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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革命爆发后，埃德蒙·柏克在谈到对路易十六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印象时，曾颇为感慨地写下这样一段话：
       她闪耀得像是启明星，充满了生气、光辉和欢愉。啊！是什么样的革命！我必须要有怎样的一颗心，才能不动感情地关照那场升起和那场没落！……我简直没有梦想过，我竟然活着看到了在一个充满豪侠之士的国度里、在一个充满了荣誉的人们和骑士的国度里，会有这样的灾难落在她的身上。我以为哪怕是一个对她带有侮辱性的眼光，都必定会有一万支宝剑拔出鞘来复仇的。但是骑士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了。（《法国革命论》，何兆武、许振洲、彭刚译，商务印书馆一九九八年版，101页）
       柏克眼中气质非凡、宛若仙人的王后在法国革命前夕与革命中，成为各种小册子和革命报刊谩骂的对象，她被称为“奥地利女人”（玛丽-安托瓦内特系奥地利公主）、“赤字夫人”、“梅萨利纳”（Messalina，罗马皇帝克劳狄一世的第三个妻子，淫乱阴险，因与情夫阴谋夺取政权被处死）以及“民族身上的瘤子”（埃贝尔语）。革命者眼中的这个“法国人的灾星、吸人血的东西”于一七九三年十月十六日被送上了断头台。同时代的民众大多不会赞同柏克，而是接近在大革命前任美国驻法大使的托马斯·杰斐逊的观点。杰斐逊认为这位王后对路易十六的软弱意志起着绝对的支配作用，她摧毁了国王的开明统治。他甚至宣称，“如果没有王后，就不会发生革命”。
       在玛丽-安托瓦内特身后的漫长岁月中，其命运总能激起传记作家的兴趣，而且随着时光的流逝，人们试图以更客观、更人性化的眼光来复原这位被妖魔化的王后。二○○一年，英国作家安东尼娅·弗雷泽（Antonia Fraser）推出的《玛丽-安托瓦内特》就体现了这种倾向。二○○六年，美国女导演索菲娅·科波拉（Sophia Coppola）将弗雷泽的作品搬上了银幕，她以略带同情的视角刻画了作为女人的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心理肖像。这部美国大片令昔日的毒蛇王后一时间成了时尚的宠儿，封面上印有王后画像或女演员邓斯特（Kirsten Dunst）剧照的杂志遍布巴黎街头。
       当大众文化对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印象悄然改变时，学术界又持怎样的观点？耐人寻味的是，这位命运与大革命纠缠在一起的王后长期以来未能在法国革命史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当代历史学家绝不同意杰斐逊的“没有王后就没有法国革命”的观点，他们试图阐释导致革命来临的种种因素的错综复杂之处，作为个体的玛丽-安托瓦内特被深深地忽略了。不过，这种局面近年来发生了转变。二○○三年，由法国史专家德娜·古德曼主编的《玛丽-安托瓦内特：关于王后身体的写作》（Dena Goodman, ed., Marie-Antoinette: Writings on the Body of the Queen. Routledge, 2003）便体现了学术界关于玛丽-安托瓦内特研究的最新成就。本书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王后的身体及言行如何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如何成为小册子诋毁的对象，进而展现出那个时代的女性，尤其是王后与公共领域及政治文化的关系。
       从玛丽-安托瓦内特到达法国之日起她就是新旧两个公共领域关注的焦点。其一为传统的宫廷公共领域，旧制度下的繁文缛节及种种特权在这里集中展现；其二为由出版物、公共舆论等组成的新型公共领域。在宫廷中王后几乎没有私人生活，穿衣、脱衣都有复杂的仪式，甚至连分娩也要伴随着传统仪式，在廷臣的注视下进行。尚塔尔·托马斯（Chantal Thomas）就此断言，“王后的身体属于公共领域”。既然王后的身体属于公共领域，那么她的形象自然会引起公众的关注。艺术史专家玛丽·谢里夫（Mary Sheriff）通过分析发生在一七八三年的画像事件解读了公众对王后角色的理解。这幅由维吉-勒布伦（Vigée -Lebrun）夫人绘制的王后画像深得玛丽-安托瓦内特本人的喜爱，但在沙龙展出时却遭到了公众的严厉抨击，人们认为王后身着颇为简洁、时尚的英式长裙出现在画像中极其不得体。谢里夫通过追踪法国王室画像的传统发现，王后的官方画像一直是伴随着国王的画像的，它的存在只是为展现国王的权威。而且，法国王后在理论上是没有自身权力的，其角色乃是国王的第一臣民，她应为所有民众臣服王权树立典范。对于要求王后拥有美德、尊重传统的公众来说，在画像中穿着简洁英式服装的玛丽-安托瓦内特是颠覆了法国的宫廷礼仪和政治传统。谢里夫进而追问王后为何要以这样的装束出现在画像中？根据她的分析，这幅画像展现的是生活在小特里亚农宫中悠然自得的王后形象。一七七四年路易十六将凡尔赛的小特里亚农宫赐给了王后，后者将这里打造成了逃离宫廷礼仪、享受自由的私人空间。那幅引发争议的画像展现的正是一个想要暂时逃离法兰西王后身份的玛丽-安托瓦内特。
       与之前的法国王后相比，玛丽-安托瓦内特恰恰是最无法逃离公众视线的王后。因为她生活在一个小册子、报纸和其他形式的印刷品激增的年代，公众人物正是这些出版物描绘的对象。在以出版物为重要载体的公共舆论的注视下，玛丽-安托瓦内特很难扮演其王后的角色。根据尚塔尔·托马斯的研究，玛丽-安托瓦内特在法国的最初岁月中，公众舆论对她抱有好感，但宫廷中对其怀有敌意的人使关于她的流言飞语不胫而走。于是，出现了第一批谴责王后嗜赌、傲慢、轻视礼仪的小册子。更为糟糕的是，王后逐渐充当了许多黄色文学中的女主角，她的身体也成了被肆意侮辱、攻击的对象。在法国利用黄色文学攻击王室及掌权贵族的做法并不新奇，其传统可追溯至路易十四时期。但攻击玛丽-安托瓦内特的黄色小册子数量颇多，五花八门，极尽夸张、想象之能事。王后被刻画成了极端淫乱、欲海难平的荡妇、女同性恋者和乱伦者。这些广泛流传的作品不仅是为了满足读者偷窥王后私生活的兴趣，更是通过其所传达的政治信息引起读者的愤慨与反叛。这些小册子告诉公众，国王路易十六软弱无能，王后大权在握，而这个洪水猛兽般的奥地利女人深深憎恶法国人民，她甚至梦想着吸食法国人的鲜血。作为女人的玛丽-安托瓦内特背叛了贞洁，作为王后的她背叛了法兰西，其生活上的放荡与政治上的邪恶正两相匹配。
       一位出身高贵、容貌出众的王后何以被妖魔化到此种程度？莎拉·马萨（Sarah Maza）和林·亨特（Lynn Hunt）都从十八世纪末法国政治文化变迁的角度解释了这一问题。马萨发现，发生在一七八五至一七八六年间的钻石项链丑闻是令王后名誉被毁的关键事件。其实，在这一丑闻中王后与那些假借其名义达成自身目的的阴谋家没有任何干系，她完全是无辜的受害者。然而，广大民众却情愿相信她有罪。这首先是因为，负责处理此案件的高等法院的法官和律师多是些善于讨好公众而与王权有离心倾向之辈，律师们为被告撰写的《案情摘要》（此种小册子旨在动员公众支持被告从而向法官施压）常常含沙射影地指称王后有罪，而这些印刷品又在社会上广泛流传。从更广阔的背景来看，当时的公众普遍认为女人支配宫廷是法国君主制腐败的重要原因，路易十五的情妇蓬巴杜尔夫人、杜巴丽夫人已经玷污了神圣的王权，腐蚀了政治体制。怀有此种观念的公众很难相信居于政治漩涡的王后是清白无辜的。而人们一旦相信玛丽-安托瓦内特是钻石项链丑闻幕后的黑手，那么她只能招致更猛烈的攻击，从而变成了比路易十五的情妇更可怕的红颜祸水。无论在革命前还是革命中，对世袭统治最猛烈的攻击首先针对的不是国王而是国王的情妇和王后，她们体现了君主权威最坏的地方。比如，在一七九一年时就出现过题为《法国王后们的罪行》的著作，在导言中作者指出，如果绝对权威是腐败的，那么绝对的女性权威就是极度腐败的。为什么女人就会使政权腐败？马萨指出，时人认为这是由女性的本质特征所决定的。女性的本质是虚假、引诱、追逐私利，这与支配政治领域的理性与法律的抽象原则完全相反。总之，女性的特质与新型的公共领域水火不容。
       对于女性与十八世纪末法国公共领域的关系问题，林·亨特做出了精辟的分析。她发现在革命者对玛丽-安托瓦内特的指控中包含着一条重要的罪名，即教国王如何伪装——公开承诺一套，暗地里行使一套。伪装在十八世纪也被视为典型的女性特征，而女性活跃其中的沙龙则是教人伪装的重要场所。与此相反，共和派崇尚透明，喜欢直抒胸臆，不说谎言，也不隐藏什么秘密。可以说，女性的特征与共和派的美德互不相容，因此女性也不适宜活跃于公共领域。林·亨特还指出，对于玛丽-安托瓦内特的种种指控实际上反映了革命者对作为女性的王后侵入公共领域的焦虑，王后的命运体现的是十八世纪女性与公共领域的大问题。在处决王后两周后，国民公会便讨论了妇女参与政治的问题，并禁止了妇女的政治俱乐部，代表们声称这些俱乐部中的女人不是家庭中的母亲或女儿，而是些不受约束的女人、女冒险家及有男子气概的妇女。而革命者希求重建自然的秩序、重树性别的界限，使女性退回到家庭的私人领域中去，只有在家庭中才能展现女性的美德，而积极参与政治公共领域则是男性美德的体现。概言之，从旧制度到大革命，法国的政治文化逐渐发生了转型，女性被从公共领域中排除出去。革命前夕，宫廷中的女性已被视作腐蚀君主制度的罪魁祸首；革命中的男性统治精英认为女性缺乏理性，不能进行严肃的思考，而且善于伪装、欺骗，与以男性间的博爱为基础的共和美德格格不入，活跃于公共领域的女性只能对新生的共和国构成威胁。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命运正可放置在这样的政治文化背景中加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