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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千五百年以前的一个清晨，当太阳刚刚从远处地平线上升起来的时候，王宫内一处宽敞的房屋里也开始活跃起来。孩子们一边打着哈欠一边将石片瓦罐片搬入房屋。一位老者已先于孩子来到，手里拎着纸草卷、水罐和装笔的木匣。孩子们在房屋内席子上坐下，手持小块尖利的石头，准备听写昨天老师教的内容。当大家都坐好的时候，老者打开纸草卷，声音缓慢却洪亮地读起纸草上的内容：iry pat HAty-a sAb aD-mr ity m styw rx nswt mAa mry.f Smsw sA-nhAt Dd.f：ink Smsw Sms nb.f bAk n ipt nswt irt pat wrt Hswt Hmt nswt snwsrt m Xnm-swt sAt nswt imn-m-HAt m qA-nfrw nfrw nbt imAx……房屋里很静，老者每读完一句，接着只有尖利石头在陶片和石片上刻写的声音，
       ，偶尔发出石尖刻在硬石片上刺耳的尖哨声。
       三千年后，这些被丢弃的陶片和石片越过沉沉时间迷雾在废墟和土堆的地下被挖掘出来，人们惊奇地发现，这些陶片石片上像图画一样整齐排列的小图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于是人们开始买卖珍藏这些远古留存下来的残破的文物。其中最大的一片辗转流传，最后落脚英国牛津阿什默林博物馆，德国柏林博物馆则收藏了两件写有相同文字的草纸卷。埃及学家对这些草纸卷及陶片上的文字做了精心研究释读，发现文字所记竟然是一个语言优美充满悬念的故事。故事开篇便是：“第三十年，泛滥季第三月第七日。神降临其地平线，上下埃及之王，塞赫特普伊伯拉升入天空，与太阳神结为一体，其神之躯体与其创造者合而为一。都城沉寂，喧嚣不再，双门紧闭，朝廷上下以头触膝，贵族悲戚。”说了一大套，其实就一个意思，法老死了。写铭文的人名叫西努亥，是后宫一位高官，铭文上的自述说：“我乃陛下之亲信，国王后宫中负责世袭王子、辛瓦塞瑞特最受赞美之法老于卡诺夫汝金字塔城之妻妾、阿蒙尼姆赫特皇室女儿之尊敬的仆人。”显然，这位西努亥是位后宫随从。然而，老王死去，他却突然逃离埃及。为什么逃离，文中未讲，让后世学者苦苦猜测，至今没有答案。
       文中疑问很多，老王死于何因？后宫高层仆人为何匆忙逃离？他害怕什么？仅凭《西努亥》中记述的内容我们无法解答这些疑问。然而，历史无论如何诡谲，总会留给后世一些线索让人们弄清真相。就在这些疑问几成千古疑团之时，埃及学家找到了另一篇文字《阿蒙尼姆赫特教谕》。这篇铭文原件现在已不知去向，可能已经永远消失在历史尘埃之中。我们能够读到的是一八四三年A. Peyron抄录的摹本，该摹本被称作Papyrus Millingen。此文献虽然书写于古埃及第十八王朝后期，但原稿应该是中王国初的作品。文献以死去法老阿蒙尼姆赫特一世的口吻直接教导他的儿子、现任法老辛瓦塞瑞特，告诉他不要相信任何人，尤其是身边的亲信。神奇之处是老王为了使自己的说教有力，讲述了自己被谋杀的经过：“吃过晚餐，天已渐暗。我想休息一会儿，我躺入床栏，因为我已疲惫不堪。我的心开始追逐睡眠。突然间侍卫手执武器向我袭来，我像沙漠上的蛇一样躲闪。我惊醒抵抗振作精神，身边宫廷侍卫混战。如果我能迅速拿剑在手，我本可以让邪恶者后退慌乱。但黑夜无法造就英雄，没人能孤立作战。”结果可想而知，老法老就这样在一场宫廷阴谋中殒命。
       根据两篇文献所记法老名字，我们知道，西努亥因老法老突然死去而逃离埃及，这个突然死去的法老正是《阿蒙尼姆赫特教谕》中自述其被害经历的那位法老。我们还不知道后宫阴谋主谋为谁，但有一点毫无疑问，此次阴谋没有得逞。因为即位的法老正是被谋杀的阿蒙尼姆赫特法老的儿子、远征利比亚的辛瓦塞瑞特，他也是埃及历史上第一位父亲还在位时就与父亲共同统治国家的法老。他听到消息立即班师回朝，平定内乱。这对于他很容易，因为父亲在位时就已将他扶上了法老的宝座，成为第一位共治的君主。此次宫廷阴谋似乎老法老早有预料，只是至死不知道谁是阴谋的主使者。他还在世就将儿子扶上法老王座显然为的是防止意外，一旦自己一觉睡去便永远无法苏醒，王位的继承不会产生麻烦。不幸的是，他的担心如期而至。共治的成功让埃及政治生活中从此诞生一个传统，法老生前就将欲其继位的王子扶上王位，共同统治国家。
       阿蒙尼姆赫特一世开创古埃及政治生活中的共治传统，前无古人，按照当今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来说就是创新。但此次创新并非阿蒙尼姆赫特一世一时异想天开的心血来潮，革新总有根据，担心总有道理。
       阿蒙尼姆赫特是第十二王朝的创立者。然而，他出身却并非王族。虽然百姓偶尔也做帝王之梦，但做做而已。只有离王位并不太远者做帝王之梦才掺入实践的因素和具体的构想，离王位越近，梦想越真切，真切得令人战栗。阿蒙尼姆赫特一世建立自己的王朝之前是否做过这样的梦没有留下记录，但他距法老王座之近已无第二人可容其间。他是第十一王朝最后一位法老蒙杵霍太普四世的维西尔。维西尔者，宰相是也，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蒙杵霍太普四世怎么死的仍是一个历史之谜，但其宰相阿蒙尼姆赫特一世却摇身变成了法老。关于这次权力的转换，我们至今没有发现太多的材料，只有阿蒙尼姆赫特作维西尔时率一万人前往哈玛玛特旱谷为蒙杵霍太普法老石棺寻找棺盖时留下的一篇记述此事的铭文给我们提供了一点线索。铭文中记录了两个奇迹，一件是一头怀孕的母鹿将大家引到一块非常好的石头处，母鹿在石头上产下小鹿；另一件是人们在那里发现一口充满水的水井。寓意很清楚，母鹿产子暗示诞生；荒谷井水象征繁荣。因此埃及学家认为该篇铭文是阿蒙尼姆赫特改朝换代的宣传。但猜测毕竟是猜测，我们还无法肯定，无论如何，王朝的更替就在这历史迷雾中完成了。
       阴谋者常怀防人之心，篡位者最怕被人篡位。这是经验之思考，有时候是血淋淋的经验。阿蒙尼姆赫特一世不能不思考，自己作为维西尔可以攫取最高权力，当自己成为法老的时候，自己的维西尔就不会如法炮制取自己法老之位而代之吗？传统来自经验，起于需要。
       四千年前的创举恐怕人类历史难有先例。之后埃及法老之位共治经常出现，每当法老因年老体弱或感到精力不足之时，便拾起共治的传统应对，屡试不爽。之后历史，共治屡见不鲜。罗马帝国、希伯来早期直到近代的法国都能见到共治的例证。是否都经历过政变的惨痛我们且不去考察，但至少每一次共治在一国诞生都是权力非此便很难顺利继承之时。
       一切传统的诞生最初都有其诞生的根据。共治的诞生需要两个基本条件，首先，权力的私有，权力被当成遗产。自从人类开始在自己的物品上刻下自己的标记以来，私有观念便开始左右历史的进程。由刻画所有权的符号演化成文字，私有观念对人类文明做出了无法估量的贡献。直到权力变成私有，私有观念膨胀到了极致，私有的神圣仍然没有受到任何挑战。尽管权力一直在角逐中更迭，但都是新桃旧符式的变换，是最大私有财产的改名换姓。千年延续的传统直到人权思想诞生，其存在的合理性才开始动摇。
       其次，危机的诞生。人尽管极为聪明，但居安思危往往不是在激变之后就是大敌当前。在风平浪静一派安定繁荣之时往往无人想到如何应付危机，即使想到，危机也很模糊，如何应对便也很难有的放矢。当危机来临或大难过去，人们立即自卫或痛定思痛，此时新智慧最易诞生。古埃及的共治应该是痛定思痛的结果，只是痛的不是首创共治的阿蒙尼姆赫特一世，而是被取而代之的蒙杵霍太普四世的后代。
       一旦应对危机的措施有效便会形成传统积淀下来，世代遵行。即使以后人们忘记了传统诞生的初衷，它也仍然被人们维护着，奉行着。古埃及的共治传统延续了近两千年，直至希腊统治埃及的托勒密王朝我们仍能看到共治的传统。被称作埃及艳后的克莉奥佩特拉七世十八岁登基，与其弟弟托勒密十三世共同执政。但这种共治显然早已违背了古埃及共治传统的初衷，因为他们的共同执政不仅没有带来政权的平稳过渡，反倒引起内乱，姐弟俩为了权力兵戎相见。这是阿蒙尼姆赫特一世没有预料到的演化，也是这一政治传统发展过程中的异化。
       这两个条件规定了共治只能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出现。
       回眸人类历史，到目前为止已经经历了四次大的危机，即：类生存危机，氏族城邦生存危机，民族国家生存危机和个人生存危机。类生存危机是当人类还处在蒙昧时期，数量上还很少，抵御自然侵害能力还很低，整个人类还未摆脱灭绝威胁时期的危机。这一危机直接威胁着整个类的生存，在这一危机面前，其他一切个人的生死存亡都显得无足轻重。人类面临的首要任务是维持类的生存而不至于灭绝。正如摩尔根在其《古代社会》中描述的那样，当时“人口稀少，生活资源简单，栖息的地域有限，人类刚刚进入他们的新生活。在这样遥远的一个时代，既谈不上有任何技术，也谈不上有任何制度”，“动物在数量上和力量上正处于其全盛时期。……人类部落正居住在树丛中、在洞穴里和森林中，他们为了占有这块栖息之所而与野兽作斗争——同时，他们依靠大地的天然果实来维持自身的生存。……既无经验，又无武器，而周围到处都是凶猛的野兽……”（摩尔根：《古代社会》，商务印书馆一九七七年版,19页）
       人类的生存在此阶段极其艰难，要想生存就必须积起足够的力量，而当时人的力量主要体现在数量上。人是有理智的动物，这就决定了人类不仅要获得个体的生存，还要赢得整体人类的生存，于是繁衍便成了人类最为理智，最为高尚的行为。生殖崇拜就在这一时期，这种生存的重压下产生了。
       氏族城邦生存危机是人类摆脱了自然环境的致命威胁之后，不同氏族之间为了争夺生产资料和财富进行的征伐给各个种族城邦所造成的生存危机。随着类生存压力的减缓，人类赖以生存的资源问题便日益突出出来。解决这个问题有两条途径，一条是开发资源，另一条是掠夺别的种族、部落、城邦的财产。自然环境给予不同种族的财富的不均衡使人类除了生产和贮藏食物，驯化和饲养野生动物外，对别人城邦的财富常怀觊觎之心，于是冲突、掠夺以至小规模战争不断发生。类生存危机过去了，类生存压力不那么紧迫了，这时生存压力的范围已从人类整体缩小到各个氏族和城邦。人类不会被轻易地毁灭了，但就某一个氏族或城邦来说，压力却越来越大。为掠夺资源和财富而发生的冲突、战争，时时威胁着要把哪一个部落或城邦从地球上抹掉。于是，危机便落在了氏族城邦身上。如何抗拒这一危机，顶住这一压力，维护自己的生存成了这一人类历史时期的第一主题。能够率领其人民出生入死地保护住自己的城邦不被毁灭并有效地劫掠他邦财富的人就成了英雄，从而成为他们的领袖。英雄崇拜成为这一历史时期的主要价值观念。
       民族国家生存危机是城邦解体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和民族诞生之后国家和民族面临欺凌、侵略、压迫重压下的危机。这一危机的直接承受者是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却关系到每一个国民的利害。随着生产的扩大，随着人类对新的世界的拓展，人类生活的范围越来越宽广。氏族城邦的生存危机在扩大的生产所带来的财富面前越来越弱。氏族城邦间的冲突给各方造成的灾难使人们开始考虑用别的方式解决问题以取代战争。生产的扩大，财富的积累，生存边疆的拓展让人们把眼光投向远方。而远方敌人的到来又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向心力增强，城邦间的冲突被向远方开拓的热情和抵御远方敌人的民族国家的凝聚力所取代。这是一个民族意识觉醒，国家观念开始神圣起来的时代。两次世界大战将这种生存危机发展到了极致。爱国主义是这种危机中人们意识中的最高价值观念。
       与民族国家生存危机交织在一起，此强彼弱的是个体生存危机。个体生存危机在民族国家没有外来威胁时突出地显露出来，而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人类才把目光转向自己，看看自己的生活境遇，思考个体的生存价值。意识到个人在现实和精神领域的不自由，于是高扬起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的旗帜。
       随着类生存危机，氏族城邦生存危机，民族国家生存危机和个人生存危机而来的生殖崇拜、英雄崇拜、国家崇拜和自由崇拜成为主宰人类文化发展变化的主线。首先诞生于古代埃及的共治只能出现在英雄崇拜和国家崇拜的历史阶段，因为只有这两个阶段权力既集中又私有。在英雄崇拜和国家崇拜成为人们的集体无意识之时，一切传统都会打上英雄崇拜和国家崇拜的烙印。共治是英雄崇拜与国家崇拜时期最高权力拥有者维护权力私有的政治手段。
       共治传统的开创者没有躲过后宫的阴谋叛乱，然而其后继者却依靠这一创举保住了王位。对于阿蒙尼姆赫特个人来说结局有些悲惨，但对于王朝的稳定和强大，他功不可没。尽管一切创举最终都没能抵挡住古埃及文明衰亡的结局，但这是大的历史规律使然，个人的创举无能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