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一生曾观看过大量电影，但并非一开始便对电影很感兴趣，据研究，鲁迅第一次看电影是在一九一六年，但之后七八年内看过的电影寥寥无几，直到一九二四年四月，鲁迅时年四十三岁，据说被许广平等学生再次拉着前往看电影，尤其自一九二七年定居上海后，鲁迅开始比较关注电影，还曾亲临《春蚕》拍摄现场参观，自一九三三年至病危，鲁迅看电影的次数明显增加，几乎每周一场。许广平曾说：“如果作为挥霍或浪费的话，鲁迅先生一生最奢华的生活怕是坐汽车、看电影。”但鲁迅观看的国产片却为数极少，而根据刘思平、邢祖文选编的《鲁迅与电影》（中国电影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统计，能够确定片名的仅有四部《水火鸳鸯》、《新人之家庭》、《一朵蔷薇》、《诗人挖目记》。鲁迅在日记中对其中两部做了极低的评价。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三日的日记记载：“夜略看电影，为《新人之家庭》，劣极。”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四日的日记记载：“观电影，曰《诗人挖目记》，浅妄极矣。”许广平曾回忆过《诗人挖目记》这部电影：“对于中国电影，在广州，我们曾经看过一部叫《诗人挖目记》的，内容的荒唐和表演的不进步，使他没有看完就走，以后对于中国片，就没有再看了。”（《关于鲁迅的生活》，5页，许广平著，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可见，鲁迅不看国产片是因为《诗人挖目记》倒了他的胃口。但是我们却难在中国电影史中觅得它的踪迹，不知何人所导，何人所演，何处出品。
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鲁迅全集》的日记卷对该片也未加注释，二○○五年新版《
鲁迅全集》则注为“根据小说改编的国产影片”，但语焉不详，不知所据何来。经查阅一九二六年的《申报》，关于影片《诗人挖目记》的文章有两篇，一为广告，一为短评。文章均不长，兹照录如下：
中国明代古装历史影片
诗人挖目记
前法总理克理满沙编剧
留法中国电影明星徐琥主演
前法总理克理满沙在欧战和议既成之后，深痛人类残杀之罪恶，联想所及，觉世界实现之事实，皆足使明眼人触目伤心，退著《诗人挖目记》（The Veil of Happiness）一剧，以中国清代装饰出演于法国国家大剧场，颇受法人之欢迎。时中国和会总代表陆征祥氏在法，喜其剧情寓意深奥，嘱林纾译为华文，题名《膜外风光》。书既发，留法学生争往观剧，见演员垂辫之状，有辱国体，退而大哗，举徐琥告克氏，谓剧情所述，系明代事，不可故误。克氏乃请徐为顾问，命剧场以明代古装出演，法人欢迎，更见热烈。巴黎汉蜜莱影片公司（Hamalaya Film Co.）总导演欲摄演之为影戏，聘任徐琥为副导演，并请主演剧中张怡一角。巴黎总领事廖叙时之弟廖世勤，及留法美术学生华女士赵庭良李福昌等，闻讯自告奋勇，分任剧中诗春夫人、杜夫、李刚、赵犯诸角，历时十余月，用费数十万，全剧始成。出演之日，巴黎全市，如中狂热。今本院以巨价购运来沪，定三月十三日开演。凡欲认识克理满沙氏之政治眼光，及领略剧中之哲学意味者，不可不看此明代古装历史片。静安寺路夏令配克戏院启
（《申报》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一日头版）
摴劭死砺呈送谀恳院??神影
法前总理克理满沙氏，素有人虎之称，盖状其治事之精壮。吾人远居东方，未能见其容貌。今观《诗人挖目记》，得知其思想之一斑。此剧真义，言世界罪恶之事，所在多有，能使明眼人触目伤心，非挖目相避，决不能免痛苦，其深恶现代之世界，意尽于此。
据克氏之自述，谓诗人挖目记之剧材，系取诸中国明代历史中。中国明代历史中，有无其事，今不可究，以意度之，或竟绝无其事，而克氏必指为明代事，复嘱汉曼莱影片公司特请留法中国学生以古装表演者，殆欲藉此引起法人特殊之注意，而使彼所发挥之意见令法人得深刻印象乎？果如是，则克氏用心大足使人钦佩矣！
（《申报》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五日第五张第十七版）
很明显，《诗人挖目记》系改编自法国舞台剧本，并非小说，由法国电影公司出品，导演、编剧也均是法国人，只是因为内容表现的是中国明代故事，为了使电影真实自然，故而延请中国人主演，只能说是一部跨文化题材的影片，但不是中国的国产片。根据《申报》提供的信息，经查阅得知，《诗人挖目记》原剧本曾被林纾翻译为《膜外风光》（与叶于沅合作，叶于沅口译），一九二○年三月出版，但并非正式出版物，而是陆征祥家刊本，该书存世不多。但该剧本一九二六年也曾刊载于鸳鸯蝴蝶派刊物《紫罗兰》第一卷第十九号和二十二号，《紫罗兰》第一卷第十九号曾刊《特别启事》云：“本期因包天笑先生之《玉笑珠香》与王小逸先生之《春水微波》均未到，特从钱芥尘先生处借得故大小说家林琴南先生所译《膜外风光》副刊，以弥其缺。下期中两长篇仍当赓续刊登。读者谅之。”
苏雪林在《中国二三十年代作家》中评论巴金的域外小说时曾以《膜外风光》为对照：“法国老虎总理克莱孟梭（Clemenceau）以中国古代盲诗人张某（大概指张籍）为题材写其《膜外风光》，在法国为传诵一时之佳构，中国人观之则竟莫名其妙。”可知《膜外风光》当时还是有人知道的，通过对该剧本的阅读，我们可以大略知道电影《诗人挖目记》表现的主要内容，以及鲁迅何以斥之为“浅妄极矣”。
林纾翻译剧本多采用小说形式，但这部署名法国克里孟索原著，闽县林纾、叶于沅同译的《膜外风光》仍保持了剧本形式，共十五幕。张怡是个富家盲人，自失明十年来，李刚“为瞽者之目”，照顾他的生活，并且每日为他读邸抄（即新闻），使他“洞彻外事，获厕于社会中，自成其生活，尤能知人之所知，见人之所见。中心悦豫极矣”。张怡从邸抄中得知天下清明，遂口口声声颂扬帝力，并贬斥外族，但也与李刚谈及一外族医士称能治好自己眼睛，给了他一玻璃瓶药水，每日滴三滴可复明，但如滴十滴，则眼睛永不可救。张怡认为自己反正已瞎，不妨一试。而张怡之妻诗春，“柔婉而有仪”，“矩步规行，无可訾议”，张怡称之为“蓓蕾之名花”、“玉琢之花、当春之绿树”，张怡作了许多歌颂“三从四德”的诗，欲“扬诗春之名于大地”。张怡的儿子万修也读书精进，对《
礼记》尤为擅长，张怡对他进行面试，问“人子之事父母”应尽何职，万修对答如流，恭敬守礼，张怡由是畅想儿子必然能够“身登廊庙”，“赐以尚方之剑，生杀均可自由”，并夸耀科举，“中国之佳处，仕官实考校而来，非若外洋以势力鸣，以选举进，非法也，须知科举者，五千年以前祖制如是，更历五千年亦当供守成法，方无流弊，天下尚有何事能如是之公”。
后来一个姓赵的囚犯在押解途中，路过张怡家，赵囚央求张怡施舍钱物，张怡信了他的花言巧语，以为他真是打抱不平误杀恶少，便命诗春施舍于他。不久圣旨降至张家，称一万七千二百首“三从四德”诗为张怡与李刚所制，圣上对张怡予以奖赏，并赐官给李刚，张怡声明诗集为自己一人独著，遭奉谕人呵斥：“谕旨安得有误”，李刚解释说可能是进呈御览时书记无心将自己名字羼入。张怡不以为意，并以能与友分享而感到高兴，并请圣上释赵姓之囚。
药水竟然真的发生作用，张怡突然目明，见到被赦免的赵囚，又潜回偷盗，见到万修在李刚面前学自己盲人的模样，不孝之极，又发现自己的诗集上，“李刚之名赫然触目”，分明是李刚故意“窜袭他人之作”。“自复明之后，觉昧昧中所席之幸福，至此乃全空矣。方吾盲时，以隔膜揣世界物状，节节皆佳，及复明而膜启，则人间真态竟一一呈露于吾前，感吾之恩，承吾之教，订我之盟，均成虚话，在在行诈而已，今将用何言以斥其非，如负心之罪人，不孝之叛子，冒利无耻之损友，节节令人寒心。”但张怡对他们仍然抱有幻想，并且“幸吾之左右尚有挚之爱情，赤心之义友”，但终于见到诗春和杜夫两人偷情之丑态。
在这种种打击下，张怡终于悟到“然世界中百无可信者矣，社会一谬妄之团，彼此相诓而已，而诗春尤为妄语中之魁蠹，夫诗春既伪，则天下皆伪”，“凡人名誉、财产、爱情、友谊，即人心之幻想，幻即成空”。但转念之间，张怡又惊叹“方吾盲时，自眼膜外窥天，似隐隐作蔚蓝，及张目则举世皆愚，天下有幸福人必不见世界为愈，彼番人欲以光授我，乃削夺吾福而无余”。而“番人为多行不义之人”，又岂能做出善举呢？继而认为所见皆是“虚幻之景物”，而自己竟相信了，岂不是成为番人的“试验之物”，“一切皆非中国，如天也，地也，花也，草也，诗春也，皆属番人世界中所有，实非吾有。……此一切天魔之幻相”。“膜脱而痛苦至，然则吾盲固吾福耳。”于是决定“仍还吾盲”，将十滴药水滴入眼中，眼睛重归于盲。
《膜外风光》主要利用突转来表现戏剧冲突，当然这种突转的编造痕迹很明显。剧情主要依靠人物的对话推进，但进展比较缓慢，因为剧中人物对话的动作性较小，主要是各种状态如失明、诗春的人格等情况的揭示，但若拍成无声电影，仅以字幕显示，艺术效果可能还要打折扣。但剧情前后幸福与痛苦的强烈对比，说是佳构尚可，也不乏一定的趣味性，然而人物对话中充斥着宣扬封建礼教的陈词滥调，弥漫着一股陈腐气息，实在很难想象出自一个法国作家之手，但由新文化的顽固反对者林纾来翻译却正可谓再合适不过，林纾在《膜外风光》的序言中还以庄子梦与醒的哲学来解释该剧的主旨。当然《膜外风光》在中法跨文化交流领域尚有许多可解读的地方，尤其张怡复明之后所见事实与自己曾想象的幸福完全悖反，也已宣告了封建礼教的说教不过都是虚妄。
影片《诗人挖目记》已难觅影踪，但从《膜外风光》所表现的内容来看，鲁迅对这样一部电影深恶痛绝也就不难理解了。然而导致鲁迅不看国产片的责任只能归之于这部中国人演的法国片，却不应错怪在整个国产电影的头上，后来许多研究者大多沿用了许广平的说法，未免以讹传讹。
附带需要说明的是，《诗人挖目记》的主演徐琥曾在一九二四年七月，与留法同学汪煦昌合办了昌明电影函授学校。徐琥也曾参与电影导演，明星公司一九二四年出品的《玉梨魂》，由张石川、徐琥导演，汪煦昌摄影；百合影片公司第一部影片《采茶女》在一九二四年九月完成，由朱瘦菊编剧，徐琥导演；友联影片公司一九二五年由陈铿然编导的《秋扇怨》，徐琥曾担任该片导演顾问。尽管是留法的知识分子，徐琥似乎观念仍较保守，所参与的影片多不脱鸳蝴派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