陈先生诞辰120周年之际，用卖这些书画作品所得之163万元人民币设立了“北京师范大学励耘奖学助学基金”。基金以“励耘”为名，乃是因陈老校长生前曾有诗云：“老夫也是农家子，书屋于今号‘励耘’。”赵朴初先生闻知后题诗赞曰：“输肝折齿励耕耘，此日逾知师道尊。万翼垂天鸾凤起，千秋不倦诲人心。”
患难与共情未了
在启先生心中，还有一位终生难忘的人，这便是曾与他患难与共的妻子章宝琛。启先生是在母亲的包办下，在1933年与章宝琛成婚的。此前，他们二人从未见过面。章宝琛虽不通文墨，而且是带着自己的小弟弟一起嫁过来的。但自她嫁过来后，任劳任怨，再不要启先生为“家”操心，这使启先生由衷感佩。
婚后，启先生中断了学业，在辅仁中学任国文教员。但3年后，他被解聘了，一家人的生活陷入困境。一天，启先生看到妻子正在补一只破了几个洞的袜子，不由心中一片酸楚，遂决定拿些自己画的画去卖。然而，当他真背上画卷准备出门时，却又犹豫了。章宝琛理解丈夫，便说：“你只管作画，我上街去卖。”
一天傍晚，突然下起了大雪，启先生见妻子还没回家，便打着伞去街上找她。只见章宝琛坐在小马扎上，全身落满了雪花。他的泪水顿时夺眶而出。见到丈夫，章宝琛挥舞着双手，兴奋地说：“只剩两幅画没卖了。”
1938年6月，日伪政府成立了教育局，一位过去的同事来拉启先生去那里工作，遭到启先生的严词拒绝。同事不死心，准备先说动章宝琛，谁知章宝琛态度更加坚决：“我们就是饿死，也不给日本鬼子和汉奸做事!”启先生知道后，感叹连连：“知我者，宝琛也!”启先生的母亲和姑姑1957年相继病逝。启先生于悲恸中深感妻子为这个家庭操碎了心，竟忍不住跪倒于地，叩谢贤妻的深情重义。
1957年“反右”风起，启先生被打成“右派”，发配农场劳动改造。每天，他从农场回来，就呆呆地坐在窗前一言不发。章宝琛看在眼里急在心头。
那年8月的一天，启先生突然对妻子说：“宝琛啊，如果我走了，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妻子紧紧抱住丈夫，泣不成声：“那么苦的日子我们都挺过来了，还有什么能够难倒我们？如果你走了，我活着还有意思吗?”
第二天，章宝琛又拉着丈夫来到胡同口，指着一个修鞋的盲人说：“他眼瞎了，腿锯掉了，妻子和女儿又在一次车祸中丧生了，他不是也顽强地活下来了吗？”直说得启先生心头荡起一股暖流，妻子几句朴素的话语，帮他解开了心头的死结。
“文革”中，启先生又被审查，幸亏章宝琛有见识，也有胆量，她早把家里一切“犯禁”的东西和启先生所有的字画、书稿，统统打包藏起，红卫兵无数次抄家，什么也没有查到。
在1975年章宝琛病危期间，弥留之际，她拉着启先生的手，指点了她埋藏书画、文稿之处，日后启先生找出来一看，自己多年呕心沥血所作之书画、文稿，都是用牛皮纸包好，外面又加了一层塑料薄膜收起的，一张也没坏!
另值得一提的是：章宝琛去世前，曾伤感地说：“启功啊，我们结婚都43年了，一直没有自己的房子，要是能在自己家里住上一天，该多好哇!”也就是说，他们自结婚以来，就一直借住在亲戚家，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
妻子去世后两个多月，启先生搬进了学校分给他的房子，他终于有了自己的家。他怕妻子找不到回家的路，特意来到妻子坟头，喃喃地说道：“宝琛，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你跟我回家吧。”回到家里，他又炒了妻子最爱吃的几个菜，并不停地给妻子碗里夹菜，当妻子碗里的菜多得直往桌子上掉时，启先生趴在桌上失声痛哭……
启功一生无儿无女，妻子去世后，他一直过着孤独而清苦的生活。他把卖字画和稿费所得之200多万元人民币全部捐给了北京师范大学，自己却住在简陋而狭小的房子里。1995年，一位慕名而来的女画家看到他这种生活现状，想留下来照顾他，陪伴他走完后半生。启先生说：“我心里只有宝琛，再容不下任何一个女人了。”
独自开创“五三五”字体
启功先生出生在书香门第，自幼便在祖父的督促下练习书法。开始他与一般的小孩没有两样，悬腕运笔老哆嗦，描“红字”也不理想，以致后来他的画比字好。对他刺激最大的是，他的表舅请他作画，却事先叮嘱再三：画好后千万别在上面题字，他要另找人写。此事促使他立志勤奋练字。后来陈垣又对他说：“你要给学生批改作文，学生的字写得比你漂亮，你心里会是什么滋味？”启功下苦心练字，书法有了很大的进步。
启功曾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苦练用笔，一笔一笔地琢磨，临帖临得分毫不差。但写出来的字平看还可以，一挂起来就没神了。经过再三揣摩，他发现问题在字的“结构”上。启功找来很多名家碑帖以及唐代佛经，用透亮的方格纸将这些字单个放大，潜心描写，终于从名家书法的笔画结构上，找到了写字的规律。一般人学书法都是从写“九宫格”或“米字格”开始，将方格分成若干的等分。启功发现问题就出在这“等分”上。因为每个字的“重心”不一定都在“中心”，所以不能把每个字都一个模式地上下左右分为“三等分”。于是他采用一个更为符合字形结构的划分法，便是由他首创的“五三五”不等分，这种字形上下左右的分量较大，中间的分量较小，而不是“九宫格”那样的“九等分”。
启功在这“五三五”不等分的基础上练字许久。他反复研究，又发现汉字结构存在“先紧后松、左紧右松、内紧外松”的规律，所以对历来所说汉字应“横平竖直”之言也不可尽信了。“形似”与“神似”之别，究其根源还在于汉字的结构上。如果字的结构不好，用笔再妙也无济于事。所谓“胸有成竹”，就是写字时，心中应先有这个字的“骨架结构”，下笔心中有底，笔下也就有神了。启功认为写字只要写出结构，好看就得，爱怎么拿笔就怎么拿，爱怎样用笔就怎样用笔。哪怕每天写几个字，将字的结构写准确就是功夫。“五三五”不等分结构字体，便是他独创的“启体”书法。
“三怕”与“二不怕”
启功的书法成为难得的墨宝，所以假冒者颇多，还真有一家店铺专卖此种“作品”。启先生有次会后路经此店，便进去一件一件地细看。有人特地走近他身旁问道：“启老，这字是您写的吗?”他笑着答道：“比我写得好!”在场的人全都哈哈大笑了。
紧接着，启先生改口说：“这是我写的。”事后，他解释说：“人家用我的名字写字，这是看得起我。再者此人一定是生活困难缺钱，他要是找我借钱，我不是也得借给他吗?”随着他声名日隆，每天慕名造访、相约讲课、索题求字的人络绎不绝。早上，先生还没洗漱，门口的中外客人已经排上了队，人头攒动，疑似早市，贴上“谢客”、“有病”的条子，还是没有用。先生的好友黄苗子心疼不过，写了一篇《保护稀有活人歌》，有五百字，贴在门上，呼吁大家“保护”一下稀有的启功先生！
好多人都知道启功的“三怕”与“二不怕”。他的第一怕是“怕过生日”，所以北师大把给他办90岁生日的活动，改为了庆祝他从教70年的研讨会和书画展。他的第二怕是怕沾上“皇家祖荫”，故隐其姓“爱新觉罗”，还曾把写着“爱新觉罗·启功”的来信退回说“查无此人”。第三怕是怕良朋给自己介绍老伴。当夫人撒手人寰后，启老家中可谓“门庭若市”，不少热心朋友乐呵呵地手拿“红丝线”，进门就往启老的脚脖子上系。更有人不经同意便领女方前来“会面”。这可吓坏了启功，于是他先以幽默自嘲谢客：“何词可答热情洋溢良媒言，但说感情物质金钱生理一无基础，只剩须眉男子相，如此而已而已。”此招仍不能挡驾，他干脆撤掉双人床，换成一张单人床，以此明志。
再说启先生的“二不怕”，即一不怕病，二不怕死。面对颈椎病发作，要他做“牵引”治疗。这般痛苦事，他却开心地喻为“上吊”，形神毕肖地写下《西江月》：“七节颈椎生刺，六斤铁饼拴牢，长绳牵系两三条，头上数根活套。虽不轻松愉快，略同锻炼晨操，《洗冤录》里篇篇瞧，不见这般上吊。”
在北师大校园内，“师”门弟子爱戴、尊敬启老，见面总爱称他为“博导”。启先生便言：“老朽垂垂老矣，一拨就倒、一驳就倒，我是‘拨倒’，不拨‘自倒’矣!”在他被任命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后，有人祝贺说，这是“部级”呢。启先生则利用谐音风趣地说：“不急，我不急，真不急!”更为幽默风趣的是启先生外出讲学时，听到会议主持人说：“现在请启老作指示”，他接下去的话便是：“指示不敢当。本人是满族，祖先活动在东北，属少数民族，历史上通称‘胡人’。因此在下所讲，全是不折不扣的‘胡言’……”如此见面语，立刻活跃了会场气氛。
早在1978年，66岁的他，就为自己撰写了一篇《墓志铭》，其诙谐幽默，溢满字里行间：“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瘫趋左，派曾右。面微圆，皮欠厚。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计平生，谥曰陋。身与名，一齐臭。”
（王辛远摘自2005年7月4日《新闻人物追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