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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怀着一份感恩的心情去见燕郊先生的，十数年来，我跟燕郊先生都是通过书信在交往，《彭燕郊诗文集》出版之际是我第一次见他。燕郊先生是我迄今真正从内心敬重的，为数不多的诗人中的一个。他的诗，尤其是晚近的诗作，始终维系在一个很高的精神高度上，我虽不便说，它们的存在，是如何在不时地提示和警醒着人们远离那些足以致使人类精神矮化的种种场景和事物，但我心里很清楚，它们的存在，是怎样在延缓着我个人精神生活的退化和萎缩。
       上世纪的八十年代，诗人陈敬容写过一首诗，叫做《老去的是时间》，我很喜欢这个诗名。老去的只是时间，不是诗心，诗心是不会老去的。这样的情景，现在在燕郊先生身上再次得到了印证。燕郊先生拥有一颗永不老去的诗心，他晚近诗作思想的开阔、繁富和深入，明显超迈于他的中年和早年诗作，地标性建筑物一般的长诗《混沌初开》中那个精神漫游者，与整个人类最优秀的精神（诗人称之为“光”）之间的对话、诘难，表现出凌厉的自我反思力，其思想的强健和阔大，足以成为近年已不多见的有关人的精神深度和宽度的一个象征。差不多十年前，当我最初读到它的时候，曾经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写下过这样一些文字：你可以从精神主人公行踪无定的延伸和迁移中，辨识出曾在诸如鲁迅先生《野草》中晃动过的身影：那不断地疑，不断地舍，又不断地前行，始终在否定现时的自身中寻找可靠的价值，即使因此陷入新的困境之中也在所不辞……（《存在的勇气，或拒绝遗忘》）。现在看去，这些话还没有过时。
       晚近的二十余年来，包括燕郊先生在内的曾卓、牛汉、绿原，以及我们复旦学子们所敬重的贾植芳先生，这些当年“钦点”的胡风“要案”的涉案人，与后辈之间的特别亲近，似乎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而晚年的艾青却没有做到这一点。晚年的艾青是很孤寂的，他对后辈说过的一些激愤的话，不妨读作一个孤寂落寞的老人身处“孤愤”状态下的“孤愤”之辞，带有怨气和偏激，未必就是他真正想说的话。那只是心气不平时说的话。后来的“五七战士”（反“右”时落马，八十年代作为“重放的鲜花”复出）一代，与后辈也处不到这么亲近。怎么回事？值得研究。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燕郊先生他们即因“胡案”遭摒见斥，有将近四分之一的世纪入了“另册”，无以与当时及后来的主流意识形态“和光同尘”，故而柔顺听命于主流政治的需求、为之努力做出文学演绎的举动，一概与他们无缘，再也不必去一本正经地“致君尧舜上”，说白了，不想写也不会写，当然，天可怜见，也没有“资格”写。但也因祸得福。“五四”启蒙精神，那民族抗战年代所迸发出的人性光芒，民族的抗争和不屈，对人类苦难和前途的忧思，以及近年因陈寅恪先生而大获彰明的知识分子的那种“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一精神主脉则在他们身上未曾中断，或未曾遭到人为和自为的改窜和阉割，一直保持得相对完整。
       八十年代以降，社会、文化和文学致力于恢复和重新接续这一精神谱系，燕郊先生他们与八十年代以来的一代或几代人之间，既不存在任何的隔阂，也便顺理成章地成为后辈们重要的思想渊薮和人格精神的凭托之一。这或许便是燕郊先生他们与后辈特别亲近的一个重要原因吧。当年胡风先生投注全副的身心和激情来编他的《七月》和《希望》，身边吸引和簇拥了那么多富有激情、思想和才华的年轻人，路翎、阿陇、丘东平、绿原、牛汉、彭燕郊……现在燕郊先生的身边也聚集了龚旭东、孟泽这样一些为数不少的、有思想有才情的后辈。贾植芳先生家中也是年轻学子川流不息的一个去处。这种薪火相传的情景，特别温暖，是很感人的。他们之间不带任何世俗功利的性质，纯粹出于一种精神的召唤和人格的吸引，借用诗人柏桦、王家新他们所喜欢说的话来说，那是一种相互的打开、照亮和提升。
       在燕郊先生的诗作中，始终有这样一些话语和主题类型，给我留下了格外深刻的印象，它们总是在那里缠绕着诗人，以“沉积”的方式纠结在他诗的深处，或者变换着姿态，反反复复地、不时地出现在他的诗句中，说得稍稍专门些，不妨称之为隐喻、寓象、意象。它们在燕郊先生的诗境中是那样的回环往复，挥之不去，那样地被诗人托付以他那深美闳约的诗性智慧与想象，他对人类复杂经验的感受；它们那样有力地支撑着燕郊先生所特有的诗思结构，以致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不妨可以借用弗莱(Northrop Frye)在他广有影响的《批评的解剖》中所说到的“原型”（Archetypal）或“母题”（Motif），来命名它们。
       在燕郊先生的诗作中，诗心始终朝向很高的精神高度。山、树、天空、鹰隼……诸如此类的挺拔、向上、具有成长性而又因为突出的高度而不得不承受更多风暴雷电肆虐摧残的事物，总是被做了最为有力的表达，有时甚至到了惊心动魄的地步，成为他最动人的抒写对象族群。它们无疑是作为诗心所指向的精神高度的客观对应物，被诗人一一援引进他的诗境，加以整饬、梳理、提升，重新做了意义编码的。早年的《山国》（一九三八）、《风前大树》（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前半期），至今读起仍然令人回肠荡气。写于“血雨腥风”的“文革”的《飞》，里边的那羽苍鹰，“在太空的无穷大的气压下/沉着地/画着一个比一个大的圆圈”，“飞向大地深处”；写于七十年代末的《鹫巢》里的那头老鹫，看似“早已厌倦/多少年无休无止的奔逐”，守伏在“无遮无拦光秃秃的巢”中，却始终不坠 “巡天者”之志，随时都“会忘记控制自己，/霍地一闪，奔袭向它的猎物”；这两首倾注了诗人无限情怀的诗，是燕郊先生分别写给他格外敬重的师友胡风先生和聂绀弩先生的。他们标示了那个时代思想、人格所应有的正直、高贵的水准，正是由于他们的存在，那个就思想文化而言，曾经充斥了粗暴、荒芜和耻辱的年代，才不至于人文沦丧殆尽、意义价值完全堕为黯然和虚无。套用鲁迅称赏唐末诗风衰落而小品放出光彩时所说的话，他们的存在，“正是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小品文的危机》）。燕郊先生晚近的巨篇《混沌初开》（一九八九），则有如屈子的《离骚》，将精神内部的自我追问，放置在仿佛酣畅巡游于九天之上这样的高度，在毫不假贷、异常凌厉的自我拷问的同时，与宇宙间最优秀的精神互参互渗，交往对话。
       燕郊先生诗作的另一点：心灵不诉求于最后的栖居地，林贤治曾在为《诗文集》散文诗卷所撰序文中很好地加以揭明：燕郊先生离开乡土后，便一直留在了行旅途中，不再有归宿，实际上是一种流亡。这话说得非常好。置身于行途之中，有诗人体验生命的繁复和自由酣畅的一面，即带来快感的一面。《笼》中，暂陷坎顿的鹰隼渴望重返高天、峻岭、丛林这些只属于它的高空之中的路径，这样的渴念是以安居“笼”中为乐的画眉鸟所无法理解的。《路》讲述了路之于人的那种无从规避也不愿规避的宿命般的关系。《锚》中，船锚难耐驻泊沙滩的种种危难和荒芜，始终渴望着船在大海里酣畅淋漓远航的情景。《村里》是一组带有西班牙诗人阿索林若干精神印记的诗章，场景、人物、文字，都是那样的朴实无华，而诗性又是那样的饱满，那是一种深深化解在了骨髓深处的诗性，里边的一篇《浪子》，抒情主人公毫不讳言地宣告，自己宁肯去亲近的，竟然是最为本分的农家所看不起的，那些不务正业、游手好闲的浪子。因为“浪子有一种市侩们所无法了解的，精神上的饥渴，他们是在竭力企图把自己的灵魂从平庸和苦闷里逃脱出来”。永无归宿的行旅不会没有烦恼，尽管也会有抱怨和自我怀疑，但既然从一开始就是作为无从规避的不得不承当的宿命来承当的，这样的抱怨和自我怀疑最多只是稍纵即逝，绝无阻断行程之理：“这无尽的奔波，我自知是不会有什么尽头的。然而我却终于走了！为什么呵？心还在跃动，我说。这是仅有的动机。”（《寻觅》）听命于生命的本能，顺从心灵的选择，生就一颗不需要任何最后栖息地的心灵，那么好，只有继续前行良心才会安宁。鲁迅《野草》中的那位“过客”不也是这样吗？明知前方是一片坟场，也不愿停下踉跄的脚步，更不愿折返他前边的来路，“然而我不能！我只得走。我还是走好罢……”“过客”这样嗫嚅道。这是一个对生命有着本能般自觉的人所身不由己做出的选择和应答。
       我想特别提出燕郊先生的散文诗中，那篇似乎还不曾见到有人谈论过的《站台》。“站台”是一个几乎汇集了人类全部存在经验和可能性的意义丛林，极富象征性。它是“抵达”与“出发”的交汇处，人们送往迎来的所在，行旅者行程的见证：
       站台，都是两头开闸的水库，顷刻间把盈盈储水泻空。被淹没的动身和抵达，开始和终结，顷刻间全部裸露出来。
       在我看来，这篇也许在别人眼里并不怎么出挑的诗作，很可能是我们通往燕郊先生晚近作品内部的一把锁钥或一个枢纽，里边提示和涉及到好些个非常有意思的命题，这些问题甚至可以说是贯穿了许多世纪和纠缠了好多代人的，因而诗作具有很强的思辨和内省的性质，充盈着敏锐智性和不断追问的思想张力，拓展出一层又一层的思想层面，标识着感性的诗与形而上的思，已经或正在燕郊先生的晚近诗作中达成某种圆融。这样一种趋势，需要上升到哲学的高度来读解。譬如说，对声音和词语抱以犹疑，对沉默却表以信任，这样的困惑就在这篇诗作中有较为密集的表达。声音、词语在通向充满误听和误解的世界的途中，常常会被磨损得面目全非，以致诗人有时甚至执拗地坚持，只有在独语中，在内心独白中，才能真正保全自己。
       “孤身独处时尽可以自言自语，词语没有磨损，依然精确。”
       “航海者很少开口，有大海的咆哮就够了。……与幽命作殊死斗的傻子们的决心，不必用声音表达。傻子做出的决定，谁也没法改变。”
       “最富有词语的成为词语的赤贫。”
       沉默，要比词语来得更深沉和细腻。
       这不由得让人联想到鲁迅《野草》开篇 “题辞”中的一段自我辩白：“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燕郊先生与鲁迅先生，所应对的历史和现实，所处理的语言和时代精神，即生存的环境和写作的背景，显然有着很大的不同，诗所承载的对生存经验的复杂感受，以及作品的精神指向，也都明显存在着不小的差异，然而在诸如人类传达和理解之难这样的文化哲学问题上，二者之间却会达致如此惊人的一致。这显然不是依凭简单的“影响”/“被影响”之类的说法和思路所能解释清楚的。答案也许只能是，一切歧异其实都是由于未能触及现实的核心而引发的，至于能够真正抵达存在内核的思想，一定会呈现出维特根斯坦所说过的那种“家族类似”。而因直抵问题内核而呈现出“家族类似”的思想，便构成了二者之间某种精神互证和应和。这也就是《易·系辞》中早已揭明了的人类思想史上一种璀璨动人的对称和互为映照的现象：“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此一殊途同归迹象，不仅显示了燕郊先生的诗作所达到的深度，也使他的诗作最终获得了自身独立的意义。也就是说，能够逼近和抵达现实内核的思想，是任何时间和空间方面的因素都无法遮蔽其内在的相通性质的。或者说，对现实、对真实存在的深入和抵达，既没有什么古/今之分，也没有什么中/外之别，抵达就是抵达，没有抵达就是没有抵达。
       《站台》还相对集中地涉及到另一个相当有意思的问题：即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在确定性和不确定性之间，燕郊先生显然更倾心于不确定性。他对不确定性更有亲近感，而对确定性则似乎更多地持以疑虑或敬而远之的态度。
       动身和到达的错位，开始和终结的错位，需要一条不定型的流动线来划分，然而没有。要保留的是开始还是终结？往后，还会有足够多的开始的越位终结的越位，更多的错位的叠加证实情绪的沉溺有多么美，旅人和送行的人就这样进入角色。
       要的是这个，又不是这个，缺少的是这个还是多余的是这个，开始，终结，中断或者延续？简单不过的发现倒还一圈又一圈缠绕我。
       人们动身各奔前程，可前程又是什么？“前程在幻影里，幻影的最后一个层次是一座悬崖。”动身/抵达，离去/归来，开始/终结，幻影/实在，送行者/迎接者……一切均处于移位、越位、错位之中，世界是如此的难以定位，或许，不确定才是存在的真实本质，而确定不过是一种稍纵即逝的“偶在”而已？这不禁又让人联想起鲁迅《野草》中“墓碣文”中的句子：
       ……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
       我们所曾经领教过的、造就了我们深重苦难的文化历史记忆的、以各种改头换面的方式出现在我们面前的“神学”或“准神学”，都曾给我们带来过一种武断的信念，即对于事实上我们根本无法确定的事物，都自称或允诺有把握找到或破解出确定性来，并基于这样的信念，对世界和人产生出一种狂妄的傲慢，自以为世界上没有什么它们所确定不了的东西，一切都在它们的掌控之下。
       依违两难，得不到最后的可靠支撑点的不确定状态，无疑会让人感到困扰、不踏实、焦虑和痛苦，但如果存在本身就是不确定的，或不可确定的，而我们又希望自己能够真实地生存下去，并且明白所有自欺欺人的幻觉，最终都是无益和无效的，那么我们就必须忍受这种不确定，将不确定作为一种无从选择也无法规避的命运，在艰难复杂的情势中，毫无怨言地承担下来。就像加缪笔下的西西弗那样，承受起天神宙斯罚他推举巨大滚石的命运，巨石一次次在逼近山巅之际从他手上脱落，朝山脚滚去，西西弗义无反顾地折身返回，重新将巨石推向山顶，周而复始，永无尽头。顺便说一句，在西西弗折身返回的那一刻，加缪从他脸上分明看到了对天神表示蔑视的一丝微笑。
       世界和人永远是一个复杂多面、不可界限的存在，深深意识到存在的难以确定、不可归纳和不可化约，并不意味着对存在的意义的取消或对存在采取虚无的态度，恰恰相反，它是在对存在的真实和完整始终保持敬畏之心的前提下，毅然决然地对既有和将有的、自以为掌握了存在的确定性，其实不过是在以自欺欺人的方式拘囿、肢解、阉割、遮蔽和糟践着存在的真实性和完整性的种种“神学”、“准神学”，予以破除和毁弃，以便真正地铭记和再现存在。这里，燕郊先生显然是在以他所特有的一种悖论方式走向和走入存在的真实堂奥。
       像这样诗与思所达成的圆融，给燕郊先生的晚近诗作带来了令人惊异的博大、新奇和深邃、玄奥，也使他的诗作弥散出一种不必内行，即便是普通的读者也不难辨识的写作特征。那便是对复杂、缠绕的事物和思想，对诘难性和反省性的思路，对庞杂得异乎常态的时空场景，以及对显然是与此相对应的，罗列性、绵亘性和庞杂性均极为强健、醒目的词语构成和文字句式，表现出燕郊先生所特有的倾心、偏嗜，甚至耽溺，披露了燕郊先生试图逼近，或者说正在朝着寻求诗的更为复杂的整合性方向发起进击的雄心和豪气。
       那些看似冗繁曲折、有悖现行文体公认准则的句式安排，或许不免容易让人错会成絮絮不休和累赘庞杂，但其实它们完全是基于燕郊先生的这样一份深思熟虑，即，尽可能穿越经验的所有层面，逐步、持久、多方面地揭明和展示其意义，并详尽阐述自己所有的沉思默想。
       而燕郊先生晚近诗作所具有的偏重省思内部复杂性的气质，在对既有体制提出质疑的时候，质疑的锋芒不时反转朝向自己，同时把自己放置在自我反思、自我拷问的平台上，也由此蕴含了他晚近诗作中精神的双重视野和思想的回环往复。
       专注于这样一些对诗说来当属根本性问题的思考，即经由怎样的途径，才能深入到种种艰难问题的深处，将强烈、尖锐、复杂、矛盾的存在经验，最大限度地纳入到诗境之中，使诗的抒写与人的存在之间，最大限度地发生真实有效的搏击和摩擦，使诗歌成为切入、整合存在的经验和承当起人的命运的一种真实有效的方式和力量？我以为，这些始终盘桓、萦绕在燕郊先生的心中，占据了他精神生活主要空间的问题，便是他晚近诗境诗心“望之弥高，钻之弥坚”的隐秘原因之一。
       二○○七年五月末草就于湘潭、长沙旅次彭彭 （《彭燕郊诗文集》〔四卷本〕，湖南文艺出版社二○○六年十二月版，28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