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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垂暮之年的老人为伍两年多，使我在豆蔻年华便感触到人生无奈的一面，深深地品味到人生末端的苦涩和凄凉，在不知不觉中提前数十年体味了一把老年人生
       不苟言笑的“院长嬷嬷”
       来伦敦上学后不久便四处寻找打工的活路。几经周折，终于在一个叫婷婷的中国女孩帮助下，找到了一份养老院清洁工的工作。我满怀欣喜地赶去，谁知面试就差点儿被刷掉，那管事经理硬说我不满16岁。幸好被进来的院长解了围，她说：“今天先干吧，明天把你的身份证带来。”
       这家养老院在英国属于比较简陋的社会福利性机构，共有120名老人，分住在6个区，大多是无钱住进舒适昂贵的私人养老院的平民孤寡老人，年龄都在75岁以上，80％的老人患有不同程度的老年痴呆症。
       应当说，如果没有“院长嬷嬷”的开恩，我难以得到这份工作。可最初几个月，我最不愿意见到的人就是她。
       “院长嬷嬷”是婷婷和我在背后给她起的绰号，因为她整天板着面孔、不苟言笑，无论说话办事总是阴阳怪气地和人过不去。每次检查卫生，她总能从卫生间里拣到几根头发，或是在窗台上发现一点污迹，然后便四处张扬，没完没了。
       养老院的清洁工和护理员大致分两大派：一派是拥有英国国籍的黑人；另一派是持有留学签证的亚裔留学生。两大团伙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纷争不断。身为爱尔兰后裔的院长经常在两大派冲突中充当调解人的角色。当然，鹬蚌相争，渔翁得利，院长大人的绝对权威在这场旷日持久的“黑黄之争”中日益巩固起来。
       刚到养老院工作时，每周六下午我还要赶到市中心的牛津街去上英语课。因路途远，常常需要提前溜号儿，其实该干的活儿早干完了，干坐着耗到下班也挺没劲。一般说来，同在一班干活儿的工友都能相互关照，碰到我提前走人，院长来巡查问起时，大多都会替我打掩护，说去倒垃圾或忙什么其他事了，每每奏效。可惜好景不长，终有一日我被人告发了，让有备而来的“院长嬷嬷”逮了个正着。对此，以黑人领班奥伽为首的部分黑人旗帜鲜明地要求开除我；而以来自中国东北的李大叔为领导的亚裔团队则力保我过关。经过两天的斟酌，院长宣布了对我的处分决定：留用察看两个月。
       当时，我真想潇洒一把，当众宣布辞职不干啦!可是如此壮举不仅会断送我惟一的财路，也会沉重打击我们亚裔团队的士气。婷婷也一再劝我别和英镑较劲。唉，真是人穷志短。我暗自下决心：咬牙顶下这俩月，同时抓紧去找新的工作，待院长大人宣布解除我的察看期，我就当场提出辞职，让咱也尝尝炒老板鱿鱼的滋味。
       可就在处分公布不久，我又捅了娄子。那天我打扫完餐厅往外走，一辆堆满餐具的手推车挡在门口，我顺手把车推开，谁知车轱辘被锁住了，我用力过猛，车子轰隆一声翻倒，车上的盘子、刀、叉全部倾洒在地上。我望着满地的碎瓷片，一下愣在那里，不知所措。
       “院长嬷嬷”闻声赶来，双手在我身上摸索着，急切地问道：“伤着没有?哪里痛?”
       我渐渐缓过神来，答道：“没伤着，可盘子都碎了，我赔……”
       “没受伤就好，人没受伤就行。不用赔。”
       “我赔得起，我可以用工钱赔。”
       “院长嬷嬷”双手握着我的手说：“孩子，别担心，你不是第一个摔碎盘子的，我想也不会是最后一个。这是工作失误，真的不用赔。哦，顺便告诉你，以后星期六提前1小时来上班，那样你就可以提前1小时下班，就不会耽误你上课了。”
       可爱的老迈克
       每次看到老迈克，都会想到跟随堂吉诃德打天下的桑丘，矮胖、面色红润、笑口常开，怎么也看不出他已是年过八旬的老人。与其他老人相比，迈克腿脚还算利索，经常在院里乱窜，但严重的老年痴呆症已使他的脑子不听使唤了。迈克太太每个星期天上午都会准时来养老院探望他，可迈克除了傻笑外，几乎无法与夫人交流。
       一次，我指着迈克太太问他：“迈克，你认识她吗?”
       迈克一脸阳光灿烂，直点头。
       “她是谁?”
       迈克笑颜依然地摇摇头。
       迈克太太每次来都会给他带点儿东西，一小板巧克力或一瓶可口可乐。迈克便立马儿揣进怀里，抱着巧克力或可乐，寸步不离地跟在太太身后，傻呵呵地笑着走来走去。直到迈克太太离开养老院后，他才在院内找个角落吃巧克力，喝可乐。而且，一定要吃光喝尽方才罢休。
       又一次，迈克过生日，太太给他买来一盒巧克力。护理员怕他一次吃太多，就替他收起来。迈克真恼了，坐在地上大吵大闹，非要把巧克力要回来不可，直到“院长嬷嬷”赶来，连哄带吓地才把他拢住。还有一次，迈克太太给他买来一双拖鞋，当即被他揽在怀里抱了整整两天，后来护理员拿来一瓶可乐才把拖鞋换下来。
       迈克有时也能主动帮我干活，我到各个房间打扫卫生，他就帮我推清洁车。但经常因在房外等得不耐烦了，便把车子推到楼外，在院子里拖来拖去，活脱脱像个8岁的孩子。为这事儿，我没少和他打嘴仗。
       不过，迈克也有头脑比较清醒的时候。去年我过生日，工友们凑钱买了个蛋糕，喝下午茶时聚到一起庆祝一番。当我闭眼许愿后，正要吹蜡烛时，忽然发现桌上冒出一块巧克力，望着怯生生地坐在角落里的迈克，不觉眼眶发热。
       “谢谢你，迈克，”我感激地对他说。
       多疑的“百岁人精”
       院里最老的寿星叫凯，是个连院长都说不清年龄的老太太，大家的共识是：至少100岁。所有在这里打工的中国人都叫她“百岁人精”。
       她有一个年逾七旬的女儿，名叫泰西，几乎每天都来看望她。一般都会呆两三个小时，给她喂完午饭再回家。所以，老太太的午饭必定要等她女儿来喂，如果女儿来晚了，护理员去喂饭十有八九要遭到怒斥。她会咬牙切齿地喊道：“我不想吃!我不想吃!……”而且会一直喊下去，直到护理员离开她的房间或泰西赶来。
       每天早上6点整，凯的喊叫声就像军队里的起床号一样准时，“妈咪、爹地、查理(许是她的丈夫)、泰西……”周而复始、一刻不停地喊下去，直喊到吃早餐。餐后歇息片刻，又会叫起来，直到筋疲力尽昏睡过去为止。养老院里的人都已经听惯了她的喊叫声，偶尔哪天她没出声，大家还会十分担心地相互询问，老太太怎么啦?
       也许是年事过高，她已经无视时光的流逝，分辨不出昨天与今天的差别。对昨天她毫无记忆，对明天也绝无任何奢望，只有眼前，只有今天才对她有意义。每次我进她房间打扫卫生时，她总要警惕地问：“你是谁?”“来我家里干什么?”“你叫什么名字?”“多大啦?”而我也要耐心地回答完上述问题，才能获准进入她的房间干活。
       与迈克正好相反，老太太的腿脚已基本报废，只能靠轮椅代步，但她耳聪目明，脑子还够使。也许，她曾受过什么大的伤害，她对除了她女儿之外的所有人都抱有极强的戒心。有时，我在她房间里干活，泰西来了。她会不时地提醒女儿，“当心，你身后有个人。”对常在她眼前走动的迈克，她更是放心不下。只要迈克一露面，她便不眨眼地紧盯着他。迈克举止稍有不轨，她即厉声报警：“注意!他偷喝我的橘汁啦!快抓住他!”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所有护理员都会自觉地把他们俩分得尽量远些。
       沉湎于昨天的“上尉”
       养老院里最令我惧怕的是那位住103室的“上尉”，尽管我从未听他讲过一句话，甚至他也从未正眼看过我一眼。他的脸活像一张假面具，没有任何表情，眼睛永远直视前方，眼神深邃莫测，每当看到我时，那视而不见的目光似一把利剑穿透我的身体。其实不光我一人胆小，院里的人都怕他，就连一向惟我独尊的“院长嬷嬷”和他讲话时也要奉上一脸媚笑。
       “上尉”是大家给他的尊称，因为他是波兰犹太人，名字忒拗口。他80多岁，瘦高，只有一条腿，另一条丢在欧洲战场上了。据说，他没结过婚，所有的亲人都死在纳粹集中营里。他是养老院惟一没有人探视的老人，但他的房门白天总是一大早就敞开。其他人房间的墙壁上都挂着一些亲人或朋友的照片，而他的房间墙壁上却贴着一张枯黄色、不知是什么地方的旧地图，还挂着十余枚勋章。他从不看书和电视，也从不和别人交谈。每次路过103室门口都能看到他端坐在床上，一动不动地凝视着那面墙，一看就是几个小时。我从不敢在这时进去打扫房间，只是趁他去吃饭时，匆匆收拾一下，在他回来之前赶紧离开。不过，他的房间总是很干净，就连卫生间的地面也是那么光洁。真想像不出一个缺一条腿的人怎么能收拾得如此利索。
       听说在我来这儿打工前不久，他还不是这样。他曾是养老院里最健谈、头脑最清醒的老人，尽管从没有一个亲人或朋友来看望过他，但全院都知道，有个退役上尉每年圣诞节前都会准时给他寄来一张圣诞贺卡。那个上尉在二战期间曾是他的上级，因伤残在战后回到了苏格兰的老家。
       每年他收到圣诞贺卡后，即提前过上了圣诞节，换上熨烫得十分整洁的旧军装，坐在走廊入口处的轮椅上，眼巴巴地等待着过路人。每当有人经过，他便高高举起手中的贺卡，喊道：“上尉给我寄来圣诞卡啦!”若有人稍作停留，他就会欣喜若狂，滔滔不绝地讲述起当年他在上尉麾下如何奋勇杀敌的故事，进而会极热情地邀请听故事的人到他的房间里，详尽地逐个介绍挂在墙上的军功章的来历，指着墙上的地图，追述当年奋战疆场的情形。如来人愿意倾听，他能口若悬河地侃上一整天。
       可惜，我没能听到他讲的战斗故事，更想像不出他那神采飞扬的样子。因为在我来这里之前的那个圣诞节，他收到的不是圣诞贺卡，而是一纸讣告：上尉心梗猝死。打那以后，他就渐渐失去了说话的兴趣和能力，对周围的人和事也变得无动于衷，成为如今的样子。
       一个星期六的上午，我更衣上班，刚进入楼道便听到一种奇怪的声音，与“百岁人精”的喊叫声截然不同，嘶哑、低沉，似猛兽吼嗥，令人毛骨悚然、浑身发紧。我硬着头皮循声走去，是103房里传出的声音。
       门口聚集着几个当班的护士、护理员，“院长嬷嬷”也在。我躲在别人身后，朝门里看去。“上尉”未装假肢，倚靠着一根拐杖单腿面壁而立，身着一件土黄色制服，原挂在墙上的勋章已经全部别在胸前。他昂首挺胸、腰杆笔直、面孔赤红，脖子上一条条青筋暴凸，直视着墙上那张枯黄的地图，有节奏地吼叫着。过后，“院长嬷嬷”告诉我，他是在唱歌，是二战期间的军歌。
       大家默默看着、听着，忽听一个老护士低声说：“他的日子到了。”我再也呆不下去，转身疾步离开。
       第二天，我一大早来到院里，径直朝103室走去。房门没有像以往那样敞开，而是紧闭着，门前摆放着几束扎着红色绸带的浅黄色鲜花，散发着淡淡幽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