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里10点，我躺在木板床上，一想到自己的命运，心里就不由得咚咚直跳。毯子下面，我手握一根铅笔头，敲击着墙壁。单人牢房里的灯不时地亮起来，接着，看守就会从门上的小孔窥视进来。于是我赶紧躺好，纹丝不动。
我开始敲出均匀的节奏。他也以同样的方式回答了我。墙壁发出的声音很细微，像是来自很远的地方。我敲了一下——a，两下——b，三下——c。
他回应了我，可是他敲得没有规律。他没有明白我的意思。
我重复了一遍，他还是不明白。
我这样重复了一百遍，他仍旧不明白。我擦擦身上的汗水，抑制住自己绝望的心情。他敲的信号我不懂，而我敲的符号他也不理解。
我不知所措，开始感到惶恐。
他敲了几下，紧跟其后的是更轻的敲击声。难道这是莫尔斯电码?这我可不懂。字母表里一共有24个字母。我按照每个字母在字母表里的次序敲击墙：h敲8下，p就敲16下。
然而，传过来的节奏，我不理解。两点的钟声已经敲响了。我们必须相互理解。我敲了：
·=a，··=b，，···=c
回应声很小，很遥远：
一.一.一.
无法理解。第二天夜里，突然传来了声音，很微弱，却很坚定：
接着是至关重要的信号：22下完全相同的敲击声。我数着，这一定是字母V。然后是5下。跟着的是R，我紧张地仔细数着。然后是一个S，一个T，一个E，一个H和一个E!
……明白……
我非常兴奋，身体在毯子里激动得都僵直了。我们的思想沟通了，不是通过嘴巴，而是通过手!
我们的交流跨越了盖世太保牢房厚厚的墙壁。我出了很多汗，浑身湿透，我们此刻的沟通震撼了我。终于有一个人开始和我说话了。我敲了：
……很……好……
此时，寒风刺骨。在这间狭小的牢房里，我每天来来回回要走20公里的路，1个月走600公里，9个月就是5400公里，这大约是从巴黎走到莫斯科的距离，一段我将要走的路程，冷得令人发抖的路程，它等待着我的命运，而我的命运必将以死亡终结。这我知道，警长已经说了，我的“脑袋保不住了”。
第二份证词已摆在那里，无法改变。我只有寄希望于K，也许他能收回他的证词。夜里，我对他敲了：
“你必须……收回……你的……证词……”
他回应我。
“为什么?”
我：“第二份……证词……对我……意味着……死刑……”
他：“以前……不……知道……”
我：“我们……呆在……这里……不是……要说……真相……”
他：“我……收回……”
我：“谢谢……”
他：“明天……”
我：“你……需要……什么……”
他：“铅笔……”
我：“明天……散步……”
突然，探照灯亮了起来，党卫队卫兵的眼睛朝里看进来。我躺在毯子下面，一动不动。灯又灭了。我热泪盈眶。“我收回!”我将永远记得这句话。轻轻的节奏从墙的另一边传过来，非常细微。一串几乎难以感知到的声音，而对我而言，它却意味着我能在半路上得救。这个夜晚，我的生死只由一个死刑犯来决定，他在隔壁8号牢房，我看不见他，而他则微不足道。明天，上头会发话，然后有人会在办公室里做笔录，他会签字。而某一天，这一切都将在法庭上出示。我会永远感激你的，K。
我把铅笔里的长长的石墨尖折断，散步时带着笔尖。我们6个在盖世太保牢房的院子里不停地转着圈儿走，总是那5个我不认识的犯人。
回来时，我们3个犯人站在我们这边牢房的过道里，相互隔得很远，但距离看守走过来还有几秒钟。我赶紧冲到8号牢房，迅速打开门上的小孔盖子，把铅笔尖扔进去，又悄悄地关上盖子，急忙返回到我的位置。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他抬起他那一双湛蓝的眼睛惊讶地望过来的情形。他的脸色苍白，被绑着的双手搁在面前的桌子上。然后，看守从拐角走了过来。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我们终于接上头了!
后来，传来了敲击声：“谢谢……已经……收回……证词……”我得救了。
但愿如此。
（刘芳摘自《译林》2005年第3期，潘树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