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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日子是1964年6月22日。
       第一个感到内疚的人是本文的主人公，成都军区测绘大队的一名军官，名叫杜永红。当时他正奉命带领一个作业小组，来到西藏岗巴龙中区的山野里，测量中尼边境线。
       杜永红时年24岁，未婚。当然他有未婚妻，而且有了好多年了，但由于常年在野外工作，几乎没时间与未婚妻在一起，故至今未婚。他带领他的作业组在岗巴执行测绘任务已经二十多天了。岗巴地区平均海拔4000米，而他们测量的地方就更高了。荒无人烟这四个字是无法概括他们所承受的艰苦和恶劣的。杜永红病倒了，而且患了非常可怕的肺水肿。但他不肯休息，坚持上山作业，结果昏倒在山上。同小组的战友们把他抬下了山。他在帐篷里醒来，恢复知觉后的第一感觉就是内疚。他想我是个共产党员，还是个作业组长，怎么能没完成任务就倒下了呢，怎么能让同志们抬下山呢?实在是太不应该了。
       于是为了弥补自己的“过错”，他一刻也没休息，就开始整理当天的资料和图纸，一直整理到深夜。当他终于完成工作想要休息时，才感到自己呼吸十分困难，以至于根本无法入睡。也许那时他的肺里已积满了水。他想，反正躺着也睡不着，不如去站岗，让能睡的同志去睡。他就走出帐篷，换下了站岗的战士。
       第二天早上，也就是6月22日这天早上。杜永红看天色微亮，就叫醒做饭的战士起来烧火做饭，他们今天还要上山，还要走很远的路。叫醒炊事员后他就去睡了。谁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坚持到早上的，谁也不知道他去睡的时候，是不是觉得胸口好受一些了?
       这第二位内疚的，就是被替下岗来睡觉的哨兵。事后回想起来他不停地自责道：我为什么要让他替我站岗呢?是的，他是组长，可他也是病人啊!我不该那么听话地把哨位让给他。是的，那天我也很累，我的身体也有气无力，可他病得更厉害啊，他比谁都累啊。再说，他们组里哪位同志不累呢?他们进藏执行任务的全体测绘兵谁不是靠意志在支撑呢?
       哨兵因为这样的自责而哭泣。不，是痛哭，痛哭不已。
       我们再往下说。早饭做好后，炊事员把大家叫起来吃饭，叫到杜永红时他有些犹豫了，他知道他天亮才睡下，还知道他在生病。于是他绕过了他。
       吃完饭要出发了，杜永红还在睡，一个老同志说，今天咱们就别让组长上山了，让他在家歇一天吧。大家一致同意。他就嘱咐炊事员，千万不要惊醒他，让他好好睡一觉，到中午11点时再叫他起来吃饭，免得他又硬撑着上山。炊事员点头答应。
       一个上午，帐篷里都静悄悄的。炊事员在准备午饭时十分小心，轻手轻脚的，生怕惊了组长的梦。他知道只要组长醒来，就会不顾一切地上山去。总算到了11点，炊事员走到帐篷门口，侧耳听了听，里面一点儿声音也没有。他想组长实在是睡得太香了，他已经很久没这样睡过了。他决定让他再多睡半个小时。
       到了11点半，太阳老高了，而且暖洋洋的，炊事员想，这下可以叫组长起来了，吃碗热乎乎的面条，再好好晒晒太阳。他的病一定会好起来的。
       他走进去，叫他。叫他的组长，叫那个叫杜永红的人。但杜永红一动不动，他大声叫，他不动，他用力拍他，他也不动，他就使劲儿推他，他还是一动不动，就像一块紧贴大地的岩石，除非火山爆发才能令他改变。他预感不好，掀开被子，才发觉他们的组长，他们的战友杜永红，早已僵硬。
       这第三位内疚的便是炊事员。他想自己为什么要自作主张地晚叫他半小时呢，也许早叫半小时还会有救的。尽管后来医生说，杜永红的死亡时间是在早上，他还是内疚不已，他想我竟让他的遗体那么孤孤单单地在帐篷里呆了一上午。我该去陪陪他的啊。
       炊事员抽噎着说不出话来。组里那位老同志劝慰他说，你不要这样自责，如果怪应该怪我才是，是我叫你不要叫醒他的，是我说让他好好睡一觉的。当然，我不知道他会一觉不醒，如果我知道，我一定不会让他去睡的。哪怕我们轮流给他唱歌，哪怕我们轮流给他讲笑话，哪怕我们再让他去站岗，去工作，我们也坚决不会让他睡的，我们会尽一切一切的努力让他醒着，醒在这个世界。
       但所有的后悔都已无济于事。杜永红毕竟是睡去了，而且是永远地睡去了。老同志成了第四个内疚的人。他默默地淌着眼泪，领着组里的同志把杜永红仔细地包裹好，放在担架上，抬到岗巴他们的总部去。
       抬到半路时，见一匹马卷着尘土飞奔而来。大家一看，原来是大队医生。医生一见担架就想下马抢救，但所有的目光都在告诉他，已经晚了。医生扑在担架上就放声大哭，边哭边说，我来晚了，我该再快一些的!我该昨天晚上就出发的!我就知道是你!我对不起你啊!
       原来，杜永红病倒后，就给大队医生写了封信，他说小组里有人病了，希望医生方便的时候过来看一下。他没说是谁病了，也没说是什么病，有多严重，他是怕医生知道了着急。他知道医生很忙，进藏后生病的人太多。但医生了解他，知道他身体不好，也知道他是个工作起来就不要命的人。一看信就猜到生病的是他本人，而且还猜到一定是病很重了他才写这封信的，所以医生一大早就骑马往这边赶，没想到竟在路上与他的遗体相遇了。
       医生怎能不放声大哭?
       讲到这里，医生已经是第五个感到内疚的人了。
       但故事还没有完。杜永红牺牲的消息传到了阿里。当时在那里工作的另一个测绘小组的组长，是杜永红的好友，名叫王玉琨，他一听说岗巴牺牲了一个同志，心里马上有种不好的预感：牺牲的人是杜永红。
       从拉萨出发前，杜永红曾跟他说，他的那位和他谈了好几年恋爱的未婚妻，最近写信来要和他分手。原因很简单，她总也不能见到他，总也不能和他“谈”恋爱。这么多年来他们一直是靠通信维持关系的。杜永红有些难过，他跟王玉琨说，他想好好和他聊聊，还想给他看看他未婚妻那些信，让他分析一下还有没有挽回的可能。信一共有四十多封，进藏时他把它们全背进来了，他走到哪儿信就走到哪儿，他试图用这种方式留住爱情。
       但他们没有谈成。出发前需要做的准备工作很多，两个人都是作业组长，时间实在是不够用。分别时王玉琨对杜永红说，等我们完成了这次任务，一定找机会好好聊聊。
       可没等完成任务，杜永红就牺牲在了岗位上。
       王玉琨说，我真是非常后悔，当时无论如何该和他谈谈的，哪怕不睡觉，不吃饭，也该和他谈谈的，让他说说心里的委屈，吐吐感情上的烦恼。我是他最好的朋友啊，可我却让他带着心事走了，他永远也没机会向人诉说了!
       王玉琨讲到这里时，眼圈红了。
       往事在38年之后依然折磨着他的心。
       如今他已是年过花甲的人了，他说杜永红如果活着，也该年过花甲了。早已离开了部队的他，依然忘不了当年丈量世界屋脊的那些日子，那些艰苦而又光荣的岁月。他把它们写成了一篇日记体的报告文学，让我看。而前面这个小故事，是在他讲述中不经意提起的。但恰是这个小故事，像根针一样一下子刺进了我心里了。我知道我若不把它拔出来，心就一直会汩汩流血。
       王玉琨是那个日子的第六个内疚者，也是这个故事的讲述者。写到他，故事似乎应该结束了。但我却忽然想到，这世上还应该有一个为那天感到内疚的人，虽然她和西藏相隔遥远，虽然她对那天一无所知。她应该是第七个内疚的人。
       她就是那四十多封信的作者，杜永红当年的未婚妻。
       尽管同为女人，我十分理解她无法承受的孤单和寂寞，但仍是同为女人，我推断她一定会为自己在他临死前提出的分手而深感内疚。说得残酷些，哪怕她晚说一个月，或者信在路途上耽误一个月，杜永红赴黄泉路时就不会那么孤单了。
       王玉琨告诉我，杜永红死后并没有被授予什么称号。因为在他们测绘队，因劳累艰苦而牺牲在岗位上的人很多。但我想，有这样一些为他感到内疚的人，就足以让他不死了，他永远活在他们的内疚里。而内疚，也是一种思念。
       活在思念中的人，比获得称号更能够永垂不朽。
       1950年西藏和平解放时没有地图，120万平方公里基本是无图区(只有外国人测的局部图，很不准确)。解放军进入后，先是由随军测绘队进行局部测绘。后来局势稳定了，开始全面的测绘工作。
       1962年，成都军区正式成立了第一测绘大队，专门负责测绘西藏地图。西藏大多是无人区，海拔高，与5个国家相邻，有3千里边防线，测绘的难度非常之大，常人难以想像。其中包括测量珠峰、阿里无人区和不通公路的墨脱岛。加之那时是国家的困难时期，他们每人每天的伙食费是6毛，第二年加了5分钱的牛粪钱(燃料)。但参加测绘的上千官兵全部坚持到底，没有一个离开或者退缩的。
       经过20年的努力，历经千难万险，1981年，终于完成了西藏第一代完整地图。1982年，中央军委命名成都军区第一测绘大队为“丈量世界屋脊的英雄测绘大队”。
       (此文为该大队命名20周年所作。——作者附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