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美国《时代》周刊评出了100年来最具影响力的20位艺术家，可可·夏奈尔醒目地排在第二位。“她没有议会与国土，却统治得比任何一位政治家永久，她做出的每个决定，都超越国界而在世界上具备法律般的效果。”同样身为设计师，位居第17的克里斯汀·迪奥由此惊叹，“一个女人凭借一件黑色套头毛衫与几串珍珠项链，就革命性地改变了时装”。相对于迪奥铺陈的叙述，在排行榜名列第12的画家毕加索则言简意赅，“她是世界上最敏感的女人。”
可可·夏奈尔，私生女，在孤儿院长大，25岁之前对巴黎一无所知。1913年夏奈尔在第一个情人史蒂安·巴尔桑的帮助下，在法国南部海滨小城杜维尔开了一家小时装店，借助自己在孤儿院练就的缝纫与剪裁本领加工一些成品衣服出售。虽然这家店铺的月营业额常常不过几十件，但“野心勃勃”的夏奈尔已经做好了向陈腐的设计风格挑战的打算。“一个可憎的时代即将结束，一切丑陋的东西都要改变。”晚年的夏奈尔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女人们穿得很差，一件紧身裙就是她们最好的衣服了。这种衣服挺胸凸臀，裹得很紧。这就是装扮妇女的服装！由巴黎那些根本不了解女人、自鸣得意的家伙创造的。那些可怜的上流社会的太太、小姐们气喘吁吁地跟在后面，戴着有如小丑一样装饰的礼帽，实在是可怜至极。”
1914年，夏奈尔来到巴黎，在康邦街重新设立了自己的工作室。旷日持久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夏奈尔的新奇设计很快站稳了脚跟。由于物资紧缺，以普瓦雷为代表，奢华夸张的传统设计风格难以为继，而夏奈尔的作品既节省了布料又显露出一种与众不同的独特魅力:“我将一件旧毛织套衫的前片剪开，装上一条饰带，这样就可以不必从头上套下去了。”她在回忆录中写道，“而另一天，我在观看一些英国人玩马球时感到有些冷，就随手穿了一件宽大男式套衫，并在腰间胡乱匝了一条带子。”于是，在1916年的一期《时尚》杂志独家刊登了这一“妙手偶得之”的设计，并把它命名为“迷人的夏奈尔衬衫式连衣裙”。借助数十万赴欧参战的美国军人，这一革命性设计在“一战”结束后传到了大洋彼岸的美国。虽然此时巴黎的上流人士仍然在一开始叼着昂贵的雪茄，对这位娇小妇人提供的样装评头品足，但他们很快就发现，全球顾客的意志是不可转移的。
“一战”后的经济复苏造就了奢侈商品行业的重新繁荣，香奈尔也不例外。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这家在开业时只拥有两名员工的作坊已经发展成为拥有4000名职工，业务遍及世界，年服装销量达28000套的时尚巨擘。
与其他设计师不同的是，夏奈尔破天荒地开拓了自己的香水制造业，并使其成为了同品牌服装的完美互补。1923年，正是夏奈尔事业的黄金时期，夏奈尔服装销售良好，于是她又将目光瞄向了香水市场。在著名的香水调配师恩尼斯的协助下，夏奈尔终于在无数样品中选出了第5号样品。“这就是我要的。”她说，“一种截然不同于以往的香水。一种女人的香水。一种气味香浓、令人难忘的女人的香水。”
香水推出的过程更是在夏奈尔的精心策划之下。她将香水样品分成小瓶带回来，慷慨赠予出手大方的客人，又叫店员将香水喷在试衣间内。于是过了几天便有人向她询问何处可以买到这种香水。不过夏奈尔并未急于透露风声，而是故意推说已经不记得了。店员一再在试衣间里洒香水，而这一幕也重复上演。很多收到小赠品的顾客纷纷回到店内，询问香水的来源。
于是夏奈尔开始发电报给合作伙伴恩尼斯，要他火速增产，而她则展开第二轮推销。“你认为我真的应该将这种香水拿来自己卖吗？”“你真的喜爱我的香水吗？”她不断地问着身边的客人。等到恩尼斯回信说已经开始生产，夏奈尔也终于将自己的首瓶香水推向了市场。整个过程安排得不露声色，在看似无意间投注高额筹码，若非敏锐的判断力加上过人的聪慧，想必也不会成就今天的夏奈尔王国了。从那时起，没有任何号码，像夏奈儿5号那样深入人心。提起No.5，人们即想到夏奈尔，联想到一股幽香，神秘性感，杳渺飘忽，萦绕了大半个世纪。持续不褪的香气，以始终不变的姿态，成为上世纪经典。
1954年，当沉寂多年后的夏奈尔返回巴黎时，喜新厌旧的欧洲时尚界却认为这位奇才已经是明日黄花。然而，这位71岁的领袖无疑将发起一场革命。当时紧身彩色裤、迷你裙与小号凸条毛衣很是流行，而夏奈尔固执地以宽松外套、仿珠宝项链与镶边花呢外套来对抗。有趣的是，这场绝地反击之所以成功，除了来自香水制造部门稳定的利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功于美国妇女。她们比自己的欧洲姐妹更厌恶待在家中，而偏好奔波在位于大城市的公司与郊区的住所之间，夏奈尔的简洁明快立刻打动了醉心于机械化大规模生产、对高成本的小宗制造不甚感冒的第五大道。6个月内，整个美国时装行业就已经夏奈尔化了，《时尚》杂志评价她1955年推出的“小黑裙装”是“时尚界的福特流水线汽车”——它的确像福特汽车一样经久耐用，直到1961年，奥黛丽·赫本在电影《第凡内的早餐》中仍然选择它来诠释自己的性感。
“与她的罗曼史一样，夏奈尔与这个以男性为主导的时装设计业的关系呈现出一道从依附、利用再到分庭抗礼的明显轨迹。”马塞尔·黑德里希在传记结尾时写道，“当她用‘有成堆的公爵夫人，但只有一个可可·夏奈尔’来回绝威斯敏斯特公爵的求婚时，她的性格已经完全成熟了。她的一生可以被看作一个女性在男性的强势群体中艰难地争取肉体与灵魂自由的寓言。”无疑，这种抗争的最集中体现就是她的创作风格。与同时代另一位杰出的女性解放运动领导人伊莎贝拉·邓肯所表达的那样，她们所要求的解放并不是放浪形骸的肉体满足，而是一种渴望获得独立与完整性的生活的诉求。“时装演变，但风格延续；风格，就是我。”夏奈尔如是说。
她的晚年生活相对较为安宁，主要忙于女装店的事务(该店的经营常常入不敷出，但母公司总是很乐意地帮它填补亏空，因为其知名度有助于其他每一种夏奈尔产品的销售),以及发表言语辛辣的评论和赛马运动。
她在尚蒂伊的赛马中有一匹名叫罗曼蒂卡的著名的母马。
夏奈尔比她的许多好朋友活得都长，并感到与他人很疏远。她终身未嫁，这并不是因为她宁愿过孤独的生活。用她自己的话来说，这是因为她“从来都不愿像小鸟一样太多地依附于某个男人”。
她对时装界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全君凌摘自瑞丽女性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