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是中国电影的百年华诞。中国电影从一部《定军山》开始，走过了一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在这100年的风雨历程中，一颗颗闪亮的明星汇成了中国电影事业滚滚向前的洪流，许多仁人志士为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邵逸夫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本刊登载此文，以纪念中国电影的这一盛事。
——本刊编辑部
在香港，邵逸夫是家喻户晓的人物。邵氏电影公司的电影院，总计达200多家。每一天光顾这些电影院的观众就大约有100万人！邵逸夫从事电影事业长达半个多世纪，邵氏公司拍摄的影片已无法精确统计，单说设在香港的邵氏电影制片厂，二十多年来所摄制的影片就有1000余部。
艰难创业路
邵逸夫的祖籍是浙江镇海。他1907年出生在上海，是家里的第六个孩子。他的父亲邵玉轩是上海有名的染坊老板，家境殷实。邵玉轩好像就和电影有缘，有一次他与朋友出去游玩，一起看了场电影，立刻被电影吸引住了。当时电影刚刚进入中国，虽然还是无声电影，但也被老百姓看成神奇的玩艺儿。谁都弄不懂那么一块白布上，怎么会凭空出现山水树木、活人畜牲！但邵玉轩与众不同，他在惊叹之余，马上去打听电影的知识，把它当做一个有利可图的行当！当别人还在为电影作口头义务宣传的时候，邵玉轩已经捷足先登，打起了电影的主意。1920年，上海“笑舞台”剧院的老板把“笑舞台”抵押出卖，邵玉轩便派当律师的长子邵醉翁接收了“笑舞台”，不久就经营起电影片子的进出口生意，开创了邵氏家族电影事业的先河。邵逸夫兄弟后来纷纷投身电影事业，无疑是父亲的影响。
邵逸夫的大哥邵醉翁，十分喜爱戏剧艺术，常常自己写个剧本，让人排演。接触到电影之后，他就开始筹拍电影。后来邵醉翁创立“天一影片公司”，几个弟弟也都加入进去。
邵逸夫进入“天一”，哥哥并没有让他当小老板，而是把他当成普通员工，分配他去干后勤。戏院的后勤很难搞，除了打扫卫生，管理演员的道具，还要随时打杂。摄影师和演员总是派头很大，把后勤人员支使得团团转。有时为了借一件道具，邵逸夫要跑几十里路，弄得不好还要挨哥哥的骂。后来，哥哥又把他派去放映组，专跑片源。两年以后，邵逸夫几乎跑遍了天一公司的所有部门。正是这种全面的基本训练，使他后来主持电影公司时，什么问题都难不倒他！公司发展也很顺利，不久便与当时享有盛名的“明星公司”和“大中华百合公司”并驾齐驱。
数年后，上海又出现了几家影片公司，竞争日趋激烈。要发展事业，首先必须开拓市场。东南亚一带华人众多，是个很有潜力的国产片市场。1953年，三哥邵仁枚带着几部天一公司拍摄的影片赴抵新加坡。当时新加坡并无戏院愿意上映名不见经传的天一公司的影片。邵仁枚并不退缩，他采用租赁戏院的办法放映，结果一下子打响，观众争相观看。邵仁枚一人应付不过来，急电召邵逸夫相助。邵逸夫当时只有十七岁，中学刚毕业。见了电报，兴奋得立即赶到了新加坡。最使邵逸夫终生难忘的，是和哥哥一起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搞流动放映。他们像苦力一样，扛着电影机和影片，在烈日下长途跋涉，深入到华侨众多的农场去放露天电影。那时的放映设备还很落后，要用手工一格格地摇片子，一场电影放下来，放映员都累得腰酸手痛。更要命的是蚊虫叮咬，奇痒难耐。邵逸夫只好坚持一天两次冷水浴，又用万金油涂抹全身，总算走遍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大小乡镇。
兄弟俩越干越有劲，在新加坡站稳了脚跟，挂牌成立了邵氏机构，先后买下了美芝路的新娱乐剧院和曼舞罗戏院，专门上映天一公司的新电影。在艰难的创业过程中，邵逸夫明显地成熟了。于是，邵仁枚就把新加坡的事业完全交给了邵逸夫，自己又到马来西亚去开辟新市场了！
开创中国有声电影新纪元
1929年到1933年，美国的经济危机引发了世界性的经济萧条。人们连生活下去都感到困难，看电影的人自然大大减少了。有些电影院也不得不关门停业。邵氏机构同样面临着停业还是维持的问题。邵氏兄弟决定坚持下去。也就在这时，知难而进的邵逸夫，提出了拍摄有声电影的建议。当时，西方已经有了有声电影，但中国和东南亚还停留在“哑巴电影”的时代。他说：“现在大家都困难，舍不得拍有声电影，我们正好乘虚而入，捷足先登！”三哥邵仁枚沉吟了片刻，鼓励弟弟说：“那你就动手干吧，我们会支持你的！”
然而真正动手干，事情却不是那么简单。有声电影究竟是怎么回事，邵逸夫头脑中也是一片空白，他所知道的只有一点，就是这些东西在欧洲有、美国有。邵逸夫决定去美国考察。没有飞机可乘，他只好坐轮船去，上了船就晕，吐得死去活来，差一点把命丢在太平洋上。到达旧金山时，他已经虚弱得不能走路，被人送进了一家黑人医院。可是他第二天就从医院里溜走了。
美国之行使邵逸夫大开眼界。他发狂似地买了大批器材设备，又是一个月的远洋海轮，又是吐得昏天黑地。邵逸夫回到了新加坡，在他的电影院里安上了有声设备。
放映设备是有了，可有声影片还没拍出来。邵逸夫不得不自己坐下来写剧本。一写半个月，可是连自己看了都不满意。两条腿被蚊虫咬得吃不消，他只好打上一桶水，把脚泡在水里。遇到了难题，连个请教的人都没有，这方面中国专家还不曾出现，“吃螃蟹”的他是第一个；外国专家身边又没有，要专门从西方请一个专家养起来，他又负担不起！他只好一边继续拍无声片，一边摸索有声片的拍摄技术，训练人员，包括他自己。
多年之后，邵逸夫谈到他当时的心境时说，如果有声电影最后搞不出来，他就要去跳太平洋了！
后来，邵逸夫回到祖国，与粤剧表演艺术家薛觉生合作，终于拍出了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白金龙》。有声电影放映出来，声情并茂，轰动一方。这部影片让邵逸夫赚了大钱，仅在广州放映的票房收入就是其全部拍摄成本的60倍。这一成功不仅使邵氏机构转危为安，而且也开创了中国电影史上有声电影的新纪元。
建立自己的电影王国
20世纪30年代中期，世界经济开始复苏，电影业的状况也同样有所好转。邵氏兄弟趁机放手大干，到二战爆发前，他们在东南亚一带已经拥有139家电影院和9家娱乐场，成了声名显赫的大富豪。然而，残酷的战争彻底毁掉了邵氏兄弟苦心经营二十多年创立的庞大产业。邵仁枚被日本侵略军逼迫到日军把持的新加坡戏院去服务，使他备受屈辱。邵逸夫被扣上了“拍摄反日电影”的罪名，抓进了日本宪兵队，差点被杀害，幸亏他过去的几个职员设法把他保了出来。
战争结束后，由于邵逸夫的两位哥哥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恢复旧业的重担几乎全落到了邵逸夫的肩上。邵逸夫考察了澳洲和美国，迫切地感到，世界电影事业又上了一个新台阶，邵氏的电影事业不应该只是恢复旧业，而是要重新创立一个全新事业。一切都得从头开始。他决心要寻找一个地方，实现他对电影事业的理想。
他最后选中了香港。1959年，邵逸夫在香港成立了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建立了自己的电影王国。他在报纸上大登广告，招聘人才，还创办了《电影周刊》杂志。影迷们如醉如痴，紧紧盯住邵氏公司的新影片先睹为快。
为了打响邵氏影城的第一炮，邵逸夫亲自挑选剧本，从几十部剧本中，最后选中了描写貂蝉故事的《江山美人》，因为他预测古装片会受观众欢迎。邵逸夫大胆起用年仅30岁的李翰祥担任导演。李翰祥果然没有辜负邵逸夫的厚爱，《江山美人》一炮打响，创当时香港电影票房最高纪录，并且囊括了第五届亚洲电影节五项大奖。这部电影使邵氏公司站稳了脚跟。
紧接着，邵逸夫又不惜重金，把《杨贵妃》、《梁山伯与祝英台》搬上了银幕，在香港、台湾以至东南亚一带掀起了一股中国片的狂潮。当时各种报刊争相发表文章评论邵氏出品的电影，欧美人也纷纷前来订购邵氏的影片。到20世纪70年代初，日本、泰国、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200多家邵氏影片的发行网点，专门放映邵氏公司拍摄的中国影片。用邵逸夫的话说，邵氏公司挂起了“太平洋银幕”！从1958年到1973年，邵氏公司拍摄的影片，在历届亚洲电影节中共得大小奖项46项，创下了中国电影史上的最高纪录。
不为赚钱为花钱
20世纪80年代，世界电影市场因受电视录影带冲击而日趋不景气。邵氏王国的电影业也出现走下坡路的征兆。于是他决定改弦易辙。他执掌香港电视台后，积极拓展多种业务，如电视广告、录影带摄制、出版刊物、旅游服务、康乐设施、博艺会、精品零售等业务。1991年开业的香港有线电视及第二通讯网络中，他占有10%的股权。此外，邵氏机构业务已转向多元化，仅地产一项就遍布东南亚、美国、加拿大、澳洲；他在海外的投资收益，比其在香港的还要多。
邵逸夫热心公益事业，他每年捐款数目都很惊人。早在1973年，邵逸夫就创立了香港“邵氏基金”，用于提高社会福利，援助需要援助的人。据统计，邵氏基金历年来捐出的款项已超过8亿港元。1985年以来，邵逸夫又多次捐款支援国家兴办教育事业。1985年1月，邵逸夫以邵氏基金会的名义一次就捐款1.06亿港币，受益的有香港大学、浙江大学、台湾国际艺术学院。到1992年初，他捐资兴办的教育项目已达84个，总额达5亿多港元。他还捐款100万港币给中国保护敦煌莫高窟壁画工程，受保护的壁画面积达3000平方米。
为了表彰邵逸夫多年来对中国教育事业的大力支持，1990年6月，中国政府在香港举行了“邵逸夫星”命名颁授仪式，将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发现的一颗小行星冠名为“邵逸夫星”。
有人问邵逸夫成功的秘诀是什么?他说：“我个人对成功的定论是努力工作和灵巧应变。每个人必须赶上时代、认真工作、全力以赴、贯彻始终。对我自己来说，开拓事业的三大法宝是信心、坚毅和把握时机。”
(王军红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