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作家”的立场》（下称《立场》）处理的是民国初年到一九四五年“二战”结束期间的一段中日文学关系，涉及到平江不肖生的《
留东外史》、孙工的《续一个青年的梦》和周作人的“儒家文化中心论”，还有武者小路实笃的《一个青年的梦》、佐藤春夫的《亚细亚之子》及太宰治的《惜别》等。所讲历史仅三十余年，所论作家的作品也决非经典，毋宁说都是一些被文学史叙述抹消掉或几乎被忘却了的文本和文学“事件”，但是，由于摆脱了一般比较文学研究的模式化架构而有意识地导入了“民族国家”的视角和“互文性”分析方法，从而使沉埋着的文学记忆被强有力地激活，引导读者得以重返国家与战争血雨腥风的历史现场。从文学关系的“个案分析”入手尽量复原中日两国那段多种因素呈交织状态的复杂历史并给出自己的解读，是此书的主要写作目标。而在阅读过程中让我更感兴趣的是其贯穿始终的自觉的方法论意识。
比较文学研究起源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西欧，正如一九○○年巴黎万国博览会上的“世界学术会议”中赫然出现“比较文学史”的议题所象征的那样，与展示西欧文明征服世界所获殖民战果的早期万国博览会一样，比较文学从一开始就带有一抹挥之不去的西方中心论(文明传播说)或者东方主义色彩，这在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因此，虽然作为一种方法的比较文学确实开拓了人们研究文学的时空视域，但其中隐含着的进化论式线性逻辑思维模式乃至文明史观上“文明必将征服野蛮”的偏见，也的确阻碍了人们对文学现象和各国之间复杂的文学关系史的深入思考。中国自上世纪三十年代起便开始关注比较文学的应用(如戴望舒翻译梵·第根《比较文学论》，陈铨写作《中德文学研究》等)，但就现代文学研究而言，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考察中国作家与世界各国文学的关系而呈一时之盛，是在“走向世界”的口号最深入人心的八十年代。鲁迅与俄罗斯文学、茅盾小说与法国写实主义、老舍与英国文学、巴金与西方安那其主义、曹禺戏剧与欧洲基督教传统、《野草》与《恶之花》等等，诸如此类，可以说，新文学史上几乎所有重要作家与外国的关系都不同程度地得到了关注。这种在今天看来有点儿异乎寻常的现象，如果和稍后出现的有关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讨论联系起来看，则不难发现，如此注重中国文学与西方的关系特别是其“影响关系”的谱系学式渊源追溯，研究者有意无意中是在向现代文明起源地的西方寻求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根据。就是说，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依据和价值判断基准在西方，似乎如果证实了中国文学与前者的“类似性”或者“影响关系”，其现代性就会得到保证似的。我们是在不自觉地把西方观察东方的“视线”当成了文学价值判断的标准。冒失地讲，这可以称之为一种“颠倒”了的东方主义(欧洲中心主义)。重要的是，这种“颠倒”的东方主义在当时并没有被大多数研究者自觉到，于是，比较研究在“翻译与模仿”、“传播与接受”、“冲击与回应”、“影响与独创”等一系列二元论模式中来回打转，除证实了中国新文学的起源直接与西方十九世纪以来的文学相关联，其现代性乃是在接受、模仿和对“本真”的西方进行“创造性转化”而获得的之外，并没有对文学自身获得更深入的理解。相反，从本土的社会条件和历史语境来追寻文学现代性的起源这一紧要的课题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而上述二元论模式更遮蔽了我们从多元视角观察和进入中国现代文学与各国，特别是与周边国家关系史(而非单纯的影响接受史)的视线和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九十年代以后随着“走向世界”激情的减退，上述“东方主义”式的“影响比较”研究逐渐冷落下来也是势所必至。我们的文学研究特别是如“中日文学关系”、“中韩文学关系”这样具有相当“密切性”的“关系史”研究需要新的视野和方法论架构。
《立场》在突破传统比较文学的框架，构筑观察中日文学关系的新视角方面是有着明确自觉的。作者在“导言”中就直截了当地指出：近代以来由于“现代化程度的差异，地理距离的切近以及国家利益的冲突这三种主要因素互相发酵，使两国之间的关系向更为复杂的状态延伸。这种延伸体现在文学关系上，就是两国文学发生了广泛、直接而又密切的关联，呈现为交织状态。这种交织状态的密切性甚至超出了一般的比较文学研究方法所处理的范围”。这里，用“交织状态”来描述那段(准)战争状态下的两国及两国文学关系十分到位。我们知道，中日两国之间的现代化历程虽有时间先后的差异，但于现代性发源地的西方之外试验现代化而走过百年历史的经验是相通的。同时，在帝国主义征服世界的背景下形成了殖民与反殖民、侵略与反侵略的关系，而传统的地缘文化的共同性又使其文学的交往并非如东西方之间那样呈现出单线的强势一方流向弱势一方的态势。因此，无论是比较文学中的“影响研究”还是“平行研究”的确都不足以解开如此具有密切性的“交织状态”，必须找到规定了那个时代文学性质的更有穿透力的文化政治分析概念。这就是体现在这本书书名上的“国民作家”的立场，即“现代民族国家”视角，而这个视角也确实成了贯穿该书全篇的主线。
汉娜·阿伦特早在“二战”结束不久所著《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九五一)中曾论及帝国主义征服世界的悖论现象。她比较古代的“世界帝国”和现代“帝国主义”的不同，指出“民族国家作为征服者出现时一定会促成被征服民族的国家意识和自治意识的觉醒”。事实也是如此，整个二十世纪伴随着帝国主义战争的发生，在世界各地相继出现了民族主义的高涨，同时众多新的民族国家被构筑起来。我们还知道，一个国家的存在是以外部有另外的国家存在为前提的，现代民族国家间的战争(包括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和帝国主义国家与被侵略国家之间的战争)与以往的各类战争截然不同，主权国家在追求国民的均质化同时要求全体国民臣服于绝对主权者(至高无上的国家利益)，故战争爆发则必然采取“全民皆兵”的态势。这个“全民皆兵”不仅意味着国民的身体要成为杀人工具（当然有帝国主义殖民侵略战争的“杀人”和被压迫被侵略一方拿起武器被迫反抗的不同），而且更意味着“国家意识”将渗透到政治、文化、语言等所有意识形态层面。现代中国人的民族国家意识觉醒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正如周作人一九三六年所言：“一盘散沙似的中国民族近来略略养成了一点民族思想国家观念，这都是受日本之赐。”(《谈东方文化》)而在那个中日两国处于(准)战争状态下的时代里，包括文学在内的文化知识生产都逃不脱被“国家意志”所规定的命运，“国民作家”的立场也就成了别无选择的立场。
《立场》能够成功地处理那一段中日两国的文学关系史，为今天的读者生动地呈现出处于“交织状态”的历史原风景，关键就在于作者牢牢把握住了这个“民族国家”的方法论视角。我觉得，书中最精彩的部分是第二章考察中日作家“互文”现象的“梦与肉弹的文学史”和第三章讨论佐藤春夫《亚细亚之子》的“婚姻·生殖·亚洲共同体”。曾经触发了“五四”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反战和平和人类主义想象的《一个青年的梦》，其作者武者小路实笃从人类和平的立场到明确支持大东亚战争并创作剧本《三笑》(一九四三)的转变过程，真实生动地呈现了帝国主义制下的日本文学家被“国民化”，其文学被拖入战争意识形态深渊的历史命运。而实笃反战和平和人类主义的追随者孙工在《续一个青年的梦》中对原文本的改写及某种程度的颠覆，连同另一位实笃“新村主义”在中国最有力的支持者周作人，其从世界主义到亚洲主义再到民族主义乃至文化民族主义(沦陷时期的“儒家文化中心论”)的转变，则以更为复杂曲折的形态呈现了日本帝国主义威逼下的中国人国家立场和民族意识不断高涨的过程。如果说，这里反映的是在帝国主义从一步步威逼到最后挑起战争的过程中，殖民侵略与被殖民被侵略双方“国家意识”的普泛化，从而印证了汉娜·阿伦特的上述关于帝国主义战争的见解，那么，写于中日战争爆发不久的佐藤春夫《亚细亚之子》(一九三八)则暴露出战争与国家意识形态对文学的全方位渗透和戕害。
《立场》指出，这种全方位的渗透发生在现实政治、文化观念，乃至文学隐喻的各层面。《
留东外史》和《续一个青年的梦》对日本侵略行径的直接批判，《亚细亚之子》对日本扩张的美化以及郁达夫对佐藤春夫的抨击，还有周作人与片冈铁兵之间有关“儒家文化中心论”的论战与诘难，属于现实政治和文化观念层面。而两个《肉弹》(樱井忠温、包起权)文本中军人身体的隐喻，特别是《亚细亚之子》中性别与语言都成了“国家”的象征物(郭沫若日本妻子佐藤富子作为女性象征亚细亚的“母体”，而其子的双语能力则是亚细亚之子的主要表征)，则是露骨的文学之战争意识形态化。
《立场》之所以能够从现实政治和文化观念的层面，甚至从身体和语言的隐喻中解读出“国家意志”和“战争意识形态”对文学的渗透，在于作者有意识地摆脱了传统比较文学中“影响研究”的“传播与接受”、“翻译与模仿”、“影响与独创”等主客分明的等级化分析模式，并将“国民作家”这一身份政治的观察视角落实到每一个具体的文本解读过程中。在此，作者迈出了进入中日近代文学“关系史”深层的重要一步。这个“关系史”是以双向活动的留日作家群为中介构成的两国文学广泛交融的过程，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纷繁复杂的历史状态，正如“互文性”概念所表征的，其间有交叉与互动，也有相互认同和彼此的抗争，从而形成了某种特殊的文学想象——边缘性(跨国性)的文本。这种边缘性的文学文本，特别是发生在“中日”“中韩”这样与周边国家复杂关系背景下的作品，历来没有受到中国研究界的重视，除了上述“颠倒的东方主义”式文学价值观作祟之外，还在于我们缺乏观察和分析这种“关系史”的自觉意识和有效的方法论视角。从这个意义上讲，《“国民作家”的立场》基于“民族国家”的文化政治视角，在“一国文学史”的主流研究路径之外，开拓出文学“关系史”研究的新领域，其学术创新的努力值得关注。
与此同时，还有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在民众包括作家被高度“国民化”的时代，文学生产严重受到“国家意志”和战争意识形态的制约和戕害，反映人类普遍意识和人性的不朽文学作品难以产生出来，这恐怕正是《立场》所处理的那一段中日两国文学关系史中都是些“边缘性”且缺乏思想深度的文学之原因吧。即使作为“战争文学”，中日两国虽然经历了你死我活的争战却没能催生出真正伟大的反战文学，有的却是直接为“国家意志”和战争服务的粗糙浅陋的“国民文学”。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不仅要反思那段两国不正常的国家关系及其文学关系史，还应该对帝国主义征服世界的战争连同现代民族国家这一制度本身做出进一步反思。由于讨论课题的范围所限，《“国民作家”的立场》对此并没有更多涉及，但无疑给我们提供了重要的深入反思的材料和逻辑理路。
《立场》不仅在方法论上确立起观察文学的“民族国家”视角和运用“互文性”分析方法揭开潜藏于文学深层的历史、文化、政治意识形态隐喻的解读程序，而且为我们暗示了一条透过“边缘性(或跨国性)”的文学作品和“事件”进入纷繁复杂呈交织状态的中日近现代关系史的路径。我们甚至可以沿着这条路径将“关系史”上推到日俄战争乃至明治维新初年，观察黄遵宪、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鲁迅等思想家文学家与日本的关系，也可以向下延伸，去追寻鲁迅如何走进战后民主主义时代的日本思想史语境，以及九十年代村上春树“现象”出现于中国的历史原因。当然，如此将“关系史”上下扩展，或许仅用“民族国家”的视角和“互文性”概念已经远远不够，需要寻找更适合的视野，但总之，如果摆脱了传统“比较文学”特别是文明传播论和欧洲中心主义式的“影响比较”框架，就会开拓出新的进入“关系史”深层的方法论路径。甚至还可以将文学关系史扩大到留学精神史和文化交涉史的领域，以丰富对中日近现代关系的理解。
(《“国民作家”的立场——中日现代文学关系研究》，董炳月著，三联书店二
○○六年五月出版，19.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