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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今年七至八月，土耳其先后完成了两次选举——议会大选和总统选举。选举的结果是，在二○○二年就赢得议会选举的正义与发展党（CHP，简称“正发党”）再次获胜，该党领袖、现任总理艾尔多安得以连任，更重要的是，正发党成功地使其理想人选、原外交部长居尔登上了总统宝座。之后，我看到，有专家悲观地认为，这两次土耳其选举的结果表明，土耳其已经进入到一个空前的伊斯兰复兴时期，世俗主义在土耳其遭遇到彻底失败，土耳其将逐渐改变其世俗发展道路。但在我看来，问题远没有这么简单，需要历史地看待和分析。或许可以认为，这次选举的结果表明，温和的伊斯兰党派在土耳其已经站稳脚跟，强硬的世俗主义势力全线退缩，乃至从这个国家的主流沦为边缘；土耳其社会已经基本上超越了僵化的、现代主义的凯末尔道路，进入到一个强调多元、民主和自由的，变动不居的时代。
       在二○○二年上台的正发党，本来其执政时间应该到二○○七年底才结束。与此同时，土耳其原总统塞泽尔的任期亦应到今年五月十六日结束。在四月底举行的总统选举中，来自正发党的候选人、具有浓厚伊斯兰教背景的居尔（时任外交部长）未能在第一轮的议会投票中获得三分之二多数的支持。由于世俗主义者和军方的压力，宪法法院判决第一轮投票无效，居尔被迫放弃了候选人资格（土耳其议会共有五百五十个议席，当时正发党在议会中有三百五十三席，而居尔彼时只获得三百五十七票）。正发党只得提前进行议会选举。在七月二十二日举行的议会大选中，正发党意料之中的再次赢得稳定多数席位，成为议会中占绝对优势的第一大党。
       正发党再次推荐居尔做总统候选人。根据土耳其共和国现行宪法第一○一条的规定，共和国总统由土耳其大国民议会（TBMM）选举产生，任期七年，且不得连选连任。土耳其虽然实行的是内阁制，但总统权力也很大。宪法第一○四条规定，土耳其总统是国家元首，拥有广泛的权力。比如，大国民议会形成的决议，在成为法律之前，必须经总统签署，总统若不满意，有权否决此议案，并将其退回议会重议修改，若议会不经修改重新通过此议案，总统就只有两个选择：或者签署或者将之诉诸全民公决。另外，总理提名的各部部长也必须经过总统的任命，总统对此亦有类似否决权；总统还有任命宪法法院院长、高等教育委员会主席及大学校长等权力。
       八月二十八日，靠着在议会中的优势地位，正发党使居尔成功当选为土耳其第十一任总统。这实际上标志着，继七月的议会选举失利后，土耳其传统的世俗主义者在国家政治中失去了最重要的一个堡垒。上一任总统塞泽尔是个坚定的世俗主义者，他在任期间形成了一个传统，即总统成为平衡宗教色彩浓厚的执政党的最重要砝码，因为他不断否决执政的正发党带有宗教色彩的多项议案。因此，当具有深厚伊斯兰背景的居尔当选为总统后，传统意义上的世俗主义者在土耳其基本上可以说是落了下风。
       正发党的上台与土耳其社会中日益强大的伊斯兰复兴潮流有着密切关系。正发党正是利用和顺应了土耳其民间日益增强的这一精神需求，才获得了多数土耳其民众的支持。这就有必要从凯末尔主义时代以来土耳其社会与政治思潮的发展变化谈起。
       一九二三年土耳其建国后，军人出身的凯末尔及其追随者在土耳其实行威权统治，建立了共和人民党的一党统治，是为凯末尔主义时代。凯末尔主政期间，不仅在政治上实行威权主义，而且还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实行了深刻的西方化改革。在废除了哈里发制后，土耳其还废除了伊斯兰教的国教地位，关闭了对草根民众具有深刻影响的托钵僧教团；成立宗教事务部，将伊斯兰教纳入国家控制之下，宗教人士成为国家公务员，拿国家工资；男人禁止戴土耳其毡帽（fez），不准蓄须；妇女禁止在公开场合戴伊斯兰头巾；学校里不许设宗教课程；必须用土耳其语而不是阿拉伯语进行礼拜等等。这一场激进的文化革命对土耳其社会的冲击是非常强大的，空前的民族主义热情和对凯末尔本人的崇拜压倒了宗教信仰。凯末尔在一九三八年去世，但威权主义时代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结束。威权主义时代的遗产及其影响至今不衰，其表现就是在土耳其社会塑造了一大批凯末尔主义者，他们的上层代表主要是西化了的知识分子和军队，政治上的代表就是共和人民党。他们主张奉行凯末尔主义时代的世俗主义原则，对伊斯兰教的变化和影响非常敏感和警惕。
       “二战”以后，在凯末尔曾经的战友伊诺努的领导下，土耳其开放党禁，变威权主义的一党专制为西方式多党民主制。但也因此开启了伊斯兰主义政党不断地利用宗教作为政治工具，从而问鼎总理和总统宝座的大门。延续近千年的伊斯兰传统，不是威权主义统治能够随意抹杀掉的。一旦政治解严，就会出现宗教情绪的反弹，特别是各政党为了拉选票，竞相以宗教为号召吸引选民的支持。在战后土耳其的民主机制下，国家对于表达各种意见给予了更多的自由，其中自然也包括宗教界领袖们的意见。他们这些人此时越来越公开地表示对世俗主义的敌视，越来越公开地提出了复兴伊斯兰的要求。
       与此同时，萧条的经济和深刻的社会问题也使土耳其社会成为伊斯兰复兴的温床。战后以来，土耳其多次遭受经济危机和经济衰退的困扰，引起了众多的社会问题，诸如两极分化的加剧、西方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盛行、社会腐败日盛、犯罪率增加等。面对这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人们开始思考西化的道路是否适合土耳其、现代化是否一定要牺牲伊斯兰教、伊斯兰教能否适应现代化的发展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尤其是广大手工业者和小商人面临着日益激烈的竞争环境，每一次经济形势的恶化都导致他们纷纷破产，贫富差距日益扩大。于是他们将目光转向伊斯兰教，一方面将宗教作为他们的精神慰藉，另一方面把宗教当成他们的斗争武器。
       在一九四六年大选中，土耳其群众就显示出了对严格的世俗化政策的不满。 在这种压力下，共和人民党被迫采取妥协措施，允许小学开设选修性的宗教课程，并在安卡拉大学设立宗教系，还建立了一些专门培养伊玛姆和哈底普的小学。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发生了战后土耳其的第一次军人干政，这次干政后颁布了自由宪法，在客观上承认了宗教自由和信仰自由的发展。尽管土耳其宪法规定不得为了达到政治目的而利用和滥用宗教以及宗教圣物，但以后的每一次选举中，许多政党都不同程度地利用了宗教，因为迎合群众的伊斯兰情绪是赢得选票的好办法。例如，民族秩序党（一九七三年它改名为救国党参加大选）为了给自己争取选票，就曾对小商人和农民的宗教情感进行利用，促进了穆斯林的宗教情感的复兴。这样，政党反过来又促进了伊斯兰教复兴的更大发展，各宗教组织乘机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扩展宗教势力，并最终导致伊斯兰教价值观得到官方认同：一九八二年修改后的宪法规定宗教课程必须是学校的必修课；一九八三年祖国党大选胜利后，埃夫伦将军和厄扎尔总理都反复强调土耳其民族主义结构中的宗教价值的重要性。
       一九八三年七月土耳其繁荣党成立。自成立之日起，繁荣党就以其浓厚的宗教色彩而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它的领导人埃尔巴干的讲话中充满了《古兰经》和《哈底斯》中的引言。繁荣党公开反对世俗化，主张按照伊斯兰教教义治国，要求建立公正的生产和分配体制；对外政策上，主张为维护土耳其的民族利益和民族独立，联合伊斯兰教国家对抗美国和西方。一九八七年繁荣党参加大选，得票7.1%；一九九一年大选中它的得票率为13%，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大选中，它更取得了惊人的成果，得票21.38%，取得议席一百五十八个，成为土耳其第一大党。一九九六年，调整了自身政策的繁荣党组成了新政府。虽然繁荣党的政策在上台后趋向温和，但是，作为宗教性政党，它的上台鲜明地表现出伊斯兰势力在土耳其的复兴和影响。繁荣党的获胜引起土耳其社会中世俗主义者的一片哗然，它的宗教色彩不断挑战着世俗主义者的极限。最终，土耳其军方在一九九七年通过一纸备忘录迫使繁荣党下台，由于没有发生任何的武力干预，这次行动被称为“后现代式的军人干政”。
       在解散重组后，繁荣党以新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这就是“正义与发展党”。因此，正发党也是一个具有伊斯兰背景的政党，但由于繁荣党的前车之鉴，正发党表现得更加温和，比如，它的领导人总是强调尊重现代主义和世俗主义的原则，尊重民主和自由的政治规则，支持土耳其加入欧盟，力图在伊斯兰与世俗主义之间进行调和。正发党能得到多数土耳其穆斯林人民的支持，除了其能够以宗教吸引选票之外，还在于该党懂得深入群众，在人民底层广泛建立了帮贫助困的组织，不断地给城市贫民和农民施以恩惠。
       正发党的意识形态和政策已经超越了以往伊斯兰教政党的僵化路线，它提出的口号和政纲具有很强的包容性。这是它能够在选举中获胜的一个重要原因。除此之外，正发党获得胜利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因。
       在二○○二年，正发党第一次赢得议会大选的时候，选举结果即出乎土耳其社会之预料，因为，它使土耳其多年来第一次拥有了一个占据议会稳定多数席位的政党。而在此之前的很长一段时期中，土耳其政坛一直陷入支离破碎的党派林立状态，没有一个政党能够获得超过半数的席位，不得不组成松散和动荡的联合政府。政客之间争吵多于合作，土耳其政治长期飘摇不定，没有一以贯之的稳定政策，无法应对陷入绝境的经济危机，而有的时候还不得不由军队出面来恢复失控的政局。动荡不安的政党政治已使广大土耳其人民不胜其苦。所以，在当时，正发党以稳定多数胜出曾让渴望稳定的土耳其人欢呼雀跃。作为土耳其多年来唯一一个在议会中能够取得过半数席位的政党，正发党一度被土耳其人视为纷纭多变政坛的稳定器，被民众寄予厚望，这是该党一直获得较高支持率的原因之一。
       上台以后，正发党也取得了辉煌的政绩：成功地稳定了危机后的土耳其经济；实施了深入的经济私有化政策；启动了与欧盟的入盟谈判；继续加大力度打击库尔德工人党的恐怖活动等等。
       另外，在实施一些具有伊斯兰复兴色彩的政策时，正发党也总是显得耐心十足、不温不火，注意避免挑战世俗主义者的底线。一方面，正发党并不讳言自己的伊斯兰教背景，另一方面它又较彻底地改变了以往繁荣党欲使土耳其实行伊斯兰化的激进主张。我们可以看到，无论出于真心还是战略考虑，正发党领导人对土耳其国父凯末尔一直表现出很大的敬重。在每年十一月五日的凯末尔逝世纪念日，总理和总统都会同时来到安卡拉的凯末尔陵墓进行拜祭。这可是凯末尔主义者的一个大聚会，笔者有幸在二○○五年亲临现场体会了一下土耳其人对其国父的敬仰之情。
       可以说，在执政五年的过程中，正发党已将自身塑造为代表土耳其大多数民意的政党。
       在讨论伊斯兰复兴的原因时，人们大多会谈到现代化过程中遇到的挫折，认为这是促使伊斯兰复兴的一个重要的社会原因。当然，这是没有错的。可是，诚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所指出的那样，不仅是现代化的挫折，而且现代化的成功也可以是传统文化复兴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一个社会在取得现代化的巨大成就之后，往往倾向于从自身的文化/文明传统中寻找成功的原因，并将其内化为一种自信和自豪的情感。
       根据土耳其社会学家的调查，随着安纳托利亚几个大城市及其周边经济的繁荣，在这些地方逐渐出现了一种类似于东亚“儒教资本主义”的意识——伊斯兰资本主义，他们还自称为“安纳托利亚小虎”，与东亚四小龙相类比。这些地方的工商业者组成的工商企业家联合会，就在努力践行一种伊斯兰色彩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这些企业协会就是正发党的重要支持者。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正发党的成功不单纯是一个利用宗教情感获得选票的问题，还是一个生活方式和世界观的问题。具体而言就是，他们倾向于将伊斯兰的价值观与西方的经济和政治体制相结合，认为两者是可以兼容的。这种主张与历史上出现的伊斯兰现代主义具有精神气质上的相似性。
       正发党的胜利是在顶住土耳其军方的压力下实现的，也就是说，这是在政治上层战胜保守的世俗主义者后取得的胜利。军队是土耳其世俗主义的最强大堡垒。在今年的总统选举中，军队亦曾施展其压力，比如在居尔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之后，军方曾于议会投票前的午夜在自己的网站上挂出一个声明，语气强硬地表示要坚决捍卫土耳其的世俗主义原则，同共和国的敌人决战到底。据说这是宪法法院判决议会第一轮投票无效的重要原因，被人戏称为“网络干政”。但实际上，军队现在已经没有从前那样的权威了，在“网络干政”之后，军方再也没有什么大的动作，而正发党在军队面前也从未做什么让步。
       从制度来说，正发党上台以来，在欧盟的压力之下，已经逐渐将军队控制在文官政府之下。长期以来，军方监控国家政治的工具就是“国家安全委员会”（MGK），这个组织在过去一直是由军方所主导的。它是一个指导委员会，简单地说，其功能就是要负责为民选产生的政府设定决策的参数，特别是在安全事务方面。但二○○四年以后，MGK的结构已经发生了改变，其中军方成员已经成为少数派，具有决定权的乃是文官。另外还出现了一个防务预算的透明化问题。在过去，军方从来都是自己提出预算，议会只有表决通过的权力。而最近的改革已经将所有的额外预算行为纳入到完全透明的审计和议会控制之下，并将其制度化了，这就使文官政府得以从财政上控制军方。
       从舆论方面来说，以往的军人干政大多是获得了土耳其民众的支持，甚至在军方迟迟不付诸行动的时候，土民众还通过舆论来要求军队的干预。但现在情况已经是今非昔比了，即使是警惕伊斯兰复兴的世俗主义者也不愿意看到军队出面干预政治这种不民主现象的发生，土耳其人已经形成一个新的共识，即需要常规的文官体制来承担起捍卫民主与世俗主义的重任，而不再是让军队来干预内政。
       土耳其历史发展的结果是，世俗主义与伊斯兰在现代主义面前达成妥协，这是一条“土耳其道路”。无法断言“土耳其道路”是否可以复制，毕竟土耳其的历史发展有自己的独特性，比如经历过凯末尔主义时代较彻底的世俗化，培养了一大批世俗主义者，再比如它很早就加入到北约。无论如何，土耳其的经验显示，伊斯兰社会与现代民主政治并非格格不入。
       正发党代表了新兴力量在土耳其的崛起，而不是传统宗教保守势力的复兴，它迎合了底层虔诚的穆斯林的需求，它信奉民主、多元和自由，遵循世俗法律。而土耳其的世俗主义政治代表多是传统的国有大型企业的代言人。他们是精英主义的代表，是过去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害怕竞争和全球化，甚至在加入欧盟的问题上也不再坚决。正是这些号称最为西化和世俗的人成为土耳其的左派和极端民族主义者，他们视欧盟、美国为帝国主义者，以民族主义拒斥全球化。他们是土耳其的“新保守主义者”。正发党的胜利，代表着融入全球化的新兴力量对保守主义的胜利。
       在土耳其已经进行了较为彻底的民主化改革的情况下，伊斯兰政党和世俗主义者已经可以进行公平博弈。正发党的政治主张和执政实践都表明，它不可能忽视土耳其强大的世俗主义传统和力量，同时，以共和人民党和军方为代表的传统世俗主义者在土耳其已经成为少数派，它必须进行意识形态和世界观上的改变，不能再仅仅用启蒙主义的单线历史观看待世界的变化，这已经不合时宜，因为世界处于一个要求自由和个性的多元民主时代。正发党的胜利，标志着土耳其在社会形态上与欧洲更接近了。但它能否加入欧盟仍然取决于地缘政治的需要，以及欧洲人是否能抛弃它对伊斯兰教的根深蒂固的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