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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读近代欧洲人的旅印游记，总觉其中猎奇成分太多，学问意味太少。后来托留学海外的亲友弄到一册尼采的朋友，德国著名哲学家、印度学家独逸生（Paul Deussen,1845—1919）的《天竺心影》（Erinnerungen an Indien, Leipzig,1904），专从哲学和梵文学方面，写他历游五印度的经过和体会，属于专家之谈，不是一般人能写出来的。
       独逸生是德国莱茵地区的魏斯特瓦德（Westerwald）人，奥伯德莱斯村（Oberdreis）牧师之子，上普福塔文科中学（Schulpforta）时，与尼采同级。两人相识的经过很有趣。尼采比独逸生要大一点儿，在自修时负责维持班里的秩序。有一天，独逸生正在座位上安静地嚼他的三明治（午饭），尼采走过来对他说：“和你那馒头片儿小点儿声说话。”尼采说的，是当时德国小孩间常用的俚语，意思大概相当于“吃东西别老吧嗒嘴”。这就是两个未来哲学家互相说的第一句话，很“形而下”。尼采当时那副小大人的样子叫独逸生终身难忘。两人很快成为密友，常在一起散步聊天，后来同一天受的坚信礼。
       中学一毕业，他俩同入波恩大学，研究神学。两人由于读大卫·施特劳斯的《耶稣传》，对神学产生怀疑，从而放弃神学的专攻，全力研究科学性、实证性较强的古典语文学。尼采不久因厌薄波恩大学浮薄的风气，转到莱比锡大学。有一天，他在旧书铺里偶获叔本华的《意志及表象之世界》，读后大受震动，急忙推荐给留在波恩上学的独逸生等老友。独逸生一开始并不为所动。在波恩待了四个学期后，独逸生转到柏林大学，于一八六九年以一篇研究柏拉图对话《智术之师》的论文而得博士学位。在几所中学短期执教后，独逸生在一八七二年被日内瓦一俄国人聘为家庭教师。在这个时期，他开始究治梵文，研究印度哲学古典，并且终于在尼采的长期说服下接受了叔本华哲学。在梵文方面，带独逸生入门的，是波恩大学印度学教授、挪威人拉森（Christian Lassen）。拉森曾经是浪漫派领袖施莱格尔（August Wilhelm von Schlegel）的学生和助手，属于欧洲第一代梵文学家。他曾参与释读古波斯楔形字铭文，把印度哲学经典《薄伽梵歌》（与施莱格尔合作）和《数论颂》翻译成拉丁文，编出巨著《印度古物志》。一八八一年，独逸生以《吠檀多体系》一书，获得在柏林大学担任哲学史名家蔡勒（Eduard Zeller）助教的资格，一八八七年升编外教授。到了一八八九年，也就是尼采精神失常的那一年，独逸生终于在德国北方的基尔（Kiel）大学当上哲学正教授。当时欧洲像他那样研究哲学出身，又通晓梵文的人，几乎没有。尼采精神失常后，独逸生曾去探访他。尼采一九○○年八月二十五日死后，独逸生写了一册《忆尼采》（一九○一），为后世留下一批了解尼采真实性格甚至推测他精神失常原因的可信史料。他还有本《我的一生》（一九二七），是死后出版的，与《天竺心影》、《忆尼采》一起，可以算是他的“自传三部曲”。
       我们都知道，叔本华哲学深受印度哲学，特别是《奥义书》和吠檀多哲学影响。不过，他所见的《奥义书》是自波斯文译本重译过来的拉丁文译本。在叔本华之后，独逸生是第一个以科学方法（指以语文校勘、历史演变为基础的方法）研读梵文原本《奥义书》的哲学家。独逸生最推崇四个哲学家，就是印度的商羯罗、希腊的柏拉图、德国的康德和叔本华，前三位也是叔本华最佩服的人物。商羯罗是吠檀多哲学圣师，注解过《奥义书》和《吠檀多经》，据说生于七八八年，整整一千年后（一七八八），正好是叔本华出生的那年。东西方这两位哲人，前后辉映，心同理同，一起构成独逸生学问的骨干。独逸生虽研究印度哲学，但是他到了中年时期，还没有亲身去过一趟印度。一八九二年底，他终于有了个机会，就收拾行装带着夫人东来了。旅行安排在一八九二年末到一八九三年初，时间大约在半年左右。他与夫人一起，从西向东，由北往南，观礼印度河、阎牟那河、恒河，参谒雪山、频陀耶山，几乎踏遍了五印度。
       在印度走动，至少要会三种语言，就是梵语、英语和印度斯坦话。独逸生不懂印度斯坦话，他和夫人在舟车之途突击学习，最后倒也能够应付。至于梵语，独逸生本来能说（不很利索）会写，可是一到印度就遇上麻烦。轮船在印度西岸大港市孟买靠岸后，独逸生去探访当地的一位以修行出名的圣者，试着用梵语和他谈话。这位圣者梵语说得飞快，若非旁人时时以英语相助，有些话独逸生就会听不懂。独逸生很沮丧，心想我一天未断学了二十年梵语，天天读梵文书已如“家常便饭”一样，可到头来还是不如当地人。有个朋友安慰他，说本地人说得这么快，是在故意唬人，其实是怕你听出他们所犯文法错误。话虽如此，独逸生还是请了个梵语教师，每天到旅馆里来教他梵语口语。印度人里，不论大人还是孩子，只要他是学梵语、说梵语的，或者是教哲学、谈哲学的，独逸生都很尊敬。他们夫妇俩去拉合尔城外看伊逻伐底河时，看见一个小孩放学回家，手里攥着梵文课本，不由得大生好感，特意用马车把他捎了一段。在加尔各答，独逸生夫妇与梵文学院哲学教授罗伊（P.K.Roy）一家吃饭。饭后，两个教授职业病发作，不顾夫人们反对，一起跑到书房里，聊起他们喜欢的柏拉图、康德和叔本华。在浦那，独逸生还有机会和印度当时威望极高的梵文学家、历史学家潘达迦（Bhandarkar）一起聊叔本华。与梵文学童、哲学教师和梵文学名宿在一起，独逸生就仿佛在家里人身边，没有任何的拘束和隔膜。
       印度人的衣着也令初来乍到的独逸生着迷。我国近代佛教居士李俊承在《印度古佛国游记》里说：“印人通常衣服下体围一布，非裤非裙，上身或着西式衣，或围一布，多跣足，亦有穿鞋者。其衣服之穿着整齐者略似古希腊罗马人之状，颇有飘逸之致。其上等人着此种衣服，昂然缓步于路，大约古时之印度人亦即如此也。”（长沙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九年版，53页）独逸生也有同样的感觉，他在《天竺心影》里多次说道，自己漫步在印度城镇的街道上，就好像到了古时的亚历山大城和庞培城，走在希腊罗马哲人中间一样。碰到欧洲人蔑视印度人，独逸生就会很愤怒。在阿拉哈巴德，独逸生见到惕包特（G.Thibaut）教授一家。教授是独逸生的同学，两人年轻时一起在柏林大学听印度学名家、经典名著《梵语文学史》的作者韦伯（A.Weber）讲过梵文古戏曲。惕包特也翻译过商羯罗的《吠檀多经注》，收在独逸生友人、著名梵文学家、比较语言学家缪勒（Friedrich Max Müller）编的《东方圣书大集》里。可是，他却很讨厌现代的印度人，与独逸生话不投机。惕包特太太比丈夫更讨厌印度人，嘴里总是不干不净唠叨不停。有一次，独逸生听她说得太刺耳，也顾不得坚守“好男不和女斗”的古训，立即直言相驳，据理力争，好像被诬蔑的是他的祖国和同胞一样。
       有时，独逸生真把自己当成了一个回乡探亲访友的印度人。他访问斋浦尔（Jaipur）梵文学校时，有印度学者问他叫什么，属何种姓。独逸生说他叫“提婆犀那”（Devasena），谐“Deussen”的音。这是古印度常见的名字，意为“天军”。至于种姓，独逸生知道印度古法典规定凡是外国人都是首陀罗，也就是最低的第四种姓，所以只好说自己是首陀罗。可话音未落，他瞧对方现出一副惊愕的样子，显然不大相信这位会说梵语的洋大人竟会是最低种姓。经过这件事，他就学乖了，后来凡是逢人问他属何种姓，就说前世本属最高种姓婆罗门，后因造下恶业，托胎欧洲人中，成为首陀罗，今日有幸重新研习《吠陀》和吠檀多哲学，复来印度巡礼圣迹，来世或能有望重获婆罗门身。印度学者中，凡接触过独逸生的都很奇怪，这个德国教授对印度哲学怎么比他们自己还熟，还有信心。在白沙瓦的旅舍，一个印度学生来访。他是学哲学的，向独逸生抱怨说，从英国聘来的老师所讲哲学，令他很倒胃口。独逸生同意他的意见，说当时欧洲一部分主流哲学全不脱实验心理学路数，顶多算是哲学入门，离真哲学还远着呢。独逸生劝这个学生多注意印度本土固有的吠檀多哲学（因其与西方哲学精华中柏拉图、康德和叔本华哲学在根底上相通），不可轻易被从外国随便输入的东西所惑。听他这个外国人如此推重印度哲学，那个学生于言下有省。
       独逸生说，印度青年中有很多惑于从欧美输入的灵学之说往而不返。有一印度青年爱好哲学，请独逸生至其家观书。他捧上一摞又大又厚的精装书，独逸生一瞧，原来是布拉瓦兹基夫人（Madame Helena Petrovana Blavatski）讲通神学的玩意儿。古代印度哲人辈出，唯独到了近代，可以说是大师凋零。后人难以为继，竟群趋于从欧美倒输入的通神学（通神学的一部分理据反而就是吠檀多），反而蔑弃固有的宗教哲理。印度人守不住家业，令独逸生感叹不已。在西洋文化中的某些成分的威胁下，不但印度固有的哲学现出衰相，传统的文学戏曲也呈现出变相。在勒克瑙，独逸生听说晚间要演梵语诗圣迦梨陀娑的戏曲《沙恭达罗》，兴奋极了。天一摸黑，他就安排好夫人先睡，自己带着仆人赶到戏院。到了以后，他才知道，观众只有他一个外国人，孤零零地坐在前排的雅座上。演出教他大倒胃口，演员竟然都做西洋歌剧打扮，不土不洋的。兼以全剧好像做了“戏说”和“演义”，又臭又长。原剧本来七幕，午夜一点时连第一幕还没演完。后来才知道，戏班是孟买的拜火教移民（Parsee）开的。拜火教徒移居印度，约在中世纪阿拉伯人侵入波斯的时候。他们人口不多，大多定居在孟买，最善经商，西洋文化输入后，洋化属他们最快。那西洋歌剧式的服装，可能就是出自他们的创意。叔本华曾在《伦理探本》（丹麦王家科学院应征落选论文）里说，英人旧时所作戏曲，惯以为王上祈祷收笔，印度古戏曲则常以“愿众生离苦”结束，两下相较，印人实远远高出。我们可以猜到，独逸生最后没有听到那一句“愿众生离苦”。
       独逸生在印度还能碰上几个和他一样尊重印度文化的欧洲人，比如他在拉合尔碰上的斯坦因。斯坦因那时还没去中国新疆探险“劫经”，正一门心思研究西北印度克什米尔（古译迦湿弥罗）古代史地之学。这原是斯坦因的本行（斯坦因在图宾根大学随Rudolf von Roth学梵文、古波斯文），他一开始就是靠此成名的。斯坦因其时正在校译克什米尔的王统史《王河》，对西北印度一代地理、文物、风俗，熟得不得了，正好做了独逸生夫妇的导游。斯坦因的正式职位是拉合尔梵文学校校长。独逸生有一次去学校参观，正逢斯坦因带着印度学生读《黎俱吠陀》。他大为赞赏，认为功德无量。原来当时印度本土人多读《奥义书》时代以下的作品，反有不重视上世《吠陀经》的风气，斯坦因之举，客观上正好有补偏救敝的作用。独逸生的描述帮助我们发现了另一个斯坦因。
       在《天竺心影》里，独逸生很少提到印度本土的佛迹。他的心全放在印度正宗哲学吠檀多上面。可能是因为在他眼里，佛教本是印度文化的旁流，所以他才不怎么上心。只有一件事有些意思，值得一说。在佛成道处菩提伽耶和金刚座，一个会说梵语的少年婆罗门，领着独逸生夫妇四下参观。他们穿过一片旷野，在远方群山脚下，可以望见王舍城故基。独逸生发现脚下土壤挟有泥石，好像在一河床附近。他回头顾问少年婆罗门，知不知道尼连禅河的所在。尼连禅河是佛觉悟前沐浴之处，河边就是菩提伽耶和金刚座。少年婆罗门立即回答说:“老爷脚下便是。”原来，尼连禅河河水，已经干涸了。
       独逸生赴佛国锡兰之前，曾在孟买皇家亚洲学会分会演说《吠檀多哲学》（一八九三年二月二十五日），并赋一诗《西归留别印度诸君子》。他的整个旅行，至此达一高潮。演说稿译成印度各地方言，流传很广，《天竺心影》出版后用作附录。演说大意为：印度哲学家商羯罗说，世间如梦；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说，世间如影；德国哲学家康德说，世间是浮相。印度、希腊、德意志三国哲人，用语设譬不同，立义却能吻合无间。可是，商羯罗和柏拉图二人，对世间的如梦如影，只是心知其义，却不明其理，犹近于虚言。独有康德能征诸实际（主要指自然科学），从学理上给以说明（王国维《静庵文集续编》里《汉德像赞》化用叔本华《意志及表象之世界》中语所谓“匪言之艰，证之为艰”），这是欧洲学问对阐明印度旧学的一大贡献。他还介绍说，自己过去写了一本《纯正哲学要义》（Die Elemente der Metaphysik，1877），专门发挥康德和叔本华阐明世间如梦如幻的学理（独逸生属新康德派别支，其他康德注释家未必同意他对康德的理解），将来若能译成英文，流通五印度，或者能对沟通两方文化有些用处。前引叔本华《伦理探本》一书，曾经列举十九世纪前半欧洲学术的三种进步，即康德哲学的提出、自然科学的新发展和梵文学的兴起。独逸生一生的事业，也不外把这三件事相互遇合的意义发挥到极致。《纯正哲学要义》在独逸生生前出了五版，一八九四年也就是独逸生回国后第二年，果然出了达夫（C.M.Duff）的英文译本。以达夫的英译本为底本，还出过一个梵文重译本（译者A.Govinda Pillai，一九一二年出版于Trivandrum）。
       蔡元培所译科培尔（Raphael von Koeber）讲授、下田次郎笔述的《哲学要领》（商务印书馆，清光绪二十九年），曾经提到独逸生（译为保罗·戴生）和他的《纯正哲学要义》，我把原文抄一点在下边，以存此一段史迹:“旭宾海尔（按即叔本华）之弟子保罗·戴生〔今尚存，前在柏灵（按即柏林）教授，今在克尔（按即基尔）〕，所著《纯正哲学要义》，有曰，出生数月之婴儿，使能以其见地告吾人，恐皆康德派之唯心论也。善哉！扼康德教义之中心点，而明其科学之价值、历史之起源者，未有如此语之正切者也。无论人禽，苟其有智力者，则生命之初，其精神界莫不有一往来宇宙婴联因果之世界，崛起于其中，此婴孩者，实此世界之无意识造物主也。然而彼既久涉世界，则忘其为彼之所创造，而自以为此世界中外至之一客。彼其初生数月间，以其固有之官能，与其宇宙因果不明之知觉，应用于外部之感动，皆无意识之作用也。……凡人一生之进化，即人类全体进化之缩本也，戴伊生（按多一“伊”字）谓数月婴儿，其思想即康德派之哲学，然则人类最古之历史，其思想界亦此哲学矣。……无意识之康德派哲学，于各种人民之神话学、小说中，亦可迹之，如希腊小说中，不死之神、神之食物等是也。古印度吠檀达（按即吠檀多）教宗云，存存之体，无性质，无宇，无宙，无因果，是谓梵天，亦谓之我。要之，存存者，惟梵天，为一切所莫能外，其现象之类聚，自悟境观之，皆自生自灭于无知之心界者耳。又曰，现象之类聚，迷妄而已，智者之所斥也。如以绳为蛇，审观之，即觉耳。全世界者，梵天所造之幻象，如魇术者自造之巫蛊也。”（商务印书馆，民国十六年六月第十一版，51—54页）
       独逸生回国后，用德文译出六十种《奥义书》、《〈摩诃婆罗多〉中四篇哲学对话》及《薄伽梵歌》等梵文哲学要籍。徐梵澄说过，独逸生译的《奥义书》“最为善本”，“至今研究进步矣，而其译犹屹为权威，亦无有撼之者”（《五十奥义书》译序）。此外，在德国神秘主义者波墨（Jakob Boehme）的研究方面，独逸生也是一位开创者。到了晚年，独逸生编成《哲学全史》（一八九四——一九一七）二大卷，第一次把印度历代大哲学家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斯宾诺莎、康德、叔本华放在一起用科学方法做述评，这是他一生对学问界最大的、也是最后的一个贡献。他的讲学活动和各种著作，在日本明治晚期吸引了很多留学生来基尔听他讲印度哲学。其中最早的，大概是佛学家高楠顺次郎（一八六六——一九四五）。高楠门下，出了木村泰贤（一八八一——一九三○），世寿虽然不长，却写出《印度哲学宗教史》、《印度六派哲学》等巨著，一本于独逸生义理、考据兼顾的学风，立下日本近世印度哲学研究的正宗。另外，著名宗教史学家、佛学家姊崎正治（一八七三——一九四九）也是出自高楠顺次郎门下，最早撰文在日本介绍尼采。他后来留学德国，先后于基尔和莱比锡两地，受教于独逸生和温狄施（Ernst Windisch,1844—1919）二人。温狄施为印度学、佛教史、比较语言学和古爱尔兰文大学者，与尼采为莱比锡大学同学。尼采初识瓦格纳，即温氏居中代为联络。当时，瓦格纳正好避居在莱比锡大学梵文和比较语言学教授布洛克豪斯（Hermann Brockhaus）家里，布洛克豪斯是缪勒和温狄施的老师，瓦格纳的姻兄，他的父亲老布洛克豪斯，就是出版过叔本华《意志及表象之世界》等书的那位著名书商。后来，独逸生的书多半也是由布洛克豪斯家出版的。姊崎正治一九○○年夏初到基尔时，还曾在独逸生家亲眼看见他收到尼采去世电报时的反应。据说独逸生当时半晌没说话，眼眶渐渐湿润，对姊崎说尼采十年来形如废人，所以此时死去已无何重大意义。姊崎正治后来在日本组织“叔本华学会”，日译叔本华全集，可以说把独逸生在德国做的工作，全盘“照搬”到日本来。
       我国注意独逸生的人，除了蔡元培之外，也许以章太炎、周作人师生为最早。章太炎闹革命流亡日本东京时，曾想学梵语（一九○九年春夏间），译《奥义书》。当时，他办着一个国学班，来学的都是留学生，其中有周作人和龚未生。一天，龚未生拿着独逸生《吠檀多哲学论》英译本去找周作人，书首有章太炎手书“邬波尼沙陀”（《奥义书》书名梵语音译）五字，说章先生想找人翻译此书，你干不干。周作人觉得此事太难，只回答说待看后再定。他翻后觉得独逸生这部论实在不好懂，因为对于哲学宗教了无研究，单照文字读去觉得茫然不得要领，还不如直接翻《奥义书》的英文译本，绕开独逸生这部专论。周作人碰到章太炎时，就说独逸生《吠檀多哲学论》不好译，还不如译《奥义书》本文。章太炎也同意了。不过后来译书一事，与章太炎学梵语事一样，都没有实现（见周作人《秉烛谈》里《记太炎先生学梵文事》一文）。至于章太炎想译的那本《吠檀多哲学论》英译本，应该就是J.H.Woods（哈佛大学哲学教授、独逸生的学生）和C.B.Runkle女士合译、一九○六年出版的Outline of the Vedanta System of Philosophy according to Sankara。这本书译自独逸生的《吠檀多体系》撮述全书要义的最后一章，北图有收藏。
       从独逸生一生行事和他的《天竺心影》，我们可以体会到从康德和歌德时代以来，德国一派学者身上那种融通东西，面向世界，重理想，重文化学养和内心生活的特征。独逸生为彻究叔本华推崇不已的吠檀多哲学，随师苦习梵语，不惮其繁琐，译出几十种《奥义书》和商羯罗《吠檀多经注》，而且又亲履印度之境，会晤当地学者，先知先觉，为同时欧洲学者所不及。他这种对异族文化的理解和热情，早就得到同时代有识之士的盛赞。我们中国人虽然与印度有近两千年的文化交涉史，看一看独逸生的《天竺心影》，还是能够教给我们不少新东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