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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一六八三—— 一七○六）的“情歌”，自一九三○年由于道泉教授翻译成汉文和英文流传以来，一直受到中外学者的重视，七十多年来，出版了近十部不同的译本并有许多相关的研究论文（一九八二年，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黄景（页）、吴碧云编的《仓央嘉措及其情歌研究资料汇编》，汇集了此前的近十部不同的译本和一些相关研究论文）。近年来，随着交通条件的大大改善、西藏旅游的深度开发和西藏文化对外影响的不断扩大，“仓央嘉措情歌”的传播，又掀起了新的高潮。最近一两年，“仓央嘉措情歌”已经被改编为流行歌曲，在全国广为传唱，有的“情歌”，甚至还渗透到手机短信中了。
       在藏文中，所谓“仓央嘉措情歌”，本意是“仓央嘉措道歌”或“仓央嘉措诗集”，据懂藏文的学者说，没有“仓央嘉措情歌”的写法。但这些诗歌中，确有许多情歌，藏族民间也认为，这些情歌是仓央嘉措的作品。受此影响，一九三○年于道泉先生将其译为汉文和英文时，定名为《仓央嘉措情歌》，并在译者《小引》中介绍说，这些情歌藏族民间传说为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所作，而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又是一位行为放荡不羁的情僧。于先生把这些诗歌定名为“情歌”，以及对仓央嘉措的“情僧”定位，对后来起到的导向作用非常明显。
       近年来，也有少数的学者，对此表达了异议。精通蒙、藏、汉文的内蒙古大学教授、也是传说中仓央嘉措圆寂地内蒙古阿拉善广宗寺寺主的贾拉森先生就撰文指出，先入为主的“情歌”之见，妨碍了人们对仓央嘉措诗歌的理解。例如：
       从东边的山尖上，白亮的月儿出来了。“未生娘”底脸儿，在心中渐渐地显现。
       这是“仓杨嘉措情歌”中流传最广的一首，贾拉森先生认为，诗中被翻译为“未生娘”的“玛吉阿米”一词，是不能理解为少女、姑娘和佳人的，其藏语中的本意是“未生育的母亲”，后面又用了“脸”的敬语“面容”，在他看来，这里指的是菩萨的面容，因而这首诗也就不是思念恋人的情歌，而是观想本尊的道歌。庄晶先生在一九八一年出版的《仓央嘉措情歌及秘传》中也曾提到，有人把这首诗视为对本尊的观想。另有懂得汉藏语言的藏族学者指出，今天流行歌曲中吟唱的“仓央嘉措情歌”中的“如果不曾相见，人们就不会相恋，如果不曾相知，怎会受着相思的熬煎”，没有尊重这首“道歌”的本意，贴近原文的译法应当是这样的：“第一最好不发现，免得不由迷上它。第二最好不谙习，免得以后受煎熬”，也就是说，这首“道歌”表达的，是对佛法研习的感受和心得。
       仔细阅读《仓央嘉措情歌》不难发现，其中确有少数表达对佛理思考冥想的道歌，如“若能把这片苦心，全用到佛法方面，只在今生此世，要想成佛不难”之类。按贾拉森先生等人的说法，上述这两首诗也应当是道歌。但即便人们把一些“道歌”曲解成了“情歌”，在《仓央嘉措情歌》的文本中，绝大多数确实还是情歌。而且咏唱的大都是不合宗教戒律、恣意偷情幽会的“不法之情”。因此，当初于道泉将其译为“情歌”，今天绝大多数的人们将其视为“情歌”，也并非就没有道理。而就传播的事实看，不管它是不是“道歌”，人们注目的，只是其中“情歌”的成分。就说上面两首被懂得藏文的学者视为“道歌”的“仓央嘉措诗歌”，在流行歌曲中，又被做了细微的改编并连在一起歌唱，实实在在地被解读成一首情歌了：
       在那东山顶上，升起了皎洁的月亮，美丽姑娘的面容，浮现在我的心间。如果不曾相见，人们就不会相恋，如果不曾相知，怎会受着相思的熬煎。
       从文本上看，在“仓央嘉措道歌”或“仓央嘉措诗集”中，“情歌”确实是它的主体部分。那么，这些“情歌”，到底是不是仓央嘉措的作品？
       在藏族民间传说中，人们一直以为这些“情歌”为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所作，多年来“仓央嘉措情歌”的收集整理者、翻译者、研究者，基本都认同这一前提。明确否定这些“情歌”为仓央嘉措作品的，仅有西藏社会科学院的蓝国华先生。蓝先生近年来撰写论文，对情歌文本中的思想倾向和当时的政治文化环境做了细致的分析，在此基础上，他认为作为宗教领袖，又处于“藏王”桑结嘉措和蒙古拉藏汗权力斗争漩涡中的仓央嘉措，不可能拥有情歌中所写的那种肆无忌惮的夜生活，也不可能写有那些情歌。
       那么这些“情歌”到底是不是仓央嘉措的作品？从现在发掘出来的资料看，不能确定完全不是，但可以确定不完全是；不能确定哪些是仓央嘉措的作品，但至少可以确定某一部分不是他的作品。在可信的记载中，仅有与仓央嘉措同时的《隆德喇嘛著作集》中，提到仓央嘉措写有“歌曲”，但并没有说明，这些“歌曲”究竟是“情歌”还是“道歌”的性质。在“仓央嘉措情歌”的收集整理过程中，有一个明显的趋势：越往后，收集到的被说成是仓央嘉措所作的“情歌”就越多。
       信史记载，仓央嘉措十五岁到拉萨正式“坐床”，成为达赖喇嘛履行宗教领袖尊位，二十四岁时死在“执献京师”途中的青海境内。在他年轻短暂的生命中，写下六七十首诗歌尚属可信，写下几百首、上千首，“几万言”，就难以置信了。由此我们可以确定，那些后来越收集越多的“仓央嘉措情歌”，不过是后人的托附。这种托附在今天依然延续着，例如现今在互联网和手机短信中流行的一首名为《那一天、那一月、那一年、那一世》的“仓央嘉措情歌”，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首所谓的“仓央嘉措情歌”，在过去七十年来各种公开出版的版本中都未收录，表现形式也让人诧异：藏文所记载的“仓央嘉措情歌”，绝大多数为“谐体”，即六音三顿为一句，四句构成一首，仅有极少数的例外为六句一首。而这首流行版的“仓央嘉措情歌”，形式上和“谐体”大不相同：每节三句、一共四节构成完整的一首。每句长短不一，但每节开头的“那一天、那一月、那一年、那一世”等又彼此呼应，其中的内涵节节递进，四节间彼此匀称均齐，尽显汉语白话诗“新格律体”的风貌，在意趣上也深深地打上了当下人文心态的烙印，可以确定是今人的托附无疑。
       由此就引出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为什么过去是这样，今天也是这样，人们要把民间创作的情歌，托附在仓央嘉措的名下，成为“仓央嘉措情歌”？
       曾缄先生在以旧体诗翻译了“仓央嘉措情歌”后，又附上“仓央嘉措略传”评述说：“故仓央嘉措者，佛教之罪人，词坛之功臣，卫道者之所疾首，而言情者之所归命也。”他认为“西极苦寒”，在藏区那样艰苦的生存环境中，“千佛出世，不如一诗圣诞生。世有达人，必去彼取此”。意谓宗教信仰，还不如情歌能给予人更多的安慰，两者之中，明白人更愿意选择后者。今天也有论者指出：“藏族是百分之百信仰佛教的民族，但无论男女老幼人人都会唱并且爱唱仓央嘉措的情歌。在这种不可思议的矛盾现象之中，大概深藏着一种历史的均势和人生的真实。近似于苦行的宗教是信仰，是来世的寄托，而情感，尤其是情爱，则更让人感受现世生活的温馨和抚慰。”二者也许说明了“情歌”对于藏族民众的重要性，以及藏族民众为什么喜爱“情歌”，但并没有说明，藏族民众为什么要把本不是仓央嘉措所写的“情歌”，托附在仓央嘉措的名下。
       人类历史上，把某些“品行”托附在圣贤甚至是想象出来的圣贤身上，是常见的文化现象。由此可使这些“品行”获得权威性和神圣性，得到人们的认同和皈依。以汉民族为例，关羽忠义凛然的传说，诸葛亮足智多谋的传说，包公清正廉明的传说，杨家将精忠报国的传说等等，即属此类。此类传说的共同特点，就是将人们推崇和期待的品行，想象性地托附在圣贤人物身上，以此强化这些品行的权威性和神圣性，使其成为人们学习的榜样和敬畏信仰的对象。
       如果说上述托附方式是“我注圣贤”，把人们推崇和期待的品行托附在圣贤身上，使其成为自己学习皈依的对象的话，那么，藏族民众把不是仓央嘉措的“情歌”归到他的名下，则显现了另一种托附方式，“圣贤注我”，把自己世俗的品行，说成是圣贤的品行，以二者间的相通，达到自我辩解和自我确证的目的。下面这首藏族民众喜爱并广为传唱的西藏民歌，为这一方式做了很好的注脚：喇嘛仓央嘉措/别怪他风流浪荡/他所追寻的/和我们没有两样。据说这是三百年来传唱不歇的一首民歌。由此可见，藏族民众确实是把自己世俗的品行和圣贤（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品行做了等同，以此自我辩解自我确证，释放追求男女情爱而有悖教规的困扰，解脱可能因此被视为“放荡”的焦虑。这是他们要把情歌托附在仓央嘉措名下的心理动因。
       接下来就要追问，诸多的圣贤（达赖喇嘛）中，为什么偏要选中仓央嘉措来托附情歌？这一托附行为，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对前一个追问的探究，有助于我们了解此类托附及传播何以能够成立；对后一个追问的探究，则在追寻过程的努力中，可以清除一些历史传说中的不实信息。
       从历史上看，被人们托附品行的圣贤，除了具有权威性和神圣性之外，在情感上还要深得人们的爱戴。这样，被托附的品行，才在权威性和神圣性之外，又更具亲和力。身为达赖喇嘛而又命运多蹇的仓央嘉措，无疑具备这两方面的条件。
       仓央嘉措是由“藏王”桑结嘉措选定又秘而不宣的五世达赖的转世灵童，十五岁才到拉萨“坐床”被正式认定。其时桑结嘉措和掌西藏实权的蒙古拉藏汗不和，仓央嘉措也就深陷权力斗争的漩涡之中。在他二十三岁那年，拉藏汗诛杀了桑结嘉措，并奏请清廷废黜仓央嘉措这个“假达赖”。据《圣祖实录》的说法，清廷下诏将仓央嘉措“执献京师”，行至青海时病故，时年二十四岁（康熙四十五年，公元一七○六年），几部可信的史书，大致都是这样记载的。
       如此看来，仓央嘉措本是藏王桑结嘉措和拉藏汗争权夺利的受害者和牺牲品，小小年纪即因权力斗争而客死他乡，尸骨无收。就一般的情理而言，这样的弱者和无辜者，最易得到人们的同情。而同情中也包含了民族尊严和民族情感，隐忍着对强权的拒绝和反抗。正是这种包含着民族情感和民族尊严的同情，使得藏族民众对仓央嘉措，有了一种特殊的爱戴之情。这种爱戴之情，在信史记载中也体现出来。仓央嘉措死后，拉藏汗新立了一个达赖，在位十二年，却得不到藏族民众的认可，在藏族民众心目中，仓央嘉措才是真达赖。在藏族文献中，拉藏汗新立的达赖被称为“门巴喇嘛”、“先生”、“阁下”或“执白莲者”，甚至直称“门巴人”，而对蒙藏人普遍承认的仓央嘉措转世的七世达赖，则用达赖的一般尊称“旺杰”，意为“圣王”或“佛王”，于此可见人心向背。可以说，藏族民众对达赖喇嘛仓央嘉措融汇着民族尊严和民族情感的特殊爱戴之情，是他被选为情歌托附对象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此基础上，从传播的逻辑上说，仓央嘉措成为情歌的托附对象，还应该有一个缘由：即他可能真有“情僧”的风流行为并真的写有“情歌”。庄晶先生在《仓央嘉措情歌及秘传》的《导言》中说，存有“藏王”桑结嘉措的手稿，记有仓央嘉措闾里风流、离经叛道的诸般行事。与仓央嘉措同时的《隆德喇嘛全集》中说他留下了经论和歌曲集，这些都是可信的记载。由此看来，人们将仓央嘉措视为“情僧”，说他写有“情歌”，并不是空穴来风，往他身上托附情歌，也就有了缘由。有文献记载说他“醉心歌舞游宴”，松巴堪布的《青海史》中说他曾向七世班禅送回僧衣以示退戒，只求保存世俗之权。这些后续的记载，源头可能即是桑结嘉措文稿中的相关内容，但也从另一个侧面显现出，此时仓央嘉措在有关记载中，已经是一个“情僧”的形象。这就为情歌的进一步被托附，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客死他乡、尸骨无收，仓央嘉措生死的这一神秘性和不确定性，为其后种种仓央嘉措并未死在青海的传说提供了缘由和叙说的可能，同样，也为情歌的被托附和“情僧”及其“情歌”的传说，提供了多样的可能和广阔的叙说空间。也就是说，仓央嘉措身世的神秘性和不确定性，是人们在他身上述说并建立传奇性的基础。
       与正史记载不同，藏族民间还流传着仓央嘉措并没有死在青海的传说。一部名为《仓央嘉措秘传》（以下简称《秘传》）的藏文典籍成书于藏历火牛年（一七五七年）九月，也就是正史记载的仓央嘉措死后五十年，该书述说仓央嘉措行至青海时“深夜遁去”，其后游历甘、青、康、藏、川等藏区，到过尼泊尔和印度，又游历了峨眉山和北京，最后在内蒙古阿拉善定居传法。尽管作者自称跟随伺候过仓央嘉措，是他的“微末弟子”，但这部书并不可信。这不仅因为其中有诸多的“神迹”，更因为其中有许多过于戏剧化的情节和不合常识之处。例如《秘传》中记述说，火鸡年（一七一七年，也就是正史记载的仓央嘉措死后十年）仓央嘉措游历到北京，住在一家王府。有皇帝的近臣认出了仓央嘉措，向他表示，只要他愿意，报知皇上，就可以让他再做达赖，但仓央嘉措谢绝了。在安定门附近，仓央嘉措竟还碰巧看到了被拉藏汗押解至京的桑结嘉措的三个儿子和女儿。他们从西藏带来的一只狗竟认出了仓央嘉措，跑过来含住他的衣服欢跳，让仓央嘉措不胜感慨。桑杰嘉措的女儿，还把指环退下来传递给他……如此等等，而在当时的交通卫生条件下，如此顺利地游历这些地方，也难以置信。后来的十四世达赖喇嘛，曾经参拜过内蒙古阿拉善广宗寺的仓央嘉措“遗址”。有论者认为，这是仓央嘉措晚年确实在阿拉善广宗寺圆寂的一个“确证”，但事实上，这不过是十四世达赖受了《秘传》传说的影响而进行的参拜，此举是不能证明《秘传》的真实性的。
       作为“史实”，这部《秘传》的内容不可信，但作为蕴含着历史文化心理的藏文资料，《秘传》透出了两点值得重视的信息：其一，由于融汇着民族尊严和民族情感的爱戴之情，蒙藏地区的民众在仓央嘉措死后不久，已经开始将仓央嘉措传奇化。其二，《秘传》将仓央嘉措述说为不恋权位、四处游历、真心普度众生的圣僧，这其中当然显出了信奉喇嘛教的蒙藏民众对他的爱戴之情，但《秘传》中完全没有涉及仓央嘉措行为风流和创作情歌的内容，这至少也可以说明，在这部书完成之时，人们对仓央嘉措的传奇化，还没有走“情僧”和“情歌”的途径。有人以为，《秘传》中没有涉及仓央嘉措的男女情事，是为尊者讳。但后来的传播事实证明，“情僧”和“情歌”，一直是仓央嘉措传说中的“重点”和“亮点”，人们对此展现了足够的宽容甚至是偏爱，为何要讳去被人们视为“重点”和“亮点”的内容呢？
       即便真的是“为尊者讳”，这部不可信的《秘传》也证明，从“情僧”和“情歌”的途径将仓央嘉措传奇化，是仓央嘉措死了五十年以后的事了。于道泉在《仓央嘉措情歌》译本的《小引》中曾述及，拉藏汗诛杀桑结嘉措后，曾召集拉萨三大寺住持开会，指控仓央嘉措行为风流不检，有违清规，是假达赖，要求废黜。但住持们却认为这不过是“性迷菩提”，没人同意拉藏汗的意见。对此于道泉先生并没有说明文献的出处，因而对这一“传说”，也就无从考证它的起始时间。但从这样的传说中却可以看出，各大寺住持们对仓央嘉措的“风流”展现了宽容甚至偏爱，这其中隐忍着对强权的拒绝和反抗。住持们以“性迷菩提”来解释仓央嘉措的“风流”，将此“风流”亦视为一种宗教修行的特殊途径，这就赋予了仓央嘉措的“情僧”行为合法性甚至是神圣性，在此基础上，他的“情歌”也就合法乃至神圣，普通民众借此来解脱心中欲求和戒律冲突的困扰和焦虑，达到自我辩解和自我确证的目的，也就更加有效。在仓央嘉措身上托附情歌的可能性，也就进一步展开了。到了一九三○年，按于道泉在《仓央嘉措情歌》译本《小引》中的说法，此时藏族民众早已经普遍相信，身为达赖喇嘛的仓央嘉措是一个风流的“情僧”，并且写下了这些脍炙人口的“情歌”。
       有意思的是，《秘传》中隐居在阿拉善广宗寺的仓央嘉措，是一个全心向佛普度众生的尊者，毫无儿女情长的内容，但在“文革”前，在阿拉善广宗寺声称所拥有的仓央嘉措的遗物中，竟然有了一把女人的青丝。这至少说明，有关仓央嘉措的“情僧”和“情歌”传说，此时已经影响到了广宗寺僧人们对仓央嘉措的认知。而在今天，随着仓央嘉措情歌的进一步传播，人们更是相信，仓央嘉措既是达赖喇嘛，也是一情僧，这些“情歌”，就是他所写，甚至把本不是他写的情歌，都说成是他的了。
       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未见尸骸地死去已经三百多年了。三百多年来“仓央嘉措情歌”的托附方式和传播过程，折射着人们在特定时代文化环境中的困扰和焦虑，从中可以看到人们沉重的肉身和那寻求飞升的灵魂。
       （《仓央嘉措情歌及秘传》，庄晶译，民族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八月第一版，0.36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