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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狂欢的女神》，无疑是一部女性主义的著作。一位女性学者，站在女性的立场，揭示女性艺术家（包括女作家、女画家、女导演）的生存和创作的困境，展现她们的欲望与想象、挫折与成就，礼赞她们的生命力和艺术天才，对男性霸权做强烈地批判——这一批评的路向，是不言而喻的。然而，作者刘剑梅并没有像有些激进的女性主义者那样，情绪化地宣扬两性间的对抗，而是倾向于消解男女性别的等级观念，追求两性间平等、和谐与心灵对话的关系。
       理解到这一层，也就明白了为什么书中一再提到对性别意识的超越。女性的困境，也是人类的困境；女性身体的痛苦，也是生命本质和苦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者分析西尔维亚·普拉斯之死时，没有像许多传记那样，一味谴责她的丈夫特德·休斯，而是将她神经质的一面，归结于复杂的、多重的“自我”。某些女性主义者批评电影《钢琴课》结尾，认为女主角最后选择新的家庭生活，是对男权社会的妥协，而不是反抗。对此，作者也不以为然。她的解释是，导演简·坎皮恩关心的并不是简单的性别政治，而是两性间的沟通甚至妥协的情感。而这一妥协的姿态，使男性与女性之间战争变成一种协调式的平和。
       事实上，女性主义者发动的这场战争，如果只有女性参加，没有男性配合，肯定只是一场没有结果的战争。而得不到男性社会的承认，无法影响人类的另一半，女性就不可能获得彻底的解放。女性立场的介入，旨在甄别和剔除隐含的男性霸权意识，反思历史，改造文化，矫正价值观念，改善社会生活，建立更加健康、宽容、和谐的两性关系；而不能将对男性霸权的批判推向另一个极端，去张扬一种偏颇的女性霸权。女性不仅仅是为了自由，更重要的是为了幸福而奋斗。女性解放运动本身不是目的，而是获得幸福的必要手段。只有男女双方相互尊重、相互协作、相互交流，人类才能发展真正的自我，创造真正的自由和幸福。
       令人欣慰的是，在《狂欢的女神》一书中，可以体察到这一女性主义的新思路：从女性意识的彰显转向两性共识的诉求。不仅如此，通过介绍所谓“男性的女性主义者”，刘剑梅还让我们感受到当今女性主义理论正在突破性别的界限，传统的男女二元对立的格局已经开始松动。
       美国马里兰大学比较文学教授约翰·斐济，与人合拍了一组系列纪录片《拥有力量的女性》。现已完成的四集，分别讲述了四个不同凡响的女性。这与刘剑梅本人写那群“狂欢的女神”，颇为相似。可约翰·斐济是一位男性，竟然选择了女性主义的立场和角度，去揭示女性被遮蔽的真相，就不能不让人刮目相看了。第一集《红色的露丝：那种绝望的渴求》，讲的是布莱希特的情人露丝·贝劳的故事。影片以大量充分的史料，让女主角从“伟大的男人”的阴影中走出。而在一部名为《告别：布莱希特最后的夏天》的电影中，露丝只是一个争风吃醋、歇斯底里、不可理喻的女性。相比之下，《红色的露丝》真实而细腻地勾勒了她的智慧和才情、勇敢和果断以及受到的不公正的待遇，呈现于观众面前的是一位敢作敢为、富有创造力的独立女性。刘剑梅写道：“许多布莱希特的学者最多只会承认，布莱希特从他身边的这些女人身上得到了创作灵感，无法像约翰一样，从这些女性的角度思考问题，肯定她们独立的创作才能，确认她们在历史中应得的位置，为她们的不平呐喊。”
       女性主义的意识和理念，不仅在约翰这样开放的学院派男性身上产生了作用，也影响到丹·布朗这样的男性畅销书作家。刘剑梅指出，丹·布朗的《达·芬奇密码》不仅是一部悬疑小说，也是一部“非常女性主义”的作品。其中对《最后的晚餐》及“圣杯”的解码，揭示了男权中心的基督教传统中女神缺席的事实，暴露了教会对女性的恐惧和压制心理，重新肯定了女性在宗教中的地位。这正是这部畅销书惊世骇俗的地方。
       实现女性解放的终结目标，一方面需要女性自身的努力，另一方面也需要男性的参与和合作。男性与女性双方的协商与互动，能够使两性意识都得以刷新。理想的两性关系的确立，似乎为期不远。可读到书中的另一段话，又让人觉得前景不容乐观。评析凯特·萧邦的女性主义小说《觉醒》时，刘剑梅说：“当我与马里兰大学的一些男性教授谈起《觉醒》时，他们都承认这是一本好小说，但却不希望自己的太太读到这本小说。”原来，两性间真正的平等，只是存在于学理的层面，存在于艺术作品里；落实到实践和日常生活中，尚有漫长而艰难的历程。
       （《狂欢的女神》，刘剑梅著，三联书店二○○七年四月版，2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