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20多年前，7月的一个上午，上海很热。我所在的复旦大学毕业班通知开会。由老师和辅导员主持并发给每个学生毕业分配派遣通知单。章玉梅老师四十多岁，短发，清秀，消瘦，说着温软的上海普通话。她站在平日里授课的讲台上，一个一个念学生名字，一张一张发通知单。
可是，全班同学的名字宣读完毕之后，章玉梅老师仍然没有念到我。我有些慌了，是老师忘记了我？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同学们欢天喜地，一个个鱼贯而出。章老师不紧不慢收拾着她的书包。而我，在教室中等待着她。
“罗，送送我吧。”章老师对我说。
陪着章玉梅老师，走在复旦梧桐遮日的林阴道上，我无语。章老师从她的旧书包中拿出一张小小的白纸片，递给我。
“罗，你的通知单。”她说。
哇，我惊喜万分，这个北京的中央某直属单位，是许多同学曾经多次要求分配去的地方呀！
章玉梅老师轻声细语地说，你年轻，有活动能力，又发表过获奖作品，你能行。我感激地说：“章老师，走之前，我去看看你好吗?”章玉梅老师说：“不用了，我不会再来了!”她说得如此平静，以至于我根本没想过她这句话的任何意思。
收拾空空的行囊，收拾重重的书箱，离沪赴京的前一天下午，我设法打听到了章玉梅老师的电话。打通电话后，我等了好久，章老师的爱人才来接。
他告诉我，章老师住院了，是肝癌晚期，早该住院治疗。可是，她说她是毕业班的辅导员，不能在学生快毕业的时候离开岗位。因此，她坚持着，一直到分配完毕!顿时，我的心沉重起来。
次日清早， 清贫如洗的我，从水果摊上买了三个苹果，匆匆赶往医院。路上我默默祈祷着，从中国的佛，到西方的基督，再到中东的真主，我向他们一个一个地祈祷，求他们为我们的章老师赐福。
来到医院，我发现章老师一下子老了许多，无力地躺在病床上，橙色的药液，从针管滑下，延续着她微弱的呼吸。她用手指指床边的椅子，让我坐下。看着她正在枯萎的面容，我几乎哭出声来。
“什么时候走?”章老师的声音细若游丝。
“今晚的火车。”我哽咽。
“那是个大机关，是个大单位，人才济济。到那儿工作，怕吗?”章老师的声音。
我点头。章老师真细心，她能知道每一个学生的心。
“不怕。”她用母亲一般慈善的声音说。
“我有一个同学，在你要去的单位当秘书长。我给他写封信，你带去找他。”章老师说。
没有纸笔。章玉梅老师示意护士，让护士拿来一张处方笺，拿来一枝圆珠笔。病卧在床的她，已不能起身，纸放在哪儿?她怎么写?
“转过来，把背给我。”她对我说。我明白了。我蹲在地上，不，几乎是跪在她的床前，背对着她。章玉梅老师的爱人将那张处方笺平铺在我的背上，章老师以背为桌，躺在床上，用圆珠笔为我写下这封信。感受着她书法的笔力。我想到的是岳母刺字的悲壮。
我不记得是怎样离开病房的，不记得章老师还说了什么。我的心，我的全身，已经浸湿在苦痛和感激的泪水中!
离开了上海，离开了复旦，离开了章老师，年少的我来到北京，就像一个水滴，一头扑进了茫茫大海，在奔腾的波浪中启航，在起伏的潮水中沉浮。多少次，多少回，我都想拿出这封信，拿出这张处方笺，去找她的同学，我们单位的秘书长。可是，我没有，我从来没有拿出这封信。我舍不得啊!这是我的老师在她生命的尽头给我的一片枫叶，是我最珍贵的纪念。我不忍心将这封信送给另一个人，也许它能换来我的前程。但是，这一切与那封信相比，又是多么的微不足道!
章老师走完了她人生的旅程，将月白风清的情谊和关爱留给了我。许许多多困难的时候，许许多多痛苦的时候，我会拿出这张处方笺，静静地看着，让心海归于宁静，让勇气涌上心头，让生命直面征程!
（黄莺摘自《黄河》2005年第3期，安玉民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