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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忆对我来说经常是这样一种情况：该记住的被我忘却，枝末梢节我总能记住，于是被朋友笑为“个性”。但对于一个群体或是一座城市，若记忆中有盲点和扭曲，便会推演成一个毫无“个性”甚而有些可怕的未来。
       近来上海各类媒体对“城市记忆”的报道接踵而至，如：“时间在这里留下痕迹”、“城市的记忆由历史来串联”云云。观其文章及图片，皆热衷于对上世纪初上海西洋建筑的“记忆”保护。这类报道并非着眼昔日沪上西洋建筑的艺术特征，而是将它们宽泛地引申为骄傲的“城市记忆”。于是这些“记忆”像被抽去了杂质的真空，被抽去的杂质是：这些西洋建筑是属于殖民租界时期的作品；留下的真空是——我们“记忆”中的盲区。兹事体大，绕不过一个严肃问题：文化身份的认同。
       让我们看一下《城市的记忆由历史来串联——由和平饭店改建引出的议论》的专辑讨论，以下是其中一位嘉宾（作家）的看法：
       德国的纽伦堡在“二战”时被炸得只剩下一个火车站，战后，德国人花了几十年时间修复了这座城市。现在去那里你感受到的完全是老城的气息……你可以感受到德国人对他们民族的热爱。相比之下上海则不同，在我们的文化中，有个迈不过去的坎——和平饭店是从租界里出来的，上海许多老建筑都有这个背景，我们的保护不能像德国人修复纽伦堡一样理直气壮。这里面有一个如何认同我们的文化身份和城市身份问题。我们有一个怎样做到体谅又包容的感情问题，还有一个尊重租界历史，又尊重社会主义历史的问题需要好好解决。和平饭店的整修代表上海回答这个问题。
       这位嘉宾不愧为有着深邃洞察力的作家，一语道破了真相。我感叹这样的作家最终没有失去其作家的基本属性：对社会的明察与反思。的确，文化身份的认知关联到城市历史的公正及发展导向，我们有太多的城市历史或事件需要“记忆”，为何偏偏只向租界背景下的西洋老建筑去找寻呢？上海解放初期作为全国工人阶级大本营背景下的“工人新村”大举兴建，这样一种政治与建筑如此紧密关联的城市事件，为何就无人提及“保护”或“记忆”呢？二十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建造的粮仓，作为城市的粮食储备重地，有着特定的历史意义（如一九五四年建造的北新泾第十粮食仓库，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曾为之画过速写），而粮仓本身的建筑特征（壳体结构）在当时的宣传画中则象征着“政治美学”的典范，这些建筑曾经极大地鼓舞市民们热火朝天地建设社会主义，如今我们何以避而不谈？七十年代初兴建于上海各个区的群众文化馆及各街道组织的“向阳院”，作为一种标准的社区文化场地，为何今天就自动消失了？七十至八十年代环绕于现今外环线的村庄（现已为都市村庄或平民住宅）为何在城市记忆里没有一席之地？为什么我们总沉溺于外滩旧建筑的风格，将它们改建后成为地标性的建筑新权贵，而对我们童年时期参观外滩公园的那块记忆犹新的禁示牌“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丧失记忆呢？外滩的英文对称“Bund”本身便带有身份色彩，为什么欧美人对他们自己的堤岸、码头不叫做“Bund”，而偏偏以之泛指亚洲码头？——因为，他们是登陆者。
       我联想到亚当·斯密《国富论》中那张“看不见的手”，难道这只隐形的手在城市记忆中也能自行调节，将不利于“市场经济”的记忆自动抹去？
       二○○五年春的北京，当春风柳絮向我迎面扑来时，京城的最后一批苏式“共产主义”大楼面临拆迁——福绥楼和安化楼，都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兴建的首批带电梯的高层住宅，顶层的公共食堂（当时免费吃饭）代替了每户的单元厨房。我曾设想将它们改建为提供给贫民的廉价住宅，可惜未等我完成建设性的设计提案，它们已人为消失。如此意义重大的建筑也难以幸免地消失在城市记忆中……对我来说，这些建筑“楼去意浓”。并非是我的记忆中有浓烈的政治色彩，而是这些建筑本身代表了我们城市不同阶段的精神面貌和建设特点，乃至反映着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与市民的关联，用波依多（Camillo Boilto）和乔瓦诺尼（Gustavo Giovannoni）的观点来看，“古（旧）建筑是历史发展的活见证”。它是鲜活、真实而不加粉饰的城市记忆，也是人藉以确定自己身份的文化背景。一个世纪前上海以租界身份成为殖民者云集的家园，也是他们梦寐以求的海外市场；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又洗礼着这座城市。上海成为一个计划经济下以工人阶级为主角的生产基地，向全国输送各类生产物资。东亚没有哪一座大型城市受过如此对抗性的双重洗礼，原本其城市记忆该是多维度的，那么，是什么导致我们只追忆租界时代的历史建筑，而对二十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的“社会主义建筑”闭口不谈呢？与其轻巧地归结为当下的全球化影响，我更想说：是我们抛弃了自己的身份，从西方殖民者的视角来看待自己的城市历史！小到建筑问题的解决，大到城市发展策略或是城市历史观，皆“师夷之长技”，离本徼末，这种越界的身份导致我们师夷之长技以“克己”，而“克己”的实质仍是馁败的实用主义。
       唯有在我们正确地认清自己的身份后，才会因地制宜地看待、解决自己的城市问题，不会陷入链链相扣的国际化弊端。这种自我身份的醒悟会导向更为自主和创造性的城市发展，而非表层意义上聚讼纷纭的规划、发展、接轨云云。我在三年前对上海外环都市村庄的设计与构想，力图在上海的外环线一带建立一种以村庄改造为前提的手工劳动单元，与市区的消费型生活形态相抗衡，城市与郊区作为“共生体”而存在；村庄不是作为都市蔓延的牺牲，而是作为一种区别于消费主义的“作坊式劳动而存在……具体方案在此不多赘述（可参见：《世界建筑》二○○七年第二期，《城市边缘的改造及发展》，或www.abbs.com“每月话题”《城市中劳动人民社区的改造与发展》）。
       再看《城市的记忆由历史来串联》：“……最大的困扰就是法律问题，和平饭店因为经营得不错，所以费用上不愁，许多民居的改造就会遇到钱的问题，没有完备的法律，有些问题就无法可依。法国每年在保护老建筑上的花费相当于人民币五六千亿元。在我国大约也就几十亿元。上海是我国在保护老建筑方面做得最好的城市，每年花一个亿。在城市里尚且如此，农村就更不用说了……我们没有建筑保护法，只有文物保护法。许多有一定价值的老建筑没有办法保护……”嘉宾R呼吁道。作为一名建筑保护学者及呼吁者，他道出了旧建筑及历史保护区域在现实层面亟待解决的问题。
       无独有偶，在我们的城市里又有一桩费解的狂人事件，见于某报的专辑《十二幢徽派建筑“定居”罗店——本市又一座生态休闲公园年内建成》，这一专辑充满着愚昧的喜悦，说：“……这座占地一千二百亩的休闲生态园，预计今年底可以建成，届时它将成为上海旅游的一处新景点。十二幢徽派建筑，个个相异，材料也各领风骚。在安徽当地，它们有的濒临倒塌，有的需要翻建，有心人把它们收购过来，拯救危亡，异地重生，让上海人足不出户，也能一睹徽州文化精髓。”报道中夹带几幅图片展示徽派建筑放大的雕梁细部和游人们喜悦漫步的场景。吁，只因这十二幢建筑属于贫困地区没钱修缮，就可以“移植”上海？由于这些古建筑不在文物建筑保护名录上就可以“移植”休闲园？不该吧！这是城市消费文化对乡土文化的跋扈之举。这不禁叫我联想到昔日敦煌莫高窟壁画、古龟兹壁画“移植”大英博物馆……虽然我们是“自己”移植“自己”，没有民族文化被掠夺的问题，但较之也许更糟糕。这无异于将徽州儒商之遗骸兜售给低俗的休闲文化，真要魂不得安，魄不得定。皖南家族式村落的“徽商”大环境虽早已湮灭，但黄山、淮南地区的自然风俗未遭严重破坏，这些遗留建筑完全能在当地完成保护性的改建。在“建筑保护法”尚未完善，或是目前银两短缺的条件下，即便无力修葺，也应让其“入土为安”，寿终正寝；离开了当地风土，剥皮抽筋式的移植，即使“救活”，也是一具古尸展，难道是指望其为城市消费主义文化服务？
       记忆中，十多年前我第一次去歙县采风，村中没有旅游者，阎闾内多妇幼老者，高墙围合的建筑中，虽说主体构件尚能支撑工作，但已是残壁断雕。不经意间，见一妇女将一倒塌的深雕密刻的石户当作衬垫，将衣物置其上用水洗刷，我心里不禁一阵凄凉。然而，将这一幕与之今日“移植”事件比较，方更感到悲中之悲。那残雕的石户俨然已丧失原来在门前的雄姿，但至少它的“遗骨”还唯乡亲故里是用（哪怕是作为洗衣板）。原是精神礼仪功能的石雕门户降格为实用意义的洗衣板，或许是一种自然死亡的悲剧，但整批地将它们移植到上海，唯低俗城市休闲文化是用，再冠以保护、抢救之名，则实为对文化遗产的一种亵渎。
       由此联想到上述那位嘉宾疾呼的保护法与资金问题。诚然，若有了完善缜密的建筑保护法，就能最低限度地防止某些“有心人”钻法律空子；若有了充裕的专项资金用于保护建筑，许多非文物级而有价值的建筑或村落，就能够就地修缮，不会重演“移植”这样的悲剧。但问题是建筑保护法在我国不可能一步到位，它是个漫长的过程。欧洲在完善建筑保护法上走了一百多年，才从对单体文物建筑的保护走向历史环境的整体性保护。一八七七年，英国在莫里斯倡导下，成立了古建筑保护协会（The Society for The Protection of Ancient Buildings，简称SPAB），旨在抵制当时对历史建筑贸然的外立面装饰。莫里斯这一主张与他的“工艺美术运动”之“复兴中世纪”异曲同工，保护理论是建立在他对中世纪精神“复兴”梦想上的，该协会拉开了现代社会历史建筑保护运动的帷幕。与之同时期的意大利建筑家波依多和贝尔特拉米（Luca Beltrami）将建筑保护的认知上升到不局限于艺术价值，而是更广泛地意识到尊重历史建筑的整体性（一八八○年由波依多主持编定的意大利第一部文物建筑保护法，阐述了他们的理论）。乔瓦诺尼继而推演为“要保护建筑物所蕴含的全部历史信息，包括它所在的环境”学说。在这些理论的影响下，欧洲各国从建筑保护协会的建立发展到保护法的颁布；从以文物建筑保护为内容的《雅典宪章》（The Athens Charter for Restoration of Historic Monuments，1933）发展到《威尼斯宪章》（The Venice Charter for Restoration of Historic Monuments and Sites，1964）。《威尼斯宪章》作为一部建筑保护法律首次将Site（场地）加入，明确了“保护一座文物建筑，意味着要适当地保护一个环境”。随后，建筑保护法被更为广泛地理解和应用，相继出现了《世界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条约》（Conservation Concern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World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1972），有关历史园林的《佛罗伦萨宪章》（the Florence Charter/Historic Gardens as the Living Monuments，1981），关于历史城镇保护的《华盛顿宪章》（The Washington Charter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Historic Towns and Urban Areas，1987），以及一九九九年在墨西哥通过的《关于乡土建筑遗产的宪章》（Charter on Built Vernacular Heritage）。我们从中不难窥到西方对建筑保护法规的递进式线性发展，对于“保护”二字的潜台词便是：他们在各历史阶段出现弊端时，其解决方法有着“复兴”的愿望与追求，无论是文艺复兴还是中世纪复兴，“保护”是建立在“复兴”的基础上。莫里斯和拉斯金对中世纪建筑及社会道德有着强烈的“复兴”宿愿，所以要保护它们。复兴也是建立在对历史反思的价值认知上，离开这一价值认知，便很难有“保护法”的存在可能。由此才会产生意大利学派，他们以“修补匠”的方式来对待自己的城市历史；历史与现实被作为一个整体来逐步发展。
       相形见绌的是，我们自鸦片战争后，对自己历史的价值认同有了疑义，尤其作为现代意义的民族，很难像西方那样坚定地“复兴”自身的传统文化，所以我们的建筑保护不可能出现那种循序渐进的关联，只能是以拿来主义的借鉴来制定建筑保护法，而这些法规的借鉴又难以植入到我们的现状。原因在于本质上我们已否定了自己，要想走出这一困境，唯有等待我们能够重新审视、评估自己的盲区。
       我们在二十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的城市建设历史理应得到重视（可惜在当今成为盲点），它完全不同于租界时期的规划，又区别于封建时期的传统城郭布局，它是一部崭新的“历史记忆”。尽管当时的城市建设受苏联的规划思想影响，但许多公共设施却因地制宜，适合市民的“新生事物”都产生于此，如工人文化宫、群众文化馆、街道图书馆、向阳院。记忆中，我小时候所学习的《如何画素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便是从街道图书馆借来，而有关《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读后感便是在“向阳院”里朗读的。这些城市设施并非纯属当时的政治宣传工具，它们是一种真正意义的社区文化，不同于我们今天商品住宅小区内的文化休闲配套设施或者健身会所——仅仅是为房地产“配套”的消费活动，并非为了构建居民的精神生活。我花费了一年多时间来研究上海各区级群众文化馆建筑，试图抽取几个典型来做改建设计方案，借此想“复兴”文化馆的精神意义——多数文化馆在今天的上海已沦落为迪厅、夜总会或者别的商业场所，居民社区性的“精神文明”场所已丧失……同样，上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兴建的工人文化宫或体育馆，是当时市民们强身健体的运动场所，它们在新的历史时期就真的要被淘汰？为何我们的奥运非要花巨资来建地标性的“体育政治”建筑？我曾想象若用同样的巨资来分摊到各区级的体育馆改建、扩建上，一来可以“复兴”各区级体育馆，二则可让奥运摆脱一种带有“民族政治意识”的竞争，让奥运分散到我们自己的社区体育馆里，让国际健儿在社区里比赛，这岂不更符合古希腊精神？为何一定要和西方的“体育政治”建筑大比拼？地标性宏伟的体育建筑的炫耀永远不会体现“重在参与”精神……
       二十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的建筑对于我这样普通的建筑师来说，具有一种抽象性的“图像”意义，这个图像会潜意识地促使我去看待今天的“图像”；但对于一个城市来说，这段“城市记忆”有太多有价值的事件需要我们重新挖掘和定义，我认为，它正是识别我们自己文化身份的真实记忆。
       由和平饭店的修葺而引申出来的西洋建筑保护专辑报道，直至十二幢徽派建筑移植上海的醒目标题，让我感到压抑和沉重。光阴荏苒，恍惚间，觉得我们的城市历史似乎萦绕着“半殖民”与“半封建”在进行着。租界时期的西洋建筑将会得到广泛、周到的保护，为商业再利用；封建时期的民宅或是村落，随着建筑保护法的健全和资金投入，也将融入旅游产业。但我们更需要一种对自己精神家园的保护，在“殖民”与“封建”之间，我们城市的记忆空间里难道就没有另一种积极的属于我们自己的历史？我们必须正视二十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的城市历史，或许对它们的保护与更新才会带来宽阔的想象与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