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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长书]经典的困惑
作者:叶奕翔

《读书》 2007年 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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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讲授一门叫做“外国文学作品选读”的课程,有三年了。期间我发现,世界文学经典很难激起大学生的阅读欲望。对于荷马、莎士比亚、歌德、托尔斯泰、卡夫卡、塞万提斯,学生们望而却步,有阅读兴趣的寥寥无几,这个名单可以开得很长。甚至像《老人与海》这样颇有可读性的小说,也并不吸引学生。有个同学在发言中称,为了准备课堂发言,她硬着头皮、花了一个星期,终于看完了《老人与海》。同学们最为困惑的一个问题莫过于:这些声名显赫的名著、经典,到底好在哪里?为什么我读起来总觉得那么枯燥乏味呢?
       我想同行们或多或少也有过这样的经验。这也许与学校的学习氛围有关,我校是一所教学应用型的单科性院校,人文氛围欠缺,出现这种情形并不很出乎我的意料。不过,世界文学经典在大学生中遭到的冷遇,仍然激起我的深思。根据我的教学实践,我想至少有以下原因:
       一、对文字的抗拒
       据说现在是“读图时代”,人们已经不耐烦阅读大段大段的文字了,青春躁动的大学生更是如此。我选讲的第一篇通常是荷马史诗。对《伊利亚特》的讨论,例如英雄主义与集体主义、男人与女人、战争与和平,应该说是很热烈的。在同学们的发言和作业中,不乏精彩的见解。例如有个男同学声称要做赫克托耳那样的男人,有责任感、有勇气,而不愿做阿喀琉斯那样的英雄,认为他不过是一个杀人狂。而有个女同学则宣布要嫁人就要嫁赫克托耳,绝不考虑阿喀琉斯。这样看来,似乎同学们对作品有了一定的理解和分析。可是,我不得不说,这些讨论都是基于一个前提,即他们看了好莱坞电影《特洛伊》。学生们的讨论,都是建立在美国人的电影、而不是在古希腊人荷马的作品之上的。电影《特洛伊》不愧是好莱坞的大制作,很好看。可是美国人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对原作做了不小的改写,因此,我不得不把讲授的重点放在了这个问题上。通过原著和电影的比较,分析美国人对荷马的改写,并引导学生阅读原著。可是一旦回到原著,原本热烈的讨论顿时冷却下来。大部分同学表示看不懂原著,或者没有电影那么有趣,甚至于看不下去。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大学生通过山口百惠,而不是川端康成接受《伊豆的舞女》,通过肯尼思,而不是莎翁,接受《哈姆雷特》……大凡要讨论一个作品之前,大部分同学的准备不是阅读原著,而是去找电影看,或者是先看电影再读原著。他们往往容易被直观的画面所吸引,却抗拒提供了更广泛的想象空间的文字。面对黑压压的文字,心生厌倦。
       二、时代与文化的隔膜
       虽说伟大的作品是穿越时空的,可是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大学生实在很难对中世纪的骑士精神感同身受,或者对古希腊的文明有深刻体会。这就构成了障碍,把他们阻挡在《堂吉诃德》和《俄狄浦斯王》的门外。这里涉及当代大学生的知识准备,以及中国大学的教育理念。更为明显地表现在宗教和哲学方面,西方文化有着深厚的宗教背景和形而上思辨传统,而这正是我们所缺乏的。在教学中,我深深地感到,宗教,在中国大学生与西方文学之间,画上了一道深刻的鸿沟。宗教这一维度的欠缺,使同学们与《复活》格格不入,不能明白哈姆雷特的犹豫不决。至于布莱克和叶芝,则更是不知所云。由于这一切都是显得那么陌生,学生自然产生一种莫名其妙、不可思议的感觉,读起来味同嚼蜡。哲学造成了另一个维度的障碍。从古希腊开始,西方哲学就形成了抽象思辨的传统,而中国文化的传统是偏于实用的,加之当今大学生置身的,是一个急功近利、喧哗浮躁的时代,很难有大学生静下心来阅读经典,他们不能真正理解浮士德和堂吉诃德的苦苦追求,就不奇怪了。
       时代和文化的隔膜,还造成同学们对外国文学经典的误读。其中最为常见的,是对经典的“政治式”读法和“道德式”读法。所谓“政治式”读法,众所周知,就是无一例外用国家、民族、阶级这样的概念读经典。这种思维是如此之牢固,令我非常吃惊。我原以为中学语文教学“改革”频繁,想象中的中学语文教育应该是重人文、重创新的“博雅教育”,可是我们通过高考选拔出来的大学生仍然顽固地把文学作品简单地政治化。道德化则是简单地对人物进行道德评判,好人、坏人,这恐怕也是有中国特色的文学解读法,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文人历来热衷于做“道德文章”。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学教育、特别是中学语文教育过于侧重于道德,几乎成为思想品德教育的替代品,因此我们的学生非常习惯于对人物做道德评判。在教学中,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莫泊桑和易卜生远比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斯特林堡更能吸引学生。经过分析学生的发言和作业,我悟出了其中的原因:显然,莫泊桑、易卜生的作品更适用于政治法和道德法,同学们可以用熟悉的概念,轻车熟路地分析《羊脂球》、《玩偶之家》。可是用这样的方法读《罪与罚》、《红房间》,总是捉襟见肘,至少很难写成一篇一两千字的作业。我推断,由于很多文学经典并不仅仅提供政治和道德视角,习惯于用这两种方法的同学,就感觉到隔阂。例如《变形记》,同学们看到了格里高尔的亲人们的冷漠,于是,作为万无一失的标准答案,“小说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冷漠无情”,结论就出来了。可是,如果所有的西方小说都是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同学们能不感到厌倦吗?更为主要的是,这样一来,同学们就很难明白卡夫卡为什么不厌其烦地描写格里高尔变成甲虫之后的所见所闻,觉得枯燥无比。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一千零一夜》,同学们大抵期待着“好人有好报”、“从此王子和公主过着幸福的生活”之类的故事,可是《一千零一夜》并不总是这样。《一千零一夜》里面的暴富者,往往挥金如土,而且道德上并不很令人称道,他们总是作为主角出现在故事中,与我们勤俭节约、好人好报的传统大相径庭,令同学们很不以为然,实则是价值观的隔膜。按照“文学理论”,能打破读者期待的作品,一定能吸引读者。可是我考察了学生的阅读情形之后,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大学生的文学阅读水准正在下降,平面化、直观、感官刺激、不需要思考——这就是相当一部分大学生的阅读选择。他们并不总是高水准的“理想读者”,他们宁愿读金庸,也不愿读卡夫卡,更不愿意读博尔赫斯或纳博科夫。金庸小说并不对读者构成挑战,而卡夫卡则搞大段大段的什么“意识流”,什么现代主义,乏味极了。不知道其他院校的情况如何,当我看到我的一些学生喜欢阅读漫画、卡通一类的书籍时,着实是大吃一惊,百思不得其解。
       三、翻译与节选
       翻译是个很关键的问题,特别是诗歌。翻译成汉语后,英文诗的格律基本上感受不到,读起来很别扭,甚至于莫名其妙,呵欠连连。现有的作品选,对于长篇的作品,都只能节选,同学们在看了支离破碎的节选之后,已经没有兴趣去图书馆找原著看了。我所见到的最为极端的例子,是陈淳、刘建军主编的自考指定用教材《外国文学作品选》中对托尔斯泰《复活》的节选。教材的节选方式显得支离破碎,严重影响了作品的原貌。原著分为三部,第一部五十九章,第二部四十二章,第三部二十八章。在这本教材中,第三百四十三页,是第一部第七章,但该章前面的一些内容被删。第三百四十四页,第三段至“坐下来为止”是第八章的一部分内容。从“您姓什么?”起,却又是第九章,可是第九章前面的一些内容又被删除。如此到第三百四十六页第三段。以上写的是玛丝洛娃出庭受审,聂赫留朵夫认出了她就是当年那个被他诱奸的姑娘。第三百四十六页第四段至第三百四十七页“在那儿她才能够痛痛快快地哭一场”,是第十二章的一部分,写的是聂赫留朵夫回忆当年暑假结束后,他第一次离开玛丝洛娃的情景。第三百四十七页“从那时候起”始,到第三百五十页“正是处在这种状态里”止,是第十三章,也是为数不多的完整节选,写聂赫留朵夫的巨大变化。第三百五十页,“聂赫留朵夫所以会到姑姑们家里去”至“对卡秋莎起了歹心”,是第十四章第一段的一部分。“姑姑们躺下安歇了”起,至第三百五十三页“然后就回去睡觉了”,却是第十七章,写聂赫留朵夫诱奸玛丝洛娃……在这些任意的剪辑中,没有任何提示性的文字,这样的节选方式,实在让人无所适从。
       
       以上只是一个粗略的分析,原因自然还有很多,归结起来,还是功利主义的错。就像罗素在七十年前描述的那样:“狭隘的功利主义教育忽视了人的理想训练与技术训练的同等必要性。”结果导致“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有时也是残忍的”,缺乏博大的胸襟与人文的关怀。我深感,我国的大学实在是太功利化了,高等教育笼罩在工具主义的乌云下。外国文学经典再难读,总比背英语单词有趣一点吧?不然,大学生们宁愿花大量时间背单词,也不去读什么文学经典。原因很简单,英语有四六级考试,而文学经典没有。不能说中国的大学生是懒惰的,考四六级、考研、考托、考G、司法考试、公务员考试……考这考那,忙得很!读文学经典?同学们会说:“偶简直要晕死!”
       据我所见,世界文学经典的确遭到大学生们普遍性的冷遇,作为讲授这样一门课程的教师,自然想改变一下这种状况。我不敢说殚精竭虑,但也确实很是花了一番心思。例如教学手段的多样化,既然是“读图时代”,那么教学中把电影引入,再来对照原著,是个不错的妥协办法。我们在课堂上,截取一些片段,几分钟为宜,在讲授中不时插入。这就要用到一些编辑视频文件的软件,“威力导演”、“友利绘声绘影”之类。用这类软件编好之后,我还得通过加载控件的方式,把文件编入PPT中,以便于讲授,一边是直观的表演,一边是文字的表达,由画面进入文字,这是一种妥协。但是必须承认,效果还是不错的。此外,PPT看似简单,其实功能强大,用好了还是很生动的,对于增强课堂效果有帮助的。又如有针对性地准备教学内容,既然时代和文化的隔膜是经典遭受冷遇的重要原因,那么,课堂教学应该设法缩小乃至消除这些隔膜。经典是流动的,整个课程也是开放的,我保持选讲篇目的当下性,一些国外畅销书也进入了我们的课堂。二○○五年,我们选讲了《海边的卡夫卡》,二○○六年,讲了《达·芬奇密码》,二○○七年又讲了《追风筝的人》、《我的名字叫红》。并且穿插不同的专题讲座,如女作家专题、侦探小说专题、拉美专题等等,还以读书报告会的形式,由同学们介绍自己喜爱的作家作品。再一个就是提倡阅读原著。对于英语文学,我鼓励同学们阅读原著,掌握第二门外语的同学还可以多读一个语种的原著,这样有利于避免翻译带来的种种困难。其中,诗歌必须阅读原著,其他视篇幅而定。在诗歌方面我觉得收效颇佳,通过这样的方式,有些同学喜欢上了华兹华斯、爱伦·坡、叶芝,并能完成言之有物的作业。
       教学实践表明,这些措施多少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至少,在“外国文学作品选读”这门课中,能形成一个阅读经典、讨论经典的氛围。但就总体而言,文学经典遭冷落的大局面仍然没能改变。青年人热衷于这个主义、那个理论,言谈中不时冒出拗口的外国作家、哲学家的名字,这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景观,我不期待当代大学生会这样,但我期待他们对文学经典保持适当的敬重。或许他们现在不会意识到这些经典的意义,但将来会重新拿起来阅读。恰如卡尔维诺所言:
       经典是那些你经常听人家说“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