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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 读]鹦鹉查理(上)
作者:奥戴丽.托平

《青年文摘(红版)》 2004年 第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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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猫街邂逅
       一切都始于香港一条神秘的小巷猫街。
       那是1963年,我当时在设在曼德琳酒店的《普通话杂志》当编辑。我刚从酒店出来在猫街上的古玩店转悠,看见一个面目卑琐的鸦片小贩穿着肮脏的黑袍蹲在地上,周围放着一堆银嘴长烟袋,旁边的木架上站着一只可怜的橘黄冠凤头鹦鹉,他被拴着一条腿,有一只乌鸦那么大,一群衣衫褴褛的小孩正在撩拨他。小贩鼓励小孩用开岔的木棍捅他,这样,可怜的小东西发出尖叫会吸引像我这样的潜在顾客。
       他用极度痛苦的眼神哀求地望着我。我有一种冲动,想把这位落难者从人类的野蛮中解救出来。
       当然小贩早就注意我了。“嘿,小姐,买鹦鹉吗?”他嗓音沙哑,英语极差。“他,很机灵,说很好的汉语,200港元OK?很便宜。OK?”
       “你在哪儿弄到的?”我问道。
       “澳大利亚,”他说,“用很多鸦片跟水手换的。”
       我表明自己对鸦片不感兴趣并问他搞到这只鸟有多久了。
       “可能有4年了。”他竖起四根被鸦片熏黄的枯瘦的手指。很难相信这只美丽的鹦鹉已经遭了4年罪。
       “我出50港元。”我听见自己说道,希望他会拒绝而结束这一切。
       他显然惊呆了,口水挂在胡子上,小眼睛里满是泪水,呜咽道:“6个孩子,要养6个孩子,你喜欢鸟吗?OK,100元,不再还价,OK?”
       鹦鹉突然决定自己成交。“OK,OK!”他反复模仿着小贩的声音,昂起头直视我的眼睛,那目光是恳求也是命令。“OK,OK!”他命令着,好像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我的思绪开始加速。把这么一只邋遢可怜的鹦鹉带回家怎么解释?我已经有4个孩子和孩子们从街上捡回来的3只猫,还有我丈夫托平,整天忙于为《纽约时报》报道越战。在莫斯科住了3年,最近刚到香港,客厅没有任何家具,餐厅没有椅子,甚至没有餐桌,买只鹦鹉?我疯了吗?我准备走开。
       “OK,OK,OK!”鹦鹉喊道,声音非常急切。我又看了他一眼,“好吧,OK,OK,OK!”我模仿着他的声音。我还有什么别的选择?
       小贩把鸟递给我,他的脚还拴在架子上,我把钱递给小贩,孩子们和受虐的玩具挥手告别,交易结束了。首先得给这只疯狂的鹦鹉起个名字。我想叫他苏格拉底,因为他看上去那么智慧又遭人误解,但最后还是选定叫张查理,因为我们是在神秘的远东,而这只鸟是我漫长旅途中遇到的最具异国风采的角色。
       然而,我没有想到这次会面将彻底改变鹦鹉查理。
       查理有了一个家
       我把查理带进香港的公寓时,孩子们都高兴起来,这个满身异国情调的新宠物既温柔又有趣。但天还没黑,她们全都哭起来,屋子也一团糟。我本该意识到这是无法避免的。我忘了查理由于街头的惨境早已和孩子为敌了。孩子都是虐待狂。当小姑娘们试图靠近时,查理用汉语咒骂起来,还想咬她们的手指。他也不喜欢猫,毫无疑问,猫街上的猫一直在威胁他。我们家当时有3只猫,每当他们带着猫类特有的执着和好奇靠得太近时,查理就咬他们的尾巴并且用他们的猫语朝他们尖叫。也许我当时就该把他赶走,但我已经觉得对这可怜的小东西负有责任。不管结局如何,我已经救了他,他的生命已经和我的搅在一起。
       我用电线剪刀剪断了粗重的链子。我检查了他的翅膀,发现末尾的筋腱被挑了,我感到一阵心酸,难过极了,眼泪滑下来,查理可能永远不会飞了。但查理让我开心起来,不停地叫着“OK”。我不能让鸟在公寓里乱跑,就把他放进一个巨大的铜笼子。
       查理现在决定教会我们他的饮食口味。一次正吃晚饭,查理突然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叫,全屋的人都震住了。我想这是他在笼子里精心策划的。他成功了。“唉呀!”厨师叫起来,差点把芝麻酱面条洒在我腿上。查理看到全家都注视着他,就开始给我们上课,把装着鸟食和米饭的盘子扔得满屋都是。莱斯莉马上就明白了,“他不爱吃那玩意儿,”她大声说,“这不能怪他,那东西是喂鸟的。”
       “那你觉得查理是什么?”她父亲问道,皱着眉头。
       “查理就是查理,”她说着,耸了耸瘦小的肩膀,“他想要和我们一样的待遇。为什么他不能上桌吃饭?”她把一块水牛排递给查理。
       “鸟书上说凤头鹦鹉食素。”我愚蠢地插了一句。查理看了我一眼,从笼中伸出灵活的脚趾抓住肉,他用脚趾优雅地按住肉,用喙撕下一块一口咽下。我们静静地看着,他高兴地晃了晃冠子像是说“现在你们明白了”。然后一口吞下整块牛排。全家都因为让查理高兴而莫名地兴奋起来。上甜点时他又叫了起来。我赶快给了他一片橘子,查理心满意足。莱斯莉是对的。查理想被当成家庭一员。查理的伟大幻想已在我们的脑海中生根发芽。
       从那以后,吃饭时查理就坐在我旁边。他站在笼子顶上,这样他哪样菜都够得着。“这块给我,这块给你,希望你喜欢,查理,请别喊。”
       不久,查理就开始用勺子。他是左撇子,用左爪握紧勺子伸出来让我填。他像小孩用手指那样用舌头,小孩用手抓,他用舌头舔。大家的关注助长了查理的自尊。很快他就想像自己是个权威美食家,要求有优先品尝权。然后他就像《纽约时报》的美食批评家一样不可一世。
       查理能像一个现代人那样说一些英语和汉语,而且他开始显露人类情感,有时几乎像人一样。好奇时他会昂起头;傲慢时会伸长脖子喙朝下,像香港的许多英国司机;烦了会像婴儿一样吸脚趾;贪心时会偷东西(比如猫食);要是故意捉弄人就会悄悄贴近猫然后突然揪它的尾巴。查理不会像人那样咧嘴笑以示友好,他表示亲近的方式是像鸟群那样叽喳不停,还有就是几乎和人一样的幽默感,对自己的滑稽丑态狂笑不止。
       超级查理
       一天,查理从阳台上消失了。莫名其妙地就不见了。他的翅膀被剪了,不可能飞走了。我们住在八楼,而且一边是悬崖峭壁,底下是退潮湾,这一路高不可攀。我满屋子找,以为他又在玩捉迷藏,但他却始终不见踪影。我有点发慌:“查理!你在哪儿?查理!”没有回音。这时我突然意识到我是多么依恋这只疯狂的小鸟。我回到阳台,俯身朝下扯开嗓门大喊起来:“查理!查——理——!”
       这时我听到楼下操场传来熟悉的声音:“嗨,妈妈,我是苏姗。查理和我们在一起。他从楼上飞下来和我们一起玩。”我看见我的姑娘们,还有邻居的小孩都围着查理载歌载舞,真难以置信。
       “嗨,妈妈!”查理模仿苏姗大声叫着,“嗨,妈妈!”
       “查理!你给我马上回来!你这个不听话的小混蛋!”我冲他尖叫着,“你以后再敢出门不告诉我!我都要报警了,谢天谢地,哦,查理!”我的声音哽咽,放心的眼泪滚落脸颊。真是谢天谢地!我这是怎么了?我转过身看见厨师正奇怪地看着我。我希望没有别人听见我跟一只鸟说话就像跟自己的孩子。
       原来查理在阳台上看孩子们玩,终于忍不住加入了他们。他抖开翅膀跳了下去,并且幸运地滑下正好落在苏姗的肩膀上,像个漂亮的三分球。真无法相信他竟能飞,而且在8楼上就能认出苏姗并精准地在她肩膀上着陆。我们认定这是巧合,但查理又来了一次,而且从此他总能信心十足地落在操场上某个孩子的肩膀上。这项新自由极大地增强了他的自尊,他为生活的欢乐欢庆不已。他帮我明白把野生动物关在笼中是多么残忍。自从被捉住,查理第一次飞了起来。当然,他的伤残使他只能顺风滑翔,姑娘们试着把他扔到空中看他能飞多远,而他只能向下滑行而不会从地上起飞。他显然没有足够的翼面、合适的翼形来获得足够的起飞升力,孩子们得把他抱回来。
       孩子们发现查理极有趣而且特别爱玩。他们发明了一个游戏来满足他日益增长的自尊心。查理站在一根长棍头上,孩子们挥舞绕圈,查理用强劲的脚趾抓紧棍子,抖开翅膀开心大笑,孩子们高喊:“超级查理!超级查理!”不久,每次他落在苏姗的肩膀上都会大叫:“超级查理!”更让他高兴的是他在退潮湾一带的孩子中名声大噪。我看出他的自我一天天壮大,他真的相信自己是个人,像所有其他人一样。
       托平在亚洲报道了五年战争和革命后又被《纽约时报》派往当时的联邦德国的首都柏林。拖家带口搬这么远可不是件容易事。
       查理简直是不可多得的超级旅伴,而猫可以说从不想去任何陌生地方。不幸的是惟一能装下这一大家子的是一架印度航空公司的老式运输机,而且在飞抵波恩前要在曼谷、仰光、卡尔库塔、德黑兰、巴格达、安卡拉和罗马降落。印度空姐身披飘摆的莎丽服,脑门头上点着朱砂痣,她对鹦鹉和猫深表同情,但坚持必须把他们放在行李舱。对这些享受惯了的动物来说,这是很大的侮辱。
       到了第一站曼谷,我们坚持要看看宠物是否安然无恙。我要求着装入时的空姐允许我们给动物喂食并更换猫的便盒,她勉强同意,叫来两位男乘务员,小心翼翼地卸下查理的笼子和猫篓,也没有反对我取出查理放在肩上,这样查理就能和孩子们和猫打招呼。我觉得需要让查理安心,知道自己没有被遗弃或又遭绑架。除了等待起飞无事可做,机组人员和其他乘客也过来围观。让我吃惊的是查理似乎非常自信,他看了一眼周围,然后开始表演,就像是竞选总统。他先用英语礼貌地问候人群,然后询问他们的健康状况:“诸位好,最近身体怎么样?”他还分别问候每只猫,“这儿来,猫咪,猫咪,猫咪。”他叫着,并把喙子伸进竹篓,好让他们用鼻子亲他。然后他安抚地低吟,而猫则可怜巴巴地哼叽。查理的观众对他的表演深感欢心。我把他放回笼子时,他把大家都逗乐了,他抬起一只脚挥舞告别:“Bye,Bye,Bye,Bye!”那样子就像在综艺舞台庄重谢幕。
       到了仰光,两位乘务员不用提醒就把动物卸下来。我们下飞机时,他们已经和猫、查理在机侧等着我们。于是再来一遍,查理还是明星,机场所有的缅甸人都跑来看演出。到卡尔库塔时,好像有关这只机上降生的不可思议的鹦鹉的消息已经先期抵达,但我肯定这是巧合。一群头戴五颜六色头巾的锡克教徒正在跑道上等着,他们要去旁遮普寻找一位导师,他们围住叽叽喳喳的鹦鹉,而查理已经厌烦了重复,这次他做出了惊人之举。他竖起橘黄色冠子以示敬礼,然后用旁遮普语说了些肯定很机智的话,因为所有大胡子锡克人都大笑起来,会心地点头。查理笑得比谁都响,而他的新信徒都用传统方式双手合十以示尊敬。从机场出口跑来的印度小孩对我们金发蓝眼的姑娘们更感兴趣,都挤过来看外国人。查理吃醋了,为了引起孩子们的注意,他抖开翅膀扯着嗓子尖叫:“超级查理!超级查理!”锡克人抱起他跟着喊:“超级查理!超级查理!”最后那声音听上去就像是在吟唱圣歌。
        查理在美国恋爱了
       托平被调回纽约任《纽约时报》海外版编辑。我们在纽约郊区斯卡斯黛尔买了一座房子。
       查理像个老旅行家适应了新气候并全身心投入郊区的新生活。
       查理好像凭直觉就知道自己的领地,而且他需要贴近人类伙伴。头一个星期我们一直仔细观察他,随后我们就放心他不会飞到陌生的院子外面去。查理检查了一遍院子里所有的树,然后决定在厨房窗子外面的苹果树上建立自己的总部:一棵漂亮的老树,树干突兀,枝条繁茂,春天开满淡粉色花朵,秋天结满鲜红的苹果。显然,查理选中这棵树理由充足:首先,这位置可以窥探厨房窗户使他与家人随时联络;其次,他可以观察院子里的动静并能看见谁从前门或后门进出房子;除了地利,这棵树已经有年纪了,树身上满是松软的小洞,他可以用喙子叨出一个大洞。他还爱吃花和果子,这也帮了他的忙。一旦选定在树杈上叨一个窝,他就干劲冲天投入工作。他很快就成了一个专心的、几乎是狂热的建筑工人,数年如一日干个不停,最终盖了一个精美的套间。第一间足够大时,他就钻进去睡觉或只是藏起来玩。听见院子里有人,他就会探出头来聊上一会儿。他最先碰到的是邮递员。(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