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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多有研究者认为晚明才是中国现代性发生的逻辑起点，但我们可确证的事实却无疑肇自近代。现代性研究无疑是研究政治、文化、文学等领域里不可或缺的视角。因此现代性发生确证可见起点的近代，也无疑是现当代诸多焦点问题必要溯源的对象。单正平的《晚清民族主义与文学转型》所展示的近代文明深层图貌，便是一个非常好的例证。
       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败，这个“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酿成乃是中国农耕文明式微与西方工业文明侵凌的双重结果。外患加剧内忧，内忧更招致外患。外患像毒蛇一样长久地缠绕着这个老大的国度，民族忧患意识便也一刻没有离开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头。而主要由外患催生出的现代意义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也一直是那一百多年来对全社会影响、渗透最为深广的思潮。所以，民族主义问题绝不仅仅只是理解近代中国的一个维度，它在一定程度上辐射了几乎所有的重大问题。单正平正是看到了这一点，他的研究也从这里入手。
       譬如对现代性问题。单正平讨论了个体、家、国的复杂关系，解决了联系个性解放的“启蒙”与联系文明转型的“救亡”的内在矛盾。他认为：“如果要讲晚清中国的现代性，那么从君主专制制度向现代民主制度的转变，即在原有帝制国家基础上重新建立现代民主制度的民族国家，这就是中国最大的现代性。”（《晚清民族主义与文学转型》，202页，下引此书只注明页码）据此，他一方面指出了梁启超旨在建立新型国家的新民思想的内在矛盾，即现代的个人本位的公民伦理和传统的家族本位伦理如何协调的基本伦理难题；另一方面，他得以跳出后来圆熟的文学审美本位主义主导的文学自律研究习套，指出徐念慈、王国维、周作人等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理念的非功利、纯审美的文学观并没有成为主流的历史原因和梁启超等人强调的个人主义与国家主义并非是传统奴性意识的现代翻版。作者据此评价梁启超在中国文明转型的特殊历史上更具现代性。关于这个问题的指认和评价可以让我们重新审视近代以来的一些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问题。在源头上，他依据现代文明转型作为现代性的试标，不因梁启超对晚清小说的失望而否定晚清小说，他说：“晚清小说作为一种新的文化工业产品和大众文化消费现象，本身是一种现代性的体现。”（199页）在流播上，个性主义解放作为不容置疑的价值，内在影响了文学创作中个体与家族二元对立的主题。“在整个现代文学叙事中，个人总是道德的，家庭则是不道德的。个人的一切行为，似乎都具有某种程度道德合法性，个人似乎不存在道德反省的问题。”（218页） 缺失严肃认真的个人道德体验、反思和批判，深刻影响了知识分子的操守行止。而对家文明的价值的否定，也使得很多知识分子尤其是作家，在处理个人与家庭的矛盾时太过自我，甚至自私。
       文学转型除了工具之外，创作内容及文学批评亦概莫能外。陈寅恪说光绪时，“学术风气，治经颇尚公羊春秋，乙部之学，则喜谈西北史地。后来今文公羊之学，递演为改制疑古，流风所披，与近四十年间变幻之政治，浪漫之文学，殊有联系。此稍习国闻之士所能知者也” （陈寅恪：《朱延丰突厥通考序》，《寒柳堂集》，三联书店二○○一年版，163页）。陈氏既雅且达，但语焉不详。经部的公羊学究竟如何递演出近代浪漫文学呢？单正平做了详细的梳理论证，指出公羊春秋与史部之学相互作用对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深刻影响。单正平在民族主义视角的透射下，从公羊史学中揭示了近代进化史观的循环论本质，并详细解剖出晚清到鲁迅文学叙事中的循环史观，甚至无可排遣的历史虚无主义。他说：“一个表面赞同进化而实际倾向崇古的矛盾结构，是在一种极端主观武断而又反复多变的今文经学历史哲学的叙事中完成的。”（298页）公羊学与史传一体的传统导致中国在文学创作内容取材和文学批评的取法上迥异于西方宗教末日审判所启示的浪漫叙事。晚清在创作中为了民族身份自证、自认，重新虚构了黄帝的形象，而史传传统的循环史观导致“中国小说纵使有千千万万的具体差异和变化，其叙事意向也是一以经史为指归，万变不离史”（315页）。宋元以降，到今天的影视作品，“未来主义的作品则几乎闻所未闻”（316页）。这也很好地注释了陈寅恪曾指陈的“支那民族素乏幽眇之思”（《敦煌本维摩诂经文殊师利问疾品演义跋》，《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年版）的观点。当然，以公羊学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外，古文经学、国粹派也有历史叙事，他们希冀通过考辨史实增强民族的认同感和自信心，所以单正平指出他们也毫无例外，坐在民族主义这条板凳上。
       我们知道，晚清之变，不再是前此的治乱循环中王朝迭代，而是一个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面而根本的过渡转型期，一个历史整体性的解构变迁期。这次深刻转型带来的直接社会现实，便是“政治的权威与权力危机，社会的认同与整合危机，文化道德的失范与脱序危机数症并发，使中国处于前所未有的乱局之中”（许纪霖、陈达凯：《中国现代化史》，三联书店一九九五年版，8页）。而与社会外在秩序的混乱互为因果的是社会内在价值的紧张。这正是近现代文学最基本的发生及生存环境，也理所当然地构成了近现代文学研究的最宽厚的历史天幕。所以，近代社会的转型所引发文学的转型，是近现代诸多文学问题发生的时间起点和逻辑起点。这也是本书的意义之一。
       （《晚清民族主义与文学转型》，单正平著，人民出版社二○○六年版，3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