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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苍凉与自信——刘梦溪学术访谈录》中有对余英时、杜维明、金耀基、史华慈、陈方正、傅高义、狄百瑞的访谈。读到其中金耀基引述的美国哈佛大学一位神学家的话，觉得很有意思，他说：“人有一种不正义的倾向，所以民主是必要的，人有一种正义的倾向，所以民主是可能的。”金耀基还说，曾国藩为了保存中国文化，宁愿站在清王朝一边。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为了挽救中华民族，不得不坚决打倒中国文化。我们这一代读书人应该持什么态度？
       刘梦溪指出，清末出现了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胡林翼、张之洞、陈宝箴等等雄才大略的知识分子，跟乾嘉学术的繁荣密不可分。可是当代中国却了无人物，没有一个气象宏大、风范高标的人物群体，社会就没有风骨和风气。同时还指出，尽管知识分子的文化反省意识越来越强，但是反省的能力、资源的积累还相当不够。杜维明先生也认为中国文化的重建需要文化资源的积累，要经过三代人的积累，才能成为传统。他呼吁中国出现公共知识分子。
       但“公共知识分子”还无法涵盖刘先生所言“人物”。“人物”是既有充分的文化积累，又有强烈的责任感，同时还具有承担能力和操作能力。三者俱全才是人物。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陈方正博士在对话中明确表示不想涉及出版事务，原因是没有合适的干才。他说：“要达到真正高水平的出版，不仅香港，连内地也缺乏好编辑。好编辑不能单靠经济条件培养，他的才干是基于文化理想累积起来的。”
       最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几代人都在没有文化的氛围中成长，思谋者操作者皆无所谓“文化理想”，所以一时断无“人物”可言。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