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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问题，即现代化研究，在海内外引起的热烈讨论经久不衰，常议常新。只是不同地区的人们研究的对象有所不同。西方学者多致力于探讨“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中国学者则更多关注中国自身的问题。中国内地的现代化研究尽管起步较晚，但是早些时候历史学中展开的两场大讨论已经初步涉及社会转型问题。“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长期延续”和“资本主义在中国萌芽问题”的讨论，实际上都是探究为什么中国未能像西方那样尽早地产生资本主义。
       虽然大量学者在上个世纪曾经轰轰烈烈的大讨论中投入了不少精力，问题却并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资本主义？如果不能，究竟是什么原因？这个难解的问题，近几年来似已少有人问津。然而，一些西方学者倡导的“东方中心主义”使此问题再度成为热点话题。美国学者弗兰克和彭慕兰提出西方率先现代化偶然论。彭慕兰在《大分流》（江苏人民出版社二○○四年五月版）中提出，英国及欧洲的工业化几乎完全是一种“历史的偶然”。十八世纪中叶以前的中国与西欧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只是煤的广泛使用和美洲新大陆殖民这两项“根本性的突破”，才使西欧胜出。罗伯特·马克斯在《现代世界的起源》（商务印书馆二○○六年八月版）中明确表示他深受弗兰克和彭慕兰的影响，他也认为西方的兴起有着相当的偶然性，并强调煤炭资源在西方现代化中的作用。
       “东方中心论”的横空出世，无疑适应了中国历史学批判“西方中心论”的需要，因此它受到许多学者的热情关注，也有一些学者对这种标新立异之论进行分析和批评。《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与中国》（下称《转型》）指出，彭慕兰把煤矿认做英国工业革命最重要的条件，问题是中国并非不存在这种条件。中国不缺煤矿，而且有长期采矿的历史，为什么这些煤矿没有使中国发生工业革命？另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在十八世纪之前英国没有发现和利用这些煤炭资源？
       《转型》认为，中国的落伍与西方的崛起一样，并非偶然。中国与西方很早（起码在十二世纪，而不是明清）就存在着结构性差异，它决定着以后各自的发展方向，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像西方社会那样产生资本主义。为论证这一点，《转型》先从资本主义起源谈起。
       关于西欧资本主义的起源有多种说法，内容各异的经济起源说在其中似乎占据了重要位置。《转型》充分肯定经济因素对于社会转型的重要作用，但与贸易起源说、城市起源说等传统说法不同的是，《转型》以西欧中世纪的农村经济为切入口，看到农民经济力量的增长是现代化的经济前提。现代化是从农本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研究现代化从农村和农业经济入手，的确是抓住了关键所在。《转型》指出，贸易和城市货币经济在西欧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变化首先来自农业。倘若不是由于广大农村劳动者首先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为城市提供充足的粮食和农副产品，城市工商业就失去了基本生存条件，也根本不可能使相当大一部分农村劳动力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充实城市人口。农村不仅是城市手工业生产、生活资料的供应地，也是手工业商品的主要销售对象。从根本意义上讲，直接标志着农民物质生产和交换水平的“农民市场”最终制约着“市民市场”的发展。
       中国历史的发展也说明贸易起源说和城市起源说站不住脚。中国从战国时起就有了发达的商业经济和城市，但是却并没有因此产生资本主义。
       关于西欧资本主义的起源，还有一种“暴力说”，而“暴力说”又与误读“原始积累说”相联系。这种说法把对外掠夺殖民地和对内剥夺小农看做是资本主义产生的主要原因，因而资本主义被认为完全是血腥和野蛮的暴力之产物。英国的“圈地运动”被看做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典型。托马斯·莫尔对“羊吃人”的谴责无疑加深了人们对原始积累的印象。《转型》则指出，人类社会几千年的历史上始终有统治者对臣民及生产者的掠夺，但暴力剥夺自身不能产生资本主义。农业资本主义的基本要素在圈地运动前业已基本形成，原始积累首先是经济积累、市场积累，重要的是开辟了市场积累的道路，暴力只是资本主义的催化剂。更进一步看，西欧的原始积累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在所谓原始积累之前，西欧已经经历了长时期的“前原始积累”，这使西欧农村经济与社会取得长足的发展。事实证明，是个体农民的普遍和相对的富足而不是普遍的贫困奠定了资本积累的基础。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普遍提高，一部分富裕农民乘势而起，与富裕市民、商人以及资产阶级化的乡绅、骑士融为一体，成为社会的中产阶级，并取得越来越大的发言权。他们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的前身。农民经济力量的增长还有力地促进了国内外贸易的繁荣和城市的发展，这些都是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同时，农民经济力量的增长伴随着个体权利包括抵抗权利的发展，这一过程是极其丰富的，所以既是物质积累，也是精神积累。“前原始积累说”是《转型》作者的独创。《转型》由此而超越了此前的几种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主要论断，如贸易起源说、城市起源说和暴力说等。
       与英国相比，中国明清时期并没有经历像英国以及西欧那样的前原始积累。中国农民不是普遍富裕而是普遍贫困。清代相当多的农民收入是负增长，求温饱都困难。农产品的商品率和储蓄率，中国的农户都大大低于英国的农户。横向的比较是如此，纵向的比较更能说明问题。英国中古晚期的粮食生产率比中期提高了近一点四倍，而中国清代与明代相比不仅没有上升，反而下降。
       西欧农民的经济力量为什么能够持续增长？经济史实不能完全由经济因素来回答。《转型》始终致力于探讨决定西欧社会发展方向的结构性要素，该书从大量的史实中发现，西欧生产者尽管经济发展的起点很低，物质生活比较艰苦，但是他们很早就有较强的自我保护意识及能力，因此能坚守一种个体权利的底线。比如迫使领主不能随意提高地租或增加劳役，地租和赋役量都要在法庭上受到严格的限定；惩罚农奴必须经过法庭，由庄园全体共同裁决等等。这并不是说农奴不受压迫和剥削，而是说农奴已经根据一种法律体系取得了某种权利，从而获得某种程度的保护。凭借着习惯法，即使是在农奴制最严酷的条件下，农奴也能有效地维护自己的利益，有力地抑制统治者的过分侵夺。书中列举了一些生动的事例，令人感到新奇和振奋。例如英国某庄园主试图剥夺一个农奴的某块土地，但是他不能用个人权力直接这样做，而是得经过庄园法庭裁决（庄园法庭由庄园中的全体成员组成，上自领主以及领主的代理人，下至农奴，都有权参与案件的审理）。在法庭上，这个农奴争辩说，他有权持有这块土地，领主要收回他土地的做法是没有根据的。法庭最后的处理意见是：“将这个问题搁置起来，直到达成更充分的协商等。”还有一个案例：某庄头（领主的代理人）指控一个农奴装病，不服劳役，按规定应该对其罚款。该农奴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法庭经调查后认为，庄头的指控没有事实根据，结果庄头因犯有诬告罪而被处以罚款。这些事例说明，领主不能任意处置农奴的财产，也不能随意地支配农奴的人身；农奴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得到法律的保护。
       《转型》中还说，当佃户的权利受到领主侵犯而又不能得到庄园法庭保护时，自由身份的佃户可以越过庄园法庭向王室法庭申诉冤情。在英格兰的斯塔福德郡，有三个佃农与其领主进行了长达三十五年（一二七二——一三○七）之久的争讼。佃户指控领主所要求的租金和劳役量大大超过了惯例，是难以接受的。如果佃户的身份是农奴，无权上诉上级法庭，但他们可以集体对领主提出要求，有时还以集体拒服劳役的方式施加压力。作为最后一种手段，他们还可以逃奔到城市、新垦区或另一个庄园。在许多情况下，在佃户的集体压力下，地租不仅难以上升，还出现了一再下降的趋势。十五世纪初，沃里克伯爵的全体佃户与领主数次谈判，迫使领主做出重大让步，地租竟下降三分之二以上。庄园的档案记载了领主妥协的原因：“若不降低地租，他们（佃户）就要集体离开庄园。”种种事例表明，西欧的习惯法及法律制度对于中世纪小农经济的发展是一道保护性的防波堤。
       由于能够有效地限制领主的剥削量，使得农民，甚至农奴能有较为普遍的和持续的财富积累。以致到中世纪后期，地租长期不变，而农民的收益却迅速增长。据经济学家统计，农民每交给领主一个便士，就往自己口袋里放进六个便士。在十三世纪末实行货币地租后的三百年间，租金基本是稳定的。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地租在土地产值中的比例，由劳役地租时的三分之一缩减到五分之一、六分之一甚至十八分之一，领主的收益因此大大下降，而留在农民手里的产品不断增多。这些产品除为农民消费外，大部分送到市场，成为中世纪晚期西欧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广泛基础。还有一部分作为扩大再生产的资金，有力地促进了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由此，人们不难理解生产者个人财富能有普遍的增长，也不难理解逐渐形成的富裕农民最终成为“第三等级”的一部分，在社会上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是西欧之外不曾发生过的历史现象。”
       《转型》得出这样的结论：法律保障机制对于西欧社会的转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西欧的法律与法律体系，不仅避免各级领主的恣意侵夺，还表现在限制全国性赋税，抑制王权与政府的非生产型消费，从而有助于整个社会的生产积累和开发。相比之下，有学者认为，中国因为缺乏这种法律保障机制，政治权力对个体权利的压抑造成了社会的相对停滞，这是中西社会差异之关键。我们未能看到中国的农民像西方农民那样在法庭上与统治者据理力争，也看不到农民的普遍财富积累和经济、政治力量的增长。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压抑财富，首先压抑的是创造财富的个体和群体。在政治和军事体系之外，中国始终没有出现靠经营实业起家的“第三等级”，当然，也不会出现西欧那样的“前原始积累”和原始积累。所以直到鸦片战争之前，中国既没有现代意义的经济增长，也没有改变传统的社会结构。
       在这里，不免要涉及对中西劳动者地位的认识。中国史学界普遍认为，占当时中国人口大多数的“自耕农”有比西欧农奴更优越的生产条件。西欧农奴人身不自由，而中国的自耕农有一定的独立性，有自己的土地，能够自主经营，人身依附关系较轻，因而比西欧中世纪的农奴有较高的生产积极性，能够创造出更多的财富。《转型》认为这是一种误解。该书说，严格地讲，直至近现代以前，中国没有自耕农。自秦朝以来两千余年的古代社会中，中国只有“编户齐民”和各种形式的佃农。所谓中国的自耕农就是国家登籍造册并征租缴赋的农民。他们对所耕土地只有有限的所有权，而国家拥有对土地的最高所有权和支配权。“与西欧农奴相比，中国农民更缺乏个体权利，哪怕是最基本的权利，因此面临着更苛刻的压迫和剥削。难怪中国农业劳动者难以积累起个人财富，也一直没有出现像英国约曼那样的富裕农民阶层，成为近代农业的发起人。”
       “结构性差异”之说的确抓住了比较研究的关键，极具启发性。笔者据此发现了“东方中心论”的缺陷所在。该论以为中国曾经比西方先进，所以有可能自发产生资本主义。这实际上是混淆了“差距”和“差异”两个不同的概念。经济发展的差距是表层的，可变化的。而社会结构的差异是深层的，决定性的。正是法律保障机制使得经济曾经落后的西欧能够后来者居上，引领世界潮流。现代化从西欧向全球的扩展也是法律保障机制的推广，而经济的发达以及社会的全面进步只是这一过程的结果。
       比较历史学在中国是一门新兴学科，目前仅有少数世界史的学者在从事这项研究，尚未引起更多学者的参与和关注。《转型》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视野即新的观察角度，拓宽了历史学的研究领域。它给我们一个启示，即历史比较研究应该是一种普遍应用于历史学的方法，而不仅仅是一项专门的研究，这种方法对于中国史的研究尤为重要。一位研究中国漕运的学者一次问一位西欧史专家，西方的漕运是怎么搞的。西欧史专家笑着说，西方哪里有什么漕运呀。西欧的国王根本没有能力迫使人民为他们运输所需的物资，只能自己跑腿，到各个王室领地去就地消费农产品。《转型》中也介绍了西方国王“巡行就食”的情况，这说明了中、西王权的差异。只有时时处处与外国的历史相比，才能更清楚地认识自身的历史，才能准确地把握中国社会的特征。
       《转型》所采用的方法对当代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及其学术转型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特别是那种“从西方看中国”的历史比较研究方法有助于解决一些悬而未解的重大课题。例如中国“封建社会”（因沿用老说法而加上引号）长期延续问题，实际上是相对于西欧封建社会而言的，这一问题的实质是说中国封建社会的时间比西欧诸国长，没能像西欧那样迅速发展资本主义。问题虽由西方引起，研究却未从西方做起。几十年来一直是缘木求鱼，闭门造车，所以得不出结论是自然而然的。用《转型》提供的方法，这类问题就可迎刃而解。
       中国社会的“封建性”问题也是争论不休的一个大问题。中国人理解的“封建”概念本是从西欧的“封建”演变而来，大多数学者却不去探讨“封建”的西方本原，所以长期以来难有定论。即便是中国特色的“农民战争”研究也能通过与西方历史的对比得出新的认识。以往中国学界的主流观点是阶级斗争动力论和与之相关的农民战争动力论。在新时期，有学者质疑这种观点，说中国农民战争多，社会却长期停滞不前，而西方农民战争少，也就是阶级斗争少，社会进步反倒比中国快，可见，阶级斗争并非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这实际上是一种片面性掩盖另一种片面性。这些认识都过于简单，或者说是过于眼光狭窄。他们没有看到，阶级斗争有多种的表现形式，并非只是一种暴力的、武装反抗的形式。《转型》说：“英国农奴反抗斗争与中国农民战争相比，具有自己的特点。首先，在英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几乎没有爆发过一次真正的全国规模的农民起义，但农奴和其他农民针对本庄园领主进行的集体抵抗斗争却很频繁。相比之下，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农村里，全村农民团结一致进行抵制或反抗的情况远没有西欧那么普遍。这当然与中国农民的生产生活过程和与之相适应的农村的社会结构和政治体制的特点有关。其次，英国农奴在反抗斗争中几乎没有提出过推翻某个现存封建王朝并取而代之的纲领，也几乎没有提出过‘均田免粮’之类的笼统而难于实现的要求。相反，他们大多是提出改善其经济社会地位的具体目标，即使在一三八一年那样的大起义中，由各村代表共同商定的要求，也主要是废除农奴制度、保证贸易自由，每英亩土地租金不得超过四便士，以及大赦起义者等。”西方农民经常性的斗争是那些合法的、非暴力的斗争，最重要的是在法庭上与领主较量。可见，西方并非是阶级斗争少，而是中国式的单纯暴力的阶级斗争少。因为，西方农奴能够通过多种方式来有效地维护自己的权利和改变自己的地位，无需较多地诉诸武力，尤其是不靠夺取政权来实现自己的利益。所以不会出现大规模的、全国性的农民起义。中国民众恰恰是因为平时缺乏合法斗争的手段，缺少法律保障机制，积重难返，才会在王朝末期爆发大规模的武装反抗运动。
       历史比较研究能够发现不同社会中存在着大量极有趣，又有意义的史实，这也是历史这门古老而又常新的学问引人入胜的原因之一。
       （《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与中国》，侯建新著，济南出版社二○○一年十月第一版，高等教育出版社二○○五年十一月第二版，33.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