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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十周年。眼下，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庆祝活动和研讨会正在内地和香港陆续展开，从不同的角度回顾十年来香港所发生的变化。一时间，香港再度成为国人关注的焦点。其实，关于什么是香港和香港人，是一个不太容易说清的话题。有关香港的叙说，往往想象多于现实。
       十年前，艾敬以一首《我的一九九七》红遍大江南北。这首歌曲之所以流行，固然离不开其令人耳目一新的旋律和歌手富有个性的演绎方式，更重要的是，它在一个恰当的时间，准确地表达了大多数内地人对香港的好奇和想象。正如她在歌中所唱到的：“香港香港那个香港，香港怎么那么香？什么时候有了香港，香港人又是怎么样？”转眼间，香港已经回归十年了。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跟着艾敬的脚步，拿着盖了大红章的通行证，来到了这个“花花世界”走了一趟或者多趟。十年后的今天，可能对于许多人来说，香港的那份神秘感已经消失了。但是，对于香港的多重想象依旧存在。我们依然要回答那个爱唱歌的女孩十年前提出的问题：“香港香港，什么是香港？”
       香港是一个费解的谜。历史戏剧性地将这个地方置于多重意义的交汇处：东方和西方、中心与边缘、革命和殖民、耻辱与光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香港的描述因而受到多种话语的交互支配，它的形象是模糊和多重的。在支配香港想象的众多话语当中，我们首先看到的就是大英帝国的殖民话语。根据这个话语，香港是大英帝国的属地，是西方殖民扩张所创造的辉煌。正是由于英国人的到来和百年统治，才把香港从一个默默无闻的不毛之地，变成大英帝国王冠上的一颗东方明珠。在这个话语当中，香港是一个被拯救的对象，是英国文明优越于中国文明的见证。这个话语不但割裂了香港与内地千丝万缕的联系，无视在殖民者到来之前香港本身的历史文明，也抹杀了占香港绝大多数的华人对香港进步所做出的贡献。
       在艾敬那首富有象征意义的歌曲中，我们听到关于香港想象的另外两种话语。首先是中国民族主义和反帝反殖革命的话语，或者加拉汉 （W.A.Callahan）所说的“国耻”话语。在中学历史课本当中，香港的第一次出现，恐怕就是和鸦片战争的炮火和割地赔款的条款联系在一起的。在几代中国人心中，香港就是国耻的代名词，是我们力求洗刷的一个污点。鸦片战争被当做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并不是偶然的，因为它标志着中华文明居尊至傲时代的结束和反帝反殖民革命的开始。一百多年来，民族救亡和国家统一成为民族主义者所追求的目标。一九九七年的香港回归祖国，为百年来的反殖反帝斗争画上了完美的句号，满足了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如果说，香港曾经是被欺凌和被侮辱的符号，现在则成为民族复兴和自豪感的象征。
       在艾敬的歌声中，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国人迎接香港回归祖国的那种急切而兴奋的心情：“一九九七快些到吧，我就可以去香港；一九九七快些到吧，我就可以去Hong Kong。”虽然在歌曲中，“她”去香港的原因是非常个人化的：“我的那个他在香港……他可以来沈阳，我不能去香港。”然而，这恰恰是一个民族主义的隐喻：恋人跨越边界的团聚与主权回归的宏大叙事相互交织在一起。热恋中的女孩赶去香港的欢悦，既是私人情感的表达，又是久被压抑的民族情感的宣泄。“九七”之后，举行香港回归仪式的香港会展中心，已经成为内地游客最热衷的旅游景点。游客们热切地在象征香港回归祖国的紫荆花雕塑前拍照留念，脸上无不充满骄傲和自豪。这无疑已经超越简单的旅游观光，成为普通百姓对香港宣誓主权的独特的民间仪式。
       随着爱国主义热情在香港的回归中达到高潮，香港似乎也完成了它在民族主义和反帝反殖话语中的使命。虽然香港在实现中华民族统一的构想中，仍然占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但是，在实现回归的那一刻，一个消费主义的话语已经开始出现并日渐占据上风。香港不再单单是宏大叙事中的政治标签，而是富裕起来的内地百姓体验和消费时尚奢华的“花花世界”。艾敬在歌中这样唱道：
       一九九七快些到吧，八佰伴究竟是什么样？
       一九九七快些到吧，我就可以去Hong Kong
       一九九七快些到吧，让我站在红勘体育馆
       一九九七快些到吧，和他去看午夜场
       “八佰伴”、流行音乐的圣地——“红勘体育馆”和象征着香港不夜城的“午夜场”电影，这些物质主义的符号，跳跃在欢快的旋律和“她”丰富的想象中。民族主义和消费主义话语就这样奇异地并存，并且在一九九七年顺利地实现了“交接”。这既令人惊奇，又不难理解。早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香港就跻身亚洲“四小龙”的行列，成为以繁荣和新潮著称的国际大都市。金耀基认为，香港是“华人社会最具现代性的城市”。造型各异的摩天大厦和五光十色的霓虹灯是香港现代性的标志，而“跑马”和“跳舞”几乎成了香港浮华享受的标签。充满亚热带阳光和潮气的狭窄而拥挤的街道、争先恐后地伸出墙外的店铺招牌、悬挂红灿灿的烤乳猪和烧鹅招揽生意的茶餐厅、文武庙的香火和庙街的仙姑道士，一向是吸引西方游客和满足他们“东方主义”想象的空间。不知不觉之间，豪爽的内地游客已经取代美国人、日本人和韩国人，成为最受香港欢迎的游客和消费者。每天都有成群结队的内地游客，在香港的高档购物区采购Gucci的手袋、CK的内衣、Lancome和Chanel的香水以及Versace 的时装，或者在迪斯尼乐园里体验唐老鸭和巴斯光年的梦想世界。对大多数内地人而言，香港就是“购物天堂”的代名词，是一个让先富起来的人们消费西方现代性的场所。
       至此，我们看到多个同时并存的话语和相互重叠的香港想象。香港是英国皇冠上的“东方明珠”、是“国耻”，也是“花花世界”。我把大英帝国的殖民话语和中国民族主义话语称为历史性的话语。随着香港的回归，前者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后者虽然依旧延续，但是已经失去了以往的统治性，成为一种潜伏的话语。它只有在某些特殊的关键时刻，才会回到前台。消费主义的话语是一种正在蔓延的话语。它既是对传统的民族主义话语的解构，又是民族主义话语在新形式下的延续。它似乎正在用物质主义的方式，落实着香港的回归，并确定着它在“一国两制”中的位置。
       无论上述三种话语如何不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即无一例外地把香港置于一个边缘的地位。在那里，香港既没有面孔，也没有声音。香港不是有生命力的主体，而是一个附属于中心的符号。作为对以上种种外加话语和形象的反抗，我们看到第四种话语——香港本土话语的出现。本土话语强调香港独特的历史经验和社会文化特质。关于香港社会的独特性，黄绍伦曾有过精辟的阐述。他认为，香港是一个崛起于中华帝国边缘的新型社会。由于英国殖民统治削弱了香港与中国文化中心的联系，传统的主导力量日渐式微乃至失去影响。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曾经被压抑的群体，例如商人、武侠和女性，在香港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在中华帝国边缘，出现了新的社会秩序和社会核心因素。这种新的社会秩序体现了鲜明的“网络社会”的特征，即“多中心性”、“网络资本”、“混杂认同”、“创造性破坏”的社会气质和以“脱嵌”为标志的高度的社会流动性。武侠小说和功夫电影在香港的兴起，恰恰反映了这种“四海为家”的精神气质和边缘的力量。李小龙不妨被看成是香港混杂形象的隐喻：不曾受过儒家教育，娶了一位洋人为妻，举止粗鲁、不守成规。但是，他自然纯朴，毫不掩饰地称颂以牙还牙的市场伦理和相互扶持的江湖义气。中国正统文化的叛逆就这样成为边缘社会的英雄。
       长期以来，香港的本土话语都力图抗拒其他话语的统治，建构一种属于香港的自我认同。这种认同的建构，始终以中国内地为“他者”，是在对内地、香港边界（不只是政治的边界，更主要的是社会和文化的边界）的不断定义中展开的。在一九九七年以前，尤其是在七八十年代，在港人的眼里，中国的形象就是《表姐，你好！》中那个土里土气、满嘴政治术语、惹人讪笑的表姐，或者《网中人》里那个笨手笨脚、渴望发达而又好吃懒做的“阿灿”，或者《省港骑兵》里的内地偷渡客和盗匪。澄雨在《八十年代香港电影的大陆来客形象初探》一文中，对此有透彻的分析。他认为，“阿灿是一面镜子，反映出香港人的聪明、醒目、先进、富裕、成熟、现代化，而相对来说，阿灿便是愚蠢、笨拙、落后、贫穷、浅薄、乡里。在嘲笑阿灿（及他所代表的典型大陆人）之余，观众得到无比的快感”。这种“香港第一”的优越感所反映的不仅仅是一般市民的情绪，它甚至深入到主流社会的看法当中。香港某研究机构曾做过一项关于认同的社会调查，其问卷赫然包括这样的选项：“香港有今天的成就全赖香港人聪明努力”、“香港是最幸福的中国人世界”、“香港是世界最有活力的经济体”。在本应客观中立的学术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这种自我满足和优越感，与上述通俗文化中所表露的大众心态如出一辙。麦固敦（Gordon Mathews）通过对香港中产阶级的访谈，把香港认同概括为如下公式：香港人=中国性（Chineseness）+X。即香港人是中国性+富裕/世界主义/资本主义，或者中国性+英语/殖民教育/殖民主义，或者中国性＋民主/人权/法律。这个公式恐怕是对“九七”之前的香港认同的一个很好概括。
       香港回归祖国之后，根据《基本法》，所有具有中国血统的香港人都自动成为中国公民。然而，法律身份的明确并不意味着文化身份的统一。事实上，一九九七年之后，香港的认同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了。香港人的认同不再是简单的“中国性+X”就可以说明，而是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一项由香港大学研究资助局资助的社会调查显示，在一九九○年，有60%的被访者自认为是“香港人”，25%的被访者自认为是“中国人”。到了二○○一年，自认为是“香港人”的减少到50%，而认为是“中国人”的上升到30%。该调查的结果似乎说明，回归后认同中国的港人比例增加了。然而，这种关于“香港人”与“中国人”的分类方法本身就充满了身份政治学含义。该项调查旨在证明港人对中国认同程度的增加，然而，在方法论上，它却不自觉地沿用了香港—中国两分法，反映了根深蒂固的对立意识形态的延续。这也许说明，回归之后，两地之间日益增加的人员往来、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并没有导致边界的淡化，反而悖论般地凸现了双方制度的不同，也强化了双方身份的差异。
       马杰伟（Eric Ma）等人则把香港人的认同放入更加多元化的分析框架当中。他们认为，回归之后，随着“再国族化”（re-nationalization）进程的展开，香港出现了四类不同的香港人。第一种是“隐没的敌对者”，代表那些仍然认为内地是落后和封闭的香港人。他们的观点显然与香港和内地日益融合的现实相悖，因而是一种非主流的看法。第二种是“务实的国族主义者”。他们既乐于接受中国人的身份，同时也积极评价英国的管治。他们对国族主义的接纳，与其说是出于道德的义务，不如说是现实的考量。第三种是“自由国族主义者”，其所描述的是具有内地生活背景的香港人。回归以前，他们曾刻意掩饰其内地人的身份以免受歧视。“九七”之后，其受压抑的身份得以释放，比较容易接受再国族化的论述。同时，跨境的生活经验也让他们对两地的制度差异有着比较客观和敏感的认知。最后一种香港人是“重新激活的爱国主义者”。他们是所谓的“亲中人士”，曾长期被香港殖民政府边缘化。他们现在终于有机会公开表达自己的爱国情绪,并且希望借此为自己的过去做出重新评价。
       无论哪一种观点，都指明了香港人身份认同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最近的两个例子更加说明了这个问题。今年初，香港政府为了城市重建的需要，拆除了位于中环已有四十年历史的天星码头。这次拆迁引起了意想不到的强烈抵制，几日之内演变成为一场激烈的社会讨论和不小的政治危机。抗议拆迁的力量主要来自古迹保护人士，并得到学界和文化界的大力支持。他们认为，天星码头的钟楼代表了一代香港人的“集体回忆”。他们所要保护的不仅仅是一座建筑，而是香港的历史和身份认同。然而，如果把这个抗议同另外一个事件相对比，则十分令人费解。最近，香港的环保人士抗议政府兴建新的垃圾堆填区。原来，在一个如此发达的国际大都市，竟然从来没有垃圾处理和回收工业。香港所有的工业和生活废物都运到政府划定的堆填区，简单地埋在地下。据报道，在十五到二十年的时间里，香港可供堆填的土地将被用完，下一代将面临环境恶化的威胁。
       一方面，香港少数社会和文化精英大声疾呼重建“集体回忆”，另一方面，一部分港人似乎并未真正把香港作为留给子孙后代的家。对很多人而言，香港只是一个通向未来某处的暂居地。事实上，一些香港人同时拥有多个国家的护照。他们对于国籍的灵活而实用的态度，正是王爱华所说的“灵活的公民身份”的写照。如果说，“世界主义”是一种普遍存在于个人/家庭层次的香港认同的话，那么，在群体/官方层次，我们可以看见一种我称之为“商业爱国主义”的认同。
       不久前，艾敬推出了题为《我的一九九七和二○○七》的新歌。有趣的是，这个十年之后的创作并不是出于她自己的本意，而是受到香港旅游发展局的盛情邀请。在这首歌的MTV中，艾敬以兰桂坊、维多利亚港、尖沙咀等香港著名的旅游景点为背景，边走边唱，用熟悉的旋律唱出新的含义。旅游发展局的官员直言，这首歌的目的是“希望借此庆祝香港回归十周年之际，让内地的旅客再次感受香港的魅力”，以便“吸引越来越多的内地人将香港作为出境游的首选目的地”。如果说，十年前艾敬的歌声表达了国人期盼香港回归的民族主义想象，那么，这个翻唱的老歌则是回归后的港人对消费主义话语的回应，“爱国”、“庆回归”和“迎奥运”被巧妙地转换成商业的操作。艾敬在歌中高举起旅游团的导游旗：
       香港香港，怎么那么香
       因为那是美丽的购物天堂
       让我去那花花世界，给我盖个大红章
       …………
       二○○七已经到了！我们一起去Hong Kong!
       二○○七已经到了！我们一起去香港吧！
       二○○七已经到了！我们一起迎接二○○八
       二○○七已经到了！我们一起去Hong Kong！
        二○○七年六月写于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