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场里，黄白色的光明晃晃，照明灯被开到了最大。
濮存昕站在舞台中央，深深地弯下腰，向观众鞠躬。一束追光打在他身上，光束透明，跃动而清澈。
雷鸣般的掌声，混合着各种声调的欢呼声。这种欢呼发自肺腑，只有演员真正演得好才能得到观众最真诚的掌声。
幕谢了一次又一次。
剧场终于安静下来。
濮存昕从后台走出来，站在他谢幕的地方。十分钟前，掌声、欢呼声和鲜花围绕着他。仅仅过去十分钟，还是这个人，站在这里，而围绕他的，已是寂静和暗淡。
人们都看他的耀目繁华，他自己，却看到了恬淡。明白人生虚幻的底色，他的生活态度更加踏实而积极。
“社会造就出一个孤立的台子，你站在上边，大家都看你，都知道你是谁，不反感你，还能说出你的一二，这大概就是偶像吧。这不是我个人左右得了的。是记者、媒体给你的空间，是观众对你表演过程的一种赞许。这些，和我的实际生活没什么关系，我不是很在乎。”
“从被漠然置之到成为偶像，我经历了太多太多。”
濮存昕曾经渴望名利。
“33岁之前我从未拍过影视剧，在空政话剧团的9年里，我只演了一部戏。因为头上有一个包(并不明显)，当时八一厂还拒收。没有蓝天野老师的《秦皇父子》，我还与人艺无缘。那种潜意识里的不自信一直跟着我。”
濮存昕潜意识里的不自信来自小时候。那时，他在北京史家胡同小学上学，他的家就紧挨着学校。那是一个日式的两层小洋楼，房间很小，濮存昕家住楼上。有时候，赶上上课来不及，濮存昕就会很淘气地从楼上跳下去，进入学校上课。可谁会想到，濮存昕的腿有小儿麻痹的毛病呢？
上小学二年级时，濮存昕的小儿麻痹已很严重。为了能像别的孩子一样健康，濮存昕一共经历了5次手术，每次手术都是非常痛苦的。当爸爸妈妈心疼地提出不要再手术时，濮存昕却说：“爸爸，做吧，只要这条腿的病能好，我不怕，多疼我都不怕。”
手术做完以后，还拄着双拐，濮存昕就开始练习，一天天过去，他先是能站起来，然后能迈开步子走，再后来，学校的田径场上，出现了他奔跑的身影。
不久，到了1969年，正逢“上山下乡”运动的高潮。于是，16岁的濮存昕和同学们一起到黑龙江农村，在那里生活了七年多，学会了各种各样的农活。
那时，最让濮存昕高兴的就是放马，骑上马观赏着自然风景。在日后濮存昕走上演艺道路时，如果戏里面有骑马的镜头，濮存昕是不会找替身完成的。因为他自己能把马立起来往下滚，这是特技动作，而他滚下来时却一点儿事也没有。当有人问濮存昕，下乡生活苦不苦，他充满感情地说：“其实我们是真心实意的。上山下乡真是一腔热血，我是喊着口号去的，在那里我确实得到了锻炼。”
直到“文革”结束，知青可以返城了，濮存昕才回到了北京。那是1977年春节，他23岁。
24岁那年，濮存昕考进空政话剧团，当上文艺兵，每月拿6块钱津贴。他在空政呆了9年，角色最多的就是群众演员，比如匪兵甲，比如游击队员。他的台词常常只有两个字“报告”，有时候干脆就没有。甚至连《沙家浜》里惟一的一句唱腔“草药一剂保平安”也要别人帮唱——他唱不上去。
入行太晚，同龄人中出道得势者众多……那些年他时常苦恼，有时甚至自卑。但内心里仍有一处空间，执著地为艺术保留着。“那时候的压抑，我想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但只要有一个机会，你那个心就要赶紧活跃起来。没有机会的时候，你得好好过日子啊，平常生活中你也不能老是想着艺术，但是你内心里必须有一个敏感的或者是特别大的空间，只要是与艺术有关的信息，来了，你就得赶紧捕捉住。同样是演员，只要你不甘心，你总有一天会有机会的。”
那是一个偶然的机会。1985年春节，人艺举办迎春舞会。蓝天野老师把我叫到一边说：“昕昕，我想借你到人艺来排一个戏。”当时我心里一阵暗喜，又有些吃惊，对我来说，这是梦寐以求的、不可想像的事情。我说：“真的吗？”蓝天野老师说：“我要排一部戏，是讲秦始皇和他儿子的故事，想请你来演公子扶苏。”但因为种种客观原因搁浅了。到了1986年，蓝天野老师做了很大的努力，终于把我借调了过去。
第一次到人艺排戏，濮存昕确实还没有进入到北京人艺的创作氛围，也可以说没有“入槽”。在排练场上，蓝天野老师常常让他停下重来，甚至很多遍。这个时候，扮演秦始皇的郑榕老师耐心地过来开导濮存昕，他说：“小濮，你不能这样演戏啊！你不要把所有的台词都认为是应该强调的，你得有轻重缓急地练说台词。台词要有思想，要研究，表达潜在的意思。台词就像溪水，上面的一片叶子跟着水流呀流，到了一个地方形成一个小漩涡，叶子就打转儿，尔后又平稳了，又跟着水流呀流，水，就是一个人的思维，永远是流动着的。”郑榕老师的话对濮存昕很有启发。那时，濮存昕家房子很小，他常常跑到景山公园里呆半天，闭着眼睛找灵感，张开嘴巴练台词。
1987年，33岁的濮存昕正式调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走上自身艺术之路的真正起跑线。
“每个人在生活中都有自己的位置，位置很重要。我在创作时、在舞台上表演时最快乐，那就是我的位置。”
濮存昕说“调到人艺后我时来运转了，艺术方面开始有一个比较好的环境，有机会演主角。但是一开始还不行，我记得起初演《秦皇父子》，还有很多很多戏，我就觉得自己是一个蹩脚演员。那时候我还不成熟，但慢慢地就把自己的人生，或者说自己个人部分的东西和角色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了，突然间有一天演戏就有感觉了，演角色就有光彩了。”
在34岁之前，濮存昕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话剧演员，是谢晋导演发现了他。“在拍《最后的贵族》的时候，谢晋导演想到了我。”也就是从那时起，观众开始慢慢地认识濮存昕，喜欢濮存昕。那时候的濮存昕把自己的事业看做是在割麦子，一天一天的演出就像是在一刀一刀割麦子。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濮存昕深有体会。
“我特别想当一个好演员，因为我知道父辈们都是好演员。那时的我还不成熟，但是当你想当好演员而别人不承认你的时候，对你而言，是个很大的刺激。我没有上过艺术院校，也没有专门的艺术老师，就这么一点一点地做，所以我就知道了，别人说你不行的时候，你不要觉得怎么样，你可能真的不行，但是你要让自己行。”
十多年间，他先后在话剧《秦皇父子》、《巴黎人》、《雷雨》、《海鸥》、《
李白》、《鸟人》、《阮玲玉》、《天之骄子》、《鱼人》、《古玩》、《茶馆》、《蔡文姬》、《风月无边》、《万家灯火》、《赵氏孤儿》……中担任重要角色，修炼出了那种宠辱不惊、淡泊名利的气度。
濮存昕对影视剧的热情始终无法超越话剧舞台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在他走红的2000年，为了200多场话剧演出，他放弃了所有影视剧组发出的邀请。
“我并不轻视影视剧，也不会拒绝影视剧，但话剧是我一生中永远的情结，那种台上台下心灵之间的沟通与交流是影视作品做不到的。”
“舞台上的甘苦让我学会了很多道理，而且也只有站上舞台，才能让我的灵魂得到释放。”
“在话剧舞台上表演时我是最快乐的，我觉得那就是我的位置。我是在剧院长大的孩子，很小就似懂非懂地看戏，很早就知道‘戏比天大’的道理。这是从我当演员的父亲身上体验到的。”濮存昕一再强调。
“我始终觉得，该挣钱时一定要挣钱，该掏钱时一定要掏钱。”
2000年以来，濮存昕成为我国第一位“艾滋病义务宣传员”，他深入艾滋病村，与患者拥抱、握手的镜头通过媒体传播到了全国的每一个地方。他微笑的形象出现在公益广告中，提醒人们对艾滋病以及艾滋病患者应该持有的态度，他甚至把一群艾滋孤儿邀请到家中，和家人围坐一起，吃饭聊天。
2001年，他成了以自己名字命名“公益纪念基金”的第一人，第一次善举是为西藏1000所小学订阅一年的《少年报》。“每年我都会为这个基金充值，而且还会发动身边朋友都来做善事。”
2004年4月，濮存昕和中央电视台的记者一起前往山西，拍摄一部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生活一天的专题片。在一个黑暗的窑洞里，他见到了染病的男主人，万幸的是女主人和两个孩子都很健康。濮存昕和他们一起包饺子，一起聊天，并把他夫人买的生活用品和学习用具作为礼物送给他们。告别的时候，濮存昕得知那户人家只剩下80多斤粮食，便把身上带的1700元钱连同手机号码都留了下来。他告诉染病的男主人，他会一直资助这两个孩子读书，并对他们负责到底。从那以后，他以个人的名义为11个艾滋病家庭中的19名孩子捐助了学费。濮存昕坦言，这点资助对一个艾滋病家庭来说少得可怜，只能算是尽一点点心意吧。
据了解，到目前为止，濮存昕已经向以他个人名义设立在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爱心基金”注资40余万元。
濮存昕的举动很多人不解：“为什么以前做那么多广告，现在做这么多公益的事情？”
“那时有人说我披着文化的皮赚钱，我只想说，我要改变生活。我不想因为房子太小，怕别人听见，说话都不敢大声。我不想再去用公共厕所，然后在上厕所的路上，被卖菜的大妈追着喊‘高天高天’。”
现在有钱了，他开始想着办法往外掏钱。“我现在给别人拍广告也要钱，但这些钱我都捐给青基会，我想凭借社会的力量做我想做的事情。做预防艾滋病宣传员，是因为我觉得大家对这些病人太不了解。他们真的不可怕。”
做了4年艾滋病预防宣传员的濮存昕对自己的工作有很多的感触：“艾滋病患者中很多人是非常善良的，有一个患者喊出了‘感染到我为止’的呼声，非常令人感动。我认为艾滋病患者是我们的合作者，是一起解决问题的伙伴，公平地对待他们比爱心更重要。我们应该在人格上尊重他们，他们已经很内疚了，不应该再歧视他们，更不能落井下石，这就是我的态度。”
濮存昕说：“我之所以要为艾滋病做宣传，完全是因为我在想人的一生应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我已经50岁了，回想过去，感觉自己没有什么可以值得自夸的东西，也觉得自己的人生不要雁过无痕，什么都没有留下，做这件事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为了自己，留下一些更有意义更持久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