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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墉，1949年出生于台北，著名作家、画家、教育家，全球最受欢迎的华语畅销书作家之一，现居美国纽约，其人生哲理散文系列深受青年喜爱
       画家刘墉和作家刘墉，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我
       记者：我注意到几乎在您每一个作品的扉页上，都写着“刘墉，作家，画家”。画家刘墉和作家刘墉有什么不同?
       刘墉：作为一个完整的我，作家与画家的双重身份不可分割。我毕业于台湾师大美术系，之后去电视公司工作，在当选“最受欢迎电视记者”的第二天，我辞职去了美国，在美国大学念书、教书，曾经是美国丹维尔美术馆的驻馆艺术家，纽约圣若望大学的驻校艺术家。我曾经试着把写作或者把绘画放弃，专攻一样，但发现放弃任何一方面，我就不是原来的我了，我有很多东西，需要用绘画来表达，也有很多东西需要用文学来表达。“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是个当然的道理。
       绘画与文学，这两者我没有对谁偏爱多一些。很多读者以为我写的都是畅销书，谁知道我也写了很多理论书、工具书、有声卡、画卡和画谱，其中有声卡只是用来义赠或义卖，绘画理论和画谱，则能滞销到一压就是十几年。理想的达成有时候需要一些迂回的手段，正因为我在文坛上过得不坏，所以我在绘画上面可以少一些人世的“考量”，也就是说我不必为“收藏家的嗜好”而作画。实际上，我的几栋房子都是靠画画挣来的，所以，在文学上我也没有太多的压力。我常常在这两者之间穿梭，获得了安全感。
       我的星星在自己手里，可以自己走自己的路
       记者：新近推出的《靠自己去成功》，字里行间渗透着一个父亲的关爱与一路扶持。但我们知道，您面临的人生境况跟您的子女截然不同，您从9岁起就失去了父亲的引导，您是怎样发现生命中的第一颗小星星的?
       刘墉：我在文章里，常常提到我饱经磨难的童年。9岁那一年，有一天下午，我坐在门口玩沙，母亲苍白着脸回来，从那天起，父亲永远离开了我。13岁那年，大年初二，突然一声巨响，客厅里的暖炉爆炸，我逃到院子，回头看见一团火冲出屋顶，从那天晚上起，我没了“童年的房子”。16岁那年，我常常胸痛，有一天晚上回家，又胸痛，半夜不停咳嗽，要吐，母亲拿盆来接，接了半盆鲜血……
       是一个大学同学告诉我每个人都有一颗自己的小星星。她给我看手相，说，我有一颗星星纹！就是三条一样长的短线，交叉在一点，成放射状的掌纹!星星纹有什么好?她告诉我，那表示有颗星星抓在我手里。世上大部分人，星星在天上，他只能跟着天上的星星走，而我的星星在自己手里，可以自己走自己的路。
       20多岁，我写出了自己的第一本书——《萤窗小语》，我拿去给出版商，他笑笑：“这么小小的一本书，你自己出吧!”我又拿去给电视公司的出版部，对方的答复也差不多。我真的拿去自己出，自己做版，把书印出来之后就把原来的版给拆掉。谁知道书卖得非常好，以至于要把拆掉的版再拼起来。所以，我说，要感谢他们的拒绝，如果不是由我自己编、自己写、自己设计、自己校对，书的反响可能不会那么好，可能就没有那么多“后来”。
       “雌伏”是为了“雄飞”，目前的“困顿”是为了未来的“飞扬”，我曾经有过那么艰苦的几年，家里一无所有，住在一间小草棚，搭在别人的围墙旁边，一直到我进了电视公司，当了记者，我也仍然是住在违章建筑区，住在铁道的旁边，一个小小的黑白电视放在电冰箱上面，艰苦的岁月蛮长的。但有的时候，我宁愿再走一些艰苦的岁月。在台湾，我本来做电视节目主持人做得十分成功，可我后来转向做了电视记者，拿原来十分之一的薪水，当时很多朋友都在笑我，可是如果没有这段做记者的经验，我可能不会有今天这么多写作的素材。
       住在铁道旁边的艰苦岁月勾起了我的气喘，也影响了我的一生，但我还是一步步走出自己的成功。有时候我把成功归功于“一意孤行”，23岁结婚，当选“最受欢迎电视记者”的第二天辞职去美国，刚升上副教授又辞职回台湾。
       少年的时候人会比较浪漫，人到中年，应该开始爱这个社会
       记者：1973年，您推出了《萤窗小语》，写诗歌，望星空，那份情怀是出世的；后来，是什么样的原因，使您转变了，选择人生哲理系列散文作为创作的主要方向，成为一个入世的大众化的作家?您在书中即使写卑劣的人性文字也很干净，有没有美化过自己的人生?
       刘墉：一个人进入中年的时候，比如说杜甫，他渐渐地会发展成社会诗人。少年的时候人会比较浪漫，人到中年，会萌发“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想法，当儿女也长大了，应该开始爱这个社会，如果这个时候，还是只爱自己的这个家，那么这个爱就显得狭隘，对于生命、死亡的那种豁达感就会比较差。当你能够越活越宽，觉得别人的孩子也可以当做自己的孩子来爱的时候，你的视野就会渐渐地拓展。
       《人生的真相》、《我不是教你诈》、《冷眼看人生》、《你不可不知的人性》都属于我作品中的辛辣派，大家非常疑惑的一点可能是，我身在象牙塔中，为什么对人性中的贪婪狡诈有如此清晰的认识?那是因为我曾经做过记者，我也在各地旅行，跟艺术家之间作一些交流，这些都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比如说我在某地买了一个照相机，可能上了当，我不是特别聪明或者特别狡诈，搞不好就是特别不够狡诈，一个人久病成良医，痛定思痛之后，就会把这些故事写下来。因此，尽管我四处演讲，飞来飞去，但依然能做到几个月出一本书。
       我当然也有很多不可回避的痛苦的遭遇，比如旅行，每次到大陆来，我一定会生病，前几天我在旅馆里，半夜扒着马桶在冰凉的地面上上吐下泻，在这种状况下，我能打电话给我太太，告诉她我在生病吗?她能帮得了什么忙?所以我只能自己一个人来“享受”，“享受”这份痛苦，以及这痛苦带来的“壮阔”。人要自己来单独面对这许许多多的问题，它使你得到更多的历练，使你更“渗入”生命。
       面对那些不可原谅的，如果是自己做的，我会用后半生来弥补前半生犯的错；如果是别人加诸的，成事不说，既往不咎，在这个年龄，我会把它看得渐渐淡去；如果是年轻的时候，别人欺负我的，在当时我会很痛恨，但后来转念一想，为什么不把这种压力转化为一种助力，因为每个“敌人”都可能是你的“贵人”，使你重新思考，使你更健全。
       我看问题，首先以一个“人”的身份，而不是局限于“中国人”或“美国人”
       记者：有人说，刘墉是中国人里的美国人，美国人里的中国人。初去美国的时候，您已经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浸泡了27年，到今天回头去看，美国文化影响您最深的是什么?今天，当这两者发生冲突时，您是按照一个中国人的眼光还是站在美国人的立场来判断?
       刘墉：我非常痛恨种族的偏见，所以当印尼欺负华人的时候，我们全家出动到印尼领事馆前面去示威。我绝对不容许那种不公平的待遇，在旅馆里如果我发现，一个中国人要求一个无烟尘的房间就没有，而外国人就有，我一定会发作。我这方面的坚持，对中国文化、中华民族的坚持，是无可妥协的。
       有的人会说，刘墉的脾气蛮怪的，但我的确有我的道理。以前我在美国南边坐车的时候，他们把我的座位划到最后面，中间是空的，因为你是有色人种，我马上就去吵架，绝不妥协，这是我很硬的一面，有可为有不可为，有可忍有不可忍。
       美国文化给我的影响，是人与人之间的彼此关怀尊重，人家咳嗽你要过去关怀，尊重别人的时间也就是尊重自己的时间。比如我演讲的时候，迟到的人可能就会对早到的人造成不公平，我甚至会在演讲时委婉地劝诫那些迟到的同学。前几天在北京一所大学演讲的时候有些同学是后来才到的，他们站在走道里挡住了一些同学的视线。我立刻会说，不公平，请站在走道里的同学坐下来，因为后面的同学，明明知道他自己站起来可以看得更清楚，但其结果是挡住了更后面的人的视线，所以他们依然坐在这里，这表明他们是多么的守法。
       今天，在西方的社会，你尽可以宠你的孩子宠得一塌糊涂，但半夜如果孩子还在噼噼啦啦玩球，你一定要严格地制止他，因为那不是你家庭里一个孩子的事情，那是关系到别人的事情，自由是不可妨碍到别人自由的。
       人生是一篇节奏优美的文章
       记者：现在，在一些青年追求“短暂的现世的快乐”，主张“有了快感你就喊”，“说好天亮就分手”，您担心过，纯美的人生理念，会被打败吗?
       刘墉：经济在快速增长，越来越商业化的社会，我们很难不让年轻人“寻找短暂的现世的快乐”，我觉得做老师的、做艺术家的、当作家的，都有责任，要用潜移默化的、温柔的方式，把这个时代认为好的观念教给他们。不同的时代，“好”的观念可能改变。美国的年轻人，也经历过“嬉皮士”时期，“AIDS”泛滥的时期，大量吸毒的时期，但是，现在，你渐渐发觉，孩子“回家”的越来越多了，离婚率越来越低了，人们越来越喜欢深入文学世界了。
       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时候，人们都向“钱”看，有很多原来已经建立的非常深邃的文化，已经变得浅薄了。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也不必过于惊恐，这是一个过程，以后，经济发展到更好的水平，人们自然有更高的精神追求。
       人毕竟会老的，像射出的箭，无论多么强劲，在飞越呼啸之后，总有坠地的一刻。但人生是这么一篇节奏优美的文章，锲而不舍将成就真正的天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