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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园不可失周公，处处池塘哭此翁。多少灵峰痛米老，无人再拜玉玲珑。”这是红学家冯其庸先生在陈从周先生去世后不久写的悼亡诗《哭从周兄》的第二首。据说，由于这首诗是如此动情，以至于陈从周在国外未能参加葬礼的学生们读到此诗时竟禁不住失声痛哭。
       也许我们应该感谢中国园林界为我们贡献了这样一位颇具个人魅力的大师。从某种程度上说，陈从周这个名字已经成为中国园林的代名词——这虽然未必恰当，但不啻是一种将“园林”这一抽象名词具体化的有效途径。在苏州，他曾经拯救了大批默默无闻的古典园林，上了点年纪的人往往会在茶余饭后，深情地回忆起一位操着浓重浙江口音的清癯老者为宣扬苏州园林做出的贡献。
       事实上，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陈从周就为当时以破除封建的名义拆除苏州古城墙的愚蠢举动感到吃惊，专业的敏感和正直的性格使他和另一位同样迷恋城墙的老学究——梁思成先生达成了某种行动的一致（事先他们是否通过气，这一点已无从查考，但从当时简陋的通讯设备来看，好像更多的是一种保护文物的本能和冲动让他们走到了一起）。他以严厉的口吻批评了盲目的现代化进程，这在人心惶惶的五十年代简直是种自杀式的冒险。在他的提议遭到冷遇和不公正的反驳之后，他仍然固执地与简单粗暴的官员们周旋，有时甚至赌气地大吵大嚷，而据他的工人弟子们回忆，陈从周私下里则温顺、腼腆，甚至像个天真的小学生。
       于是，当一九五八年批判“中国营造学社”——梁思成和他的朋友们组成的建筑研究团体，它由于过于脱离于当时的政治生活而遭到非议——的风波席卷中国建筑界时，陈从周顺理成章地被推到了被告席上。
       事实上，陈从周从未以任何形式和名义加入过“营造学社”，虽然他与他们过从甚密。看起来，似乎那时梁思成是在有意拉陈从周下水——在一次重要的检讨会上，梁漫不经心、甚至有些戏谑地朗读了下面一段话：“我流毒是深的，在座的陈从周他便能背我的文章，我反对拆北京城墙，他反对拆苏州城墙，应该同受到批判。”这种玩笑显然会激怒在座的高层官员和建筑界的激进主义者，但陈从周却没有抱怨梁思成，相反，他为能和这样优秀的学者、建筑大师一同面对挑战和谩骂而感到自豪，或许，他们正是以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对“思想禁锢”的无声的反抗。若干年后，他回忆起和梁先生在一起的风风雨雨时不禁感慨万千，并且毫不犹豫地将梁思成与王国维相提并论为清华园的“学术双星”。
       这种“前科”在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文革”中很有可能是致命的，梁思成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于一九七二年怀着一腔悲愤离开了他所热爱的建筑艺术，而陈从周则大难不死、命不该绝。当时，他被分配进安徽歙县的一所“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干校的掌权者认为，让一位建筑学教授去打扫厕所是让知识分子们斯文扫地的最佳方式。但陈从周却以一种对厕所清扫的狂热投入到新的工作中去，连一向喜欢吹毛求疵的造反派也对他的表现赞赏有加——厕所的地板总被拖得光可鉴人。在以后的回忆录中，他解释了当时让很多人感到迷惑的古怪行为：作为一个功力深厚的书法爱好者，他可以把任何握在手中的工具转化为另一种形式的毛笔，而拖把同样让他如愿以偿。这种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在陈从周这里显然成了他活下去的精神支柱，也使一个豁达、澹泊而又聪明的老者笑到了最后。
       许多老一代知识分子的家庭谱系总是十分繁复的。陈从周的家族关系也是如此，他本人是富有传奇色彩的诗人徐志摩的表妹夫，而徐志摩的父亲又是陈从周的嫂嫂徐惠君的叔叔。这双重情谊使得陈从周从小就对徐志摩有特殊的好感——虽然事实上，徐志摩去见莎士比亚的时候，陈从周还不足十三岁，当然还不可能与徐的表妹恋爱和结婚。之后，这种特殊的好感逐渐转变为对有关徐氏生平材料的收集，他从徐的前妻、遗孀和堂兄弟中获取了大量第一手的资料，并且在耗费了一些时日后，将这些资料编辑成《徐志摩年谱》一书，以表达他对这位兄长的哀思。
       或许是缘于徐志摩的关系，陈从周最迟在十六岁时就已经与梁思成、林徽因等徐志摩的生前好友建立了友谊。林徽因在私下与陈从周的交谈中透露过珍藏着徐志摩的两册英文日记。陈从周在林徽因去世之后，曾试图寻访这两本神秘的日记，但最终未能如愿。徐志摩生前深爱的另一个女人陆小曼则要大方得多，在她去世之前，她把凌叔华写给徐志摩的信全数交给陈从周保管。当然，陆小曼没有子女和其他可信赖的亲人也是陈从周独获青睐的重要原因。
       可见，陈从周在这个文化圈子中扮演了一个非常活跃的角色，这种文人的身份和癖好、追求也一直陪伴他终身。他的朋友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不仅是一对恩爱的、郎才女貌的浪漫主义者，而且是当时中国数一数二的建筑家、旅行家。即使在烽火连三月的抗战时期，他们也没有放弃在各种奇形怪状的寺庙和破房子中测量、勘探，并为此耗尽精力。身材苗条、体质虚弱的林徽因由于长期的营养不良而患上了难以治愈的疾病，但付出的代价也让他们在国际建筑界声名鹊起——至今，日本建筑界的某些学者在提到梁氏夫妇及“营造学社”时仍会向着东方三鞠躬。梁思成把陈从周带到了一个崭新的、和中国文人非同寻常的抒情气质相吻合而又迥异于徐志摩辞藻华丽的文学世界的新空间。陈从周很快就从狂热的文学青年圈子里走了出来，投身于当时还属于新潮学科的古建筑和园林学的研究工作。强盛的体力保证了他在炎热的午后室外工作中不至于晕倒，美术方面的天分又让他在转行于设计的过程中几乎未遇上什么麻烦。
       他的足迹遍布于大江南北，不论是高入云端的泰山，还是宗教味十足的普陀都让他流连忘返。值得大书特书的是，对于那些还处于冬眠状态的江南园林来说，陈从周的到来是它们的出头之日。陈从周的老师张大千是位儒雅之士，也是位不怎么虔诚的佛教徒，他和他那位喜欢养老虎的兄长张善曾经长期隐居在一所名叫“网师园”的风景秀丽的小园子里修身养性。若干年后，陈从周故地重游，园林依旧而人去楼空。伤感的陈从周发誓要让这座中国古典园林的巅峰之作为世人所爱，于是他于一九五八年向当时的苏州市长李芸华强烈要求修复和开放。秉性刚烈的陈从周的要求引起了市长的高度重视，他将此事委派给一名叫做秦新东的好干部（他同时也是古典园林爱好者和管理官员）全权处理，并于同年国庆佳节之际开放迎宾。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从“四人帮”的魔爪中侥幸存活的陈从周决定要写一系列有关中国古典园林的文章，以弥补自己浪费的十年光阴。他成功了，那批总题为《说园》的难以归类的文章产生了很大的反响，被“文革”革掉了知识的人们开始意识到并不只有“美利坚”的帝国大厦才能称之为美的“建筑”。中国园林高高的外墙上斑驳的皱纹总给人拘谨和老态龙钟的印象，然而一旦进入园中，人们就会明白陈从周笔下那些亭台楼阁、花草树木都是真实的存在，并且比高楼大厦也许更为动人。
       陈从周的老师张大千早年遵循佛陀的教导，但当他感觉到肉类是他不可缺少的食物时，他动摇了。而早年的陈从周可能从没有想过要和经常碰面的佛像谈谈心，可当他的爱子陈丰在美国遭到歹徒袭击不幸逝世——此前，他的妻子蒋定的逝世已经让他的心千疮百孔——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残酷事实又让已经七十岁的老者心中一片茫然。他频繁地进出玉佛寺，与真禅法师探讨佛理，以求解脱，并将自己的一本小册子取名《世缘集》，真禅大和尚为其题写了书名。
       晚年的陈从周谈佛、游园、听曲，一身简朴的、不变的灰黑色中山装，是人们对他最鲜明的印象。他对研究生严格得不近人情，却和工人和社会上的讨教者打得火热。对于政府规划的不合理之处，他总是扮演仗义执言的角色，有时甚至像头愤怒的狮子，直到那些妄自尊大的瞎指挥者低头认错。这种不愉快并不是经常发生的，一般情况下，他的暴烈情绪总能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内。但是，一次激烈的争吵让他因过度的激动而中风，病痛一直伴随着陈从周的最后岁月。据说，当时的主持者竭力主张将徐家汇的一幢历史悠久的建筑拆除以保证地铁工程的实施，陈从周认为开了这样的先例会对以后的古建筑保护造成极大的威胁，因而是不理智的。那位倔强的老爷也许听惯了奉承话，显然没把陈从周的忠告放在心上。没有教养的举止让陈从周难以忍受，他拍案而起，准备将这位地方官数落一番。但是与会者注意到陈从周呼吸困难，面色蜡黄，神色黯然，摇摇欲坠，于是人们以最快的速度将他送往附近的医院。
       中风的好处在于他可以躲避开许多无聊而又碍于情面的会议，但也给他的身心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打击。陈从周在最后的岁月里仍然试图挣扎着移动他那双苍白、瘦削的手来写作关于他所热爱的诗词、昆曲、园林和亲友的文字，这种美好的愿望终于在二○○○年三月十六日凌晨画上了令人悲痛的句号。
       追溯这位老人八十多年的生涯，可以了解到一位中国传统文人可爱的执著和他的爱与恨。在我们这一辈人眼中，陈从周所代表的传统文人的价值观念可能过于拘泥，但他们为中国文化的传承所做出的贡献将永载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