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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斯贝尔斯曾说：“我是有罪的，因为当罪恶发生时，我在场，并且我活着。”这句话意味着，旁观是不可能的，明哲保身是不可能的。即使你没有法律上的罪，也不能免除道德上的罪。在我们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在我们这个战争直播的时代，所有的事件我们都是在场者，无论它多么遥远，都会被电视推到我们的面前。
       我们，是那遥远的罪恶的一部分。现代社会的分工使人变成了零件。有一篇文章写到大都市里的不落地族。他们在高楼上工作，在高楼上生活，他们名义上是这个城市的居民，却没有多少时间亲近这个城市的土地。对于这个城市来说，他们并不是一个个具体的活生生的人，而只是城市机器的零件。作为零件，他们的确没有必要了解别的零件，也没有必要了解他们所生活的世界究竟是怎样的。虽然身为白领，他们被认为有很高的文化。
       分工使我们心安理得地埋头于自己的工作，心安理得地不去知道其他的事情。至于我们所埋头的工作，我们很少考虑是否应该去做。常常，我们觉得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就是被我们的分工所指派的事情。然而，既然是被指派的，这个事情是否应该，已经不需要我们自己的思考。我们很少有应该做的事情，只有必须做的事情。
       过细的分工使我们无法看到世界的全貌，即使有心，我们也难以对我们正在做的某一件事进行道德判断。因为道德，必须从人类的总体生活中才能获得。在《摩登时代》电影中，流水线上拧螺丝的工人完全不必知道螺丝拧在什么地方，这使得生产救灾物资的工人与生产军火的工人会获得同样的成就感。
       科技专家也是一样，无论是研发核武器还是研发核电站，都可以当做螺丝来拧。当与科技相关的道德问题被提出来的时候，还有一个常用的托词：科学和技术是中性的，不牵涉道德问题。
       现在，我正在家中的餐桌上敲打着电脑。自从对门张先生搬家，这座我居住的住宅楼里就没有我认识的家庭了。新来的房客好像是几位合住的学生或者民工，经常听见夜里有人大声拍打他们的门。中间的一家我几乎没有见过，不知道换了几次房客。
       大约是柏杨在他的《中国人史纲》里说，蒙古帝国灭亡的原因之一是国土太大，通讯跟不上，无法做出及时反应。好比一个超级巨人，把脚伸到火里，大脑要在一天以后才能知道，等到下达挪开指令的时候，脚指头已经烧掉了。人类正在面临这样的困境。
       科学及其技术把整个地球联系在一起，手机电视互联网之类的东西可以使人突破空间的阻碍，造成天涯比邻的幻觉。但是与此同时，我们的比邻也被推到了遥远的身后。人生有限，你只能与有限的人、有限的事发生联系，不同的只是分布状态，从前它们生活在你的四周，而现在可能分散到全球各地。当天涯成了比邻，比邻却成了你的陌生人。我们已经习惯了身边的陌生，并把这种陌生当做了生活的常态。
       传统社会的人们熟悉身边的一切，在《白鹿原》的村庄里，每个人都是全知的，他们的信息容量足以了解村中的一切事物，因而能够对一切事物进行道德判断。在这样的村庄里，人与人之间是有机的整体，如土壤，生长着他们的恩怨是非，爱恨情仇。而那些在我们看来没有被他们理解的事物，他们的星光、天空、山林，最终都将通向神灵，而不是陌生。他们的生活充满了神灵，也充满了道德。而在比邻若天涯的现代都市中，人的土壤已经沙化。他们常常从一个陌生走到另一个陌生。
       我们应该期待一位超级圣人来代替我们思考，使道德思考也接受分工的安排吗？还是放心地让地球村中最强势的力量——商业来主宰我们的未来，由商业广告来告诉我们，什么是道德，什么是不道德？
       看病吃药，谁都认为是天经地义。但是，假如这瓶药使用的是一种美国的专利技术，其核心成分紫杉醇是从红豆杉的树皮中提取的，这些红豆杉的皮是从野生的红豆杉身上活活地剥下来的，并且由于这种药的缘故，整个云南的红豆杉已经找不到几棵活的了，你是否还会接受这种药？再假如，这种药中有一种成分是从活熊的胆汁中提取出来的，为此，有一些熊被活活关在铁笼子里，肚子上常年插着一根带着开关的直通熊胆的导管，隔一段时间就被流放胆汁，你是否还会接受这种药？
       当我们习惯了陌生，我们就已经意识不到我们的在场，成为不在场的旁观者，如同置身于电视机旁。而那遥远的罪恶，就潜藏在我们身边的陌生之中。
       遥远的罪恶与你我有关，面对罪恶时，我们该做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