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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要评论吴敬琏的经济学，简单一句话：他是以中国现实问题为“体”，现代经济学为“用”。他想以当代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理论来解决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中的难题。吴敬琏是他们这一代经济学家中一个标志性人物，他承上启下，沟通中西。他能主动转型，而且做了很多杰出的工作。最能体现这一点的就是他一九九二年前后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量论述。不同于一般学院派学者的是，他亲身参与了这一过程，对这一进程做了实际的推动（《改革，我们正在过大关》，318页，《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25页、97页）。
       他们这一代经济学家能这样做已经难能可贵，让他发明一个模型、公式，搞一些原创的“知识性贡献”，不现实。因为这一代经济学家面前摆着的最大的课题就是中国经济改革，我认为，如果把这个事抓住了，他就是尽了一个经济学家的本分，起码是尽了一个中国经济学家的本分。
       吴敬琏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看法充满着“大智慧”。每当经济学界有了激烈争论，大家都想听听他的声音，他有体制的视角，又有比较的眼光。他看问题既能高屋建瓴，又能一针见血。吴敬琏的阅读量非常大，以他这个年纪难以想象。他还通过各种机会接触各领域的青年学者，接受新知识。他是学术界的一个信息“交汇点”。“大智慧”来自“大阅读量”、“大信息量”。这本书里有好几篇他和法学家的对话，实际上，吴老师和法学家的对话有点勉为其难，但他意识到经济学家必须要了解法律，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离不开法治，这是非常难得的。由于他这种在专业以外的努力，使得他始终站在改革最前沿。
       在这本书里有一篇很重要的文章《为了迎接中国发展新阶段需要研究的若干重大问题》，这是“十七大”召开之前吴敬琏写的一篇有针对性的文章。现在，改革的民意基础与合法性有些问题，已不如八十年代，这是实情。但是不改革，可能老百姓更不答应。邓小平曾经说过“不改革死路一条”，现在还是一样。看待改革，要有整体观，要有历史观。“十七大”报告专门有一章讲“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里面有些话说的很坚定也很直白：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大家知道，如何看待当前改革中出现的问题，理论界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改革的方向出了问题，一种认为是改革不彻底造成的。吴敬琏持后一种观点。比如，如何认识贫富差距扩大？是不是搞市场经济引起的？吴敬琏分析的结果，不是这样。主要是两种因素引起的收入差距扩大使人们不满。一种是行政垄断导致部门间的收入差距过分悬殊，另一种是由于权利腐败带来的灰色收入导致差距扩大。普通农民和工人的利益受损并不是说出现了企业家阶层他就不舒服，或者说知识分子收入比他高他就不舒服。工人农民的利益受损，这里有很深的政治、法律、经济的体制因素，是一个要靠深化改革来解决的问题。当然，在透明、公正的原则没有建立起来以前，确有一些部门或地方的改革受局中人利益主导，成为损公肥私的假改革，这个情况也一定程度的存在。
       但是，改革不彻底的情况却被人们严重低估了。有人讲，政治体制改革从一九九○年以后一直在倒退，从新世纪的这几年看，经济体制改革也踌躇不前。国有企业通过九十年代中后期的改革，包袱是卸了，也确实搞活了，但国有企业尤其中央国有企业依靠垄断又成为一个超级庞然大物。同时，非公有制经济的很多待遇又落实不了，垄断集团利用立法的力量把很多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路子阻碍了。经济体制改革不彻底的另一个方面就是要素市场发育迟缓，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还没有发挥出来。资本市场基本是官方市场，土地市场的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严重割裂，一级市场被高度垄断，农民的土地产权不完整。人才市场受户籍制度羁绊，技术市场受制于教育科研体制，资源的价格不能体现其稀缺性和供求关系。现在的总体情况是，生产力的发展好于生产关系，尤其是东南沿海，但生产关系滞后于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滞后于意识形态。在生产力、生产关系改革之后，上层建筑严重滞后于生产力、生产关系改革，所以吴敬琏提出，建设一个服务型的责任政府。我们的意识形态改革更不用说了。教育改革滞后，因此备受抨击，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教育承担了一部分意识形态的职能，谁也不敢改。高校改革的问题根本不在所谓“产业化”问题，而是“官本位化”和“意识形态化”问题。我理解，“改革攻坚”就是增量改革，旧的东西基本不动，靠新的增量去赎买和腐蚀，但时间长了就把整个经济社会都败坏了，新体制也扭曲了。现在剩下要改的都是存量中最顽固最核心的东西，这就是改革攻坚的含义所在。
       吴敬琏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同时他又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如果说吴敬琏是一个经济学家的话，他是知识分子型的经济学家，他有一种历史责任，有一种社会情怀，在这种情怀的支配下就形成了他独特的悲天悯人式的经济学家人格。吴敬琏的这种人格特征向上找可以追溯到顾准，可以追溯到顾炎武，可以追溯到东林党人和常州学派。吴敬琏喜欢研究“头部的问题”，而不只是看到“腰部的问题”，他的眼光永远是前瞻性的、趋势性的、苗头性的。所以他说出的话往往不是很讨好当道。他曾当过大型国有企业的独立董事，但结果并不是很愉快。他热忱呼唤市场经济，但是市场经济真正来了之后，他发现这个市场经济不是他原来想象的市场经济，他又与其他学者一道，把市场经济分成好的市场经济、坏的市场经济。他要呼唤的是好的市场经济，也就是法治的市场经济，还可以设想，再往后，假如法治真的加强了，而法治自身的腐败又是问题。国有企业的改革也是这样，吴敬琏呼吁国企改革，但是当今天出现国有企业庞大的垄断经济集团的时候，他又强调要把生产力从垄断集团手里释放出来。他主张改革，但当他发现改革中不公开、不民主的黑箱式操作在损害普通人利益时，他又较早地举起了“公正”的大旗，站在普通百姓一边。他就像希腊神话里那个不断推石上山的西西弗。
       吴敬琏这几年出的书有非常重要的改革史的文献价值。他既为大的改革决策提方案，如把国有股减持的部分拿过去做实养老账户，经过他几年来不停地呼吁已经有些端倪；他也亲身推动着局部的基层的一点一滴的改良。我知道他这些年来一直在关注基层商会的建设、改革和内部治理（《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167页），在无锡开了七次会，他每会必到。现在的吴敬琏已经从一个改革的“局外人”变成了改革的“局内人”，他关怀“价值”，也关心“过程”，他更注意从实际出发，注重实际操作。他赞赏那种“小步快走”式的改革。
       （《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吴敬琏著，三联书店二○○七年八月版，3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