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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的城市
       城市的形态带有它形成时期的政治、经济、技术和社会思想意识的特征，有明显的时代和地域烙印。 城市存在的时间一般很长，在它存在的时期中，如果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原来的城市形态或迟或早会出现相应的变动，变动有快有慢，有时很快，有时很慢，慢到似乎静止不变。但纵观世界城市史，就长时段来看，城市没有一成不变的，更非永恒的。许多城市诞生了，兴盛过，后来又消亡了，存在的时间有长有短，有兴有衰，有生有灭，如同有生命的东西；加之，城市里住的是有生命的人，人的变化比城市更快，因而我们应把城市看成是有生命的、活的东西，城市是生命体。
       历史上北京作为地区或全国的政权中心，城池就多次迁移另建，数度死而又生。到元代北京城才稳定下来，明代稍有改动，只是在清代那二百六十多年，北京没有明显的变化和发展。
       《中国城市建设史》（同济大学城市规划教研室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中写道：“明亡后，清朝仍建都北京，整个城市布局无变化，全沿用明代的基础。……清北京的城市范围、宫城及干道系统均未更动，唯居住地段有改变，如将内城一般居民迁至外城。内城各门驻守八旗兵并设营房。内城里建有许多王亲贵族的府第，并占据很大的面积，屋宇宏丽，大都有庭园。”“出现了不少地区性及行业性的会馆建筑，……清代崇信喇嘛教，因此清北京除原有佛、道教寺院外，增建了一些喇嘛庙，如城东北的雍和宫等。”该书指出：“明、清北京城，完整地保存到现在，是我国劳动人民在城市规划及建设方面的杰出创造，是我国古代城市优秀传统的集大成。”
       说北京是“杰出创造”和“我国古代城市优秀传统的集大成”，很对，杰出创造与优秀传统全是十七世纪以前（一六四四年清军入关）的产物。北京城突出之处体现在整个城池以皇家宫廷为核心，一切以皇家的需要为出发点和依归，布局严整对称，秩序井然，气势森严，充分显示皇权唯我独尊的架势。少量的手工业和商业是为供奉皇室宫廷、官僚贵族而设的，因此，昔日的北京城与在经济活动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城市有性质上的重大区别。就城市分类来看，元、明、清的北京城，是城市中的一个特殊的品类，它是封建专制国家最高统治者皇帝的皇都，是统治集团上层人物的营垒，北京原是一个政治性和堡垒型的城池。
       城市在历史中产生，也在历史中变化，北京也不例外。
       停步二百年
       北京城的城市基础设施自建成之后，长期没有得到改进、提升。
       北京城的前身元大都建成于一二七一年，明代在平面形状上有所变动，清朝接着使用。清朝统治者原是边疆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觉得原有的一切都极好，不需要也不可能加以提升，便一切照旧，加之闭关锁国，夜郎自大，科学技术方面更得不到什么发展，使中国在近代继续处于农业、手工业的自然经济状态，城市的物质技术基础也就谈不到改进，直到十九世纪末，北京城的设施水平与中国古代皇都相差无几，基本上停留在中古时期的水平。
       许多资料文献记述旧日北京城市基础设施的实况，如形容北京的街道是“晴天沙深埋足，尘土扑面；阴雨污泥满道，臭气熏天”等等。这里单提为什么竟然说“臭气熏天”！邓云乡先生所著的《北京四合院》中，记述了一九○○年北京一般街道的卫生状况：
       当年是因为习惯于在胡同中随地大小便，盖房子便不考虑盖厕所，还是因为盖房子都不盖厕所，而使居民养成随地大小便的习惯呢? 孰为因，孰为果，一时也说不清楚，这明、清两代，堂堂五百多年的皇都，在此点上，未免太不文明了。
       其实，在欧洲，城市居民随处便溺也有很长的历史。十六世纪的巴黎有人口二十万，人们随地便溺，满街污秽。使用尿盆的人往往在屋内喊一声“当心水！”随即把污水从窗口倾出，路人躲闪不及，便会遭殃。在十七、十八世纪法国王权鼎盛时代，甚至在富丽堂皇的卢浮宫的院子、楼梯背后、阳台上和门背后都可方便，谁也不怕被人看见。
       发达国家之发达主要在十八世纪中期以后的一百多年中，而中国之积贫积弱主要也在那个时期，在西欧国家大跃进的时候，中国在休眠，列强的首都走出中世纪步入近现代，北京城还在原地踏步。
       清朝被推翻后，北京的城市性质改变。二十世纪前期，北京城多少搞了一些现代市政设施，一九一○年部分地区有了自来水，一九一四年开始有石路面，一九二四年出现有轨电车，一九三五年开始有公共汽车，都只有一两条线路。
       上面讲到一九○○年北京的公共卫生状况，后来情形如何呢？先前，北京的“粪业”一直操在“粪霸”手中，历史长达四百年，北京各处的城墙根、护城河两岸及关厢一带有数以千计的粪坑、粪场，情状之恶劣不必提了。一九四九年八月，北京解放不久，市人民政府即颁布《城市存晒粪便处理办法》，限期清除城区的粪场、粪坑和积存的粪便。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公安局、卫生工程局废除封建的粪道占有制。一九五二年三月，市卫生工程局再次限期取缔城内和关厢地区的粪场，规定一律迁往郊区的五个处置场。一九○○年之后，又过了半个世纪，北京的粪便问题才有所治理。
       解放前夕，北平都市计划委员会在一九四七年编印了一本《北平市都市计划设计资料第一集》，序言中写道：“北平城市之规划，虽有伟大之艺术价值，光荣之悠久历史，然以建筑年代久远，今古异宜，已不能适应近代都市之需要，乃渐呈没落。”这番话流露出编写者怅然无奈之心情，却是对二十世纪中期北京城的真实概括。古老的北京城要成为对普通老百姓适宜的人居环境，需要在城市建设的许多方面进行补课、改造、提升。
       政府中心区问题
       梁思成先生挚爱北京，生前不遗余力地呼吁保护北京古城和文物建筑，并殚精竭虑地思考和拟制具体的保护方案，他的研究成果是留给后人的宝贵的学术遗产，我们要继续深入学习和研究。先生关于北京的一些思考和建议产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较长的时间距离、更多的资料与实践，使我们有可能从更多的方面和另外的角度审视北京的事情。作为梁先生的一名学生，我对先生当年的一些主张与方案未得实现的原因试做一些分析，就教于专家与师友。
       一九五○年二月，梁思成先生和陈占祥先生共同提出《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主张在北京西郊近城地点建设新的首都行政中心区，建议对用地位置、面积、人口、道路、交通、应有的各项设施以及建筑形体等都有相当具体的考虑和规定，这个建议被称为“梁陈方案”。经过反复的论战，“梁陈方案”没有被采纳，其间曲折的经过在王军先生的《城记》中有详细的记述。这里，我认为当时国家经济状况实际上起着关键的阻遏作用。
       一九四九年十月，人民共和国诞生，短短四个月后，梁思成先生与陈占祥先生就于一九五○年二月提出了他们的方案，其出发点是，既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北京的决定，又要保持北京城的旧状，是两位先生设想的两全之策。不过，能否采纳“梁陈方案”与许多实际条件有关，在新地点建设中央政府行政中心区不是一个小项目。五十八年前，刚刚成立的人民共和国的境况非常艰难，不说别的，首先要看国家有没有实施这个方案的财力物力。宁可主编《中国经济发展史》第五册（中国经济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中写道：
       一九四九年十月新中国建立以后，……国民经济经过长期战争破坏和消耗，已经处于崩溃状态，……当时解放战争正在进行，政府必须支付巨大军费，一九四九年军费开支约占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一九五一年仍占41.1%。……一九四九年人民政府的全年财政收入仅相当于303亿斤小米，而财政支出却达到567亿斤小米,财政赤字为264亿斤小米，……
       一九五○年七月，登记失业的工人占当时城市职工总数的21%。……人民政府本着“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的精神，……实行了“包下来”政策。
       赵德馨主编《中国经济通史》第十卷（上）写道：
       新中国成立前后……人民政府的财政入不敷出……不得不依靠发行钞票来弥补。……引起货币贬值，物价上涨。……三月份全国十五个大城市二十五种批发物价指数比一月份上升近一倍。
       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战争爆发。二十七日，美国宣布出兵朝鲜。十月十九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渡过鸭绿江，开始了抗美援朝战争。这场战争对国民经济发生重大影响。军费及战争有关的费用迅速增加，……战争迫使国民经济转向战时经济的轨道。
       另一本《中国经济通史》中写道，建国初期“稳定金融物价，在于增收和节支两个方面。……节支方面，主要是在政府机关和部队中开展精简节约运动，对不必要的机构和人员加以减缩，军政、公教人员的待遇严格控制。为了节省国家财政支出，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广大工作人员继续过着艰苦的供给制或低薪的生活，同时，机关和部队还要尽可能进行一些生产，以自给一部分粮食和蔬菜”。（孙健：《中国经济通史》下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二○○○年版）
       在这样困难严峻的形势下，要刚刚成立并安顿下来、正紧张工作的人民政府，不利用旧城中两千多万平方米的现有房屋资源，而搬出北京城，到西郊另建政府行政中心，可以想见，即便政府愿意采纳该方案，也实在无力实施。再说，即使能够实施，少了那些政府机关，北京城内还是不可避免地会兴建新的商业、文化、学校和体育等公共建筑，居住建筑也不可能不增加，一百几十万居民的生活停不下来呀！从清朝结束到北京解放，很长时期北京并没有中央政府，北京城里还不是出现了许多新建筑、新道路？看来，即使实行“梁陈方案”，梁、陈二先生的初衷并不一定能够实现。而且即使当初真的采纳“梁陈方案”并加以实施，以当时艰难的人力物力和紧迫的使用要求来看，可以想象，在那种条件下仓促建成的干道、广场、建筑群，很难符合人民的期望，未必令大家满意。
       “梁陈方案”是一种可能性，可是在当时的实际条件下，属于非现实的可能性。
       人居环境与博物馆
       “梁陈方案”中提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苏联建筑学院院士舒舍夫把历史名城诺夫哥罗德当作“俄罗斯的博物院”加以重建的事例。其后，梁思成先生在《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一九五一年一月）中再次提出“怎样建设‘中国的博物院’的北京城”的问题，认为北京应向诺夫哥罗德看齐，应向舒舍夫学习。
       诺夫哥罗德位于圣彼得堡南面，原是彼得堡州的一个区，历史上曾是一个侯国的首府。该城在“二战”中遭严重破坏。战后许多建筑物按原样复建。诺夫哥罗德的原有建筑物多是十八世纪初彼得大帝实行欧化时期，仿效法国建筑建造的砖石楼房，称为“地方拿破仑式”建筑。舒舍夫恢复重建的重点是诺夫哥罗德市沃尔霍夫河左岸的内城，现在从电脑的网络照片中可以见到该市有一个很小的“克里姆林”（城堡）。诺夫哥罗德市有木材加工和化肥工业，整个诺夫哥罗德的人口在“二战”结束四十年以后，即一九八三年，才达到二十一万人（《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
       一九五○年北京城内的人口为一百四十万，是一九八三年诺夫哥罗德罗全市人口的六点六倍，可以推定诺夫哥罗德一九五○年的总人口必定少于二十一万，而重点恢复建筑原状的地区，即成为“俄罗斯博物院”地区的人口还要更少。作为俄罗斯历史上一个侯国首府的诺夫哥罗德，它的历史意义和规模面积都无法与北京相比。从资料及近年到过诺夫哥罗德的中国学者的介绍看来，舒舍夫当年设计经营的“俄罗斯的博物院”的规模面积，相当于北京城内的某一区片。今天看来，诺夫哥罗德那种规模和做法与我们的云南丽江、江苏周庄、山西平遥、河北兴城等小城镇相去不远。
       把诺夫哥罗德做成“俄罗斯的博物院”，实质是将诺夫哥罗德城的布局和建筑凝固起来，不让它发展变化，即是将那个小城定格于过去的某个时代。将一个城镇凝固起来，停止那里的发展变化，是不自然的、非正常的事情，一定要这样做，就得用强制性的方式，对之施加限制和监控，这中间必然有矛盾，有阻力。在特定地点，为了特定的目的，如保存历史文化痕迹、为了科学研究、为了人们休闲怀旧、扩大见闻，为了发展旅游经济等等，这样做有其必要性，但仍是特殊情形下的特殊做法，其中不自然、非常态的性质仍然存在。
       为什么这样说呢？大大小小的城市乡镇是人居环境，居住在里面的是当代活人，没有一个清朝人、明朝人。今人和前朝之人虽然都是华夏子孙，然而在思想方式、生活方式各方面都存在重大的差别。其实，就拿我们自己与五六十年前的人相比，在生活、行为和思想上就已有很大的差别。个人是这样，社会也是这样；思想精神是这样，物质技术更是这样。近代、现代是快速变化的时代。
       普通人在实际生活中大都采取与时俱进的方针，只要有条件，大部分人（不是全部，什么时候都有例外者）是愿意从烧煤炉的房子住进有暖气的房子；从使用公共厕所的大杂院搬入有自家卫生间的住房，在屋檐下矮棚子里做饭的主妇多么盼望有一个像样的厨房！过去人出门靠步行、骑马或坐轿子，后来有了人力车、自行车、摩托车，现在汽车大行其道，胡同小街不那么适用了。总的说来，中古时期形成的人居环境，与目前住在里面的当代活人的不断提高、又时常改变的需求之间，出现了差距，不太匹配，不太方便，甚而发生冲突，总之，有矛盾。
       于是提出了原有城市及房屋建筑改造更新的问题，这不是中国独有的事项，发达国家的城市在近代都发生并且完成了这个过程。有人常把旧区改造的事说成是上面的要求，政府的要求，认为居民是不赞同的，这种看法反映的是一部分人的观点，并不全面。城市更新其实是大多数居民切身的需要，是城市内在矛盾发展的产物。当代活人的现实需求与数百年前形成的人居环境之间的差距，是城市内在矛盾之一端。
       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几件小事显示出后来人与旧建筑之间矛盾的普遍性。清朝被推翻后，有段时间，溥仪们还住在紫禁城宫殿里，而他的思想和生活渐渐有了变化，与他的列祖列宗渐行渐远，他住在中国顶级的传统宫殿中越来越不自在，越来越不安生，他想方设法要过新生活。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回忆道：“我按照画报上的样式，叫内务府给我买洋式家具，在养心殿装设地板……为了骑自行车方便，我把祖先在几百年间没有感到不方便的宫门门槛，叫人通通锯掉。”溥仪为跟英国老师庄士敦学打网球，在紫禁城里开辟了网球场。对于自己的王爷父亲有汽车而反对他买汽车，极不高兴，耿耿于怀。如果，他果真买了汽车，在紫禁城里开起车来，不知还会搞出什么名堂来！
       幸而清朝皇室后来被赶出去，紫禁城改为“故宫博物院”。不妨设想一下，假如紫禁城内一直住着爱新觉罗家族的后代，加上他们的侍从仆役，那帮人肯定不遵守祖制，个个与时俱进，他们的想象力、干劲和手笔决不逊于当年的溥仪，紫禁城必然与时俱变，哪里还会有今天那样完整的明清故宫！
       博物院和博物馆是为保存和展示古物而设的特殊机构，有专用的房屋和设施。把现代活人生活的人居环境，搞成展示性的博物馆式的场所，必然出现种种矛盾和尴尬的局面，问题不在管理者和建筑师水平不高，而是两者性质不同，博物馆向后看，活人的生活向前看，一个不要变，一个要变，将两者合二为一，难矣哉！
       一定要求当代活人居住、生活的地方保持原状旧貌，就要付出代价。维持原状旧貌的范围小一些，矛盾会少一些，如中国江南水乡的一些名镇、山西的平遥、河北的兴城等小城。即使在这些地方，我们看到，被保存的小镇小城的周边新区立即是另一种景象：新屋林立，新街热闹，居民忙活，与被保护的老村古镇里的情景形成对照。外来的旅游者和文人雅士自然瞧不上那些新区，但是两种不同的景象告诉人们，维持原状旧貌的地方是供外人看的，对于本地凡人，周围的新区才是正常生活与生产的地方。现今的北京，担当着现代世界大国首都的繁复重任，城区里生活着一二百万当代的活人、忙人，北京城生命力强劲，活力四射，尽管历史悠久，它定然要与时俱进，城市的形态不会凝固，不可能定格于历史上某个时代的模样和风格。
       北京城内有许多博物馆和历史文化保护地段，但北京城本身不可能搞成一个博物馆。
       扬弃
       
       清朝末年，北京城里出现了一批洋式建筑。不说外国人的使馆、教堂、银行，清朝政府也建造洋式楼房，如西直门外慈禧用的畅观楼（一八九八）、陆军部衙署（一九○六）、大理院（一九○六）等。前门火车站是英国式建筑（一九○六）。王府井南口的北京饭店是法国式楼房（一九○七）。民国时期，北京城内各式各样的新式—洋式建筑更多了。仅北京大学一家就在沙滩地方建了“红楼”（一九一八）又造“灰楼”（一九三五），前者是老派洋楼，后者是现代派洋建筑。
       北京城的格局和干道系统也有了变化。皇城城墙陆续拆除，到一九二二年，东、西、北三面拆完，单留地安门、西安门两个门。皇城南墙开了两处拱券门。以前有皇帝时，东城、西城之间隔着整个皇城，普通人来往都得绕大圈子，辛亥革命后，立即打穿皇城开辟出三条东西向的干道。一九一二年，中南海改为总统府，拆掉天安门前的千步廊，天安门到正阳门之间开通。昔日的皇家坛庙园林开放为公园。一九一五年，朱启钤主持京都市政公所，做了不少事，先拆除正阳门瓮城，由德国建筑师重建箭楼。在扩建北京环城铁路过程中，拆除宣武门瓮城及箭楼，火车穿通崇文门瓮城。至一九三七年，北京的城墙已打开十个豁口，两座角楼和五座箭楼孤悬城外，城墙脚下建造了大小十五个洋式火车站。
       与一九○○年相比，一九四九年北京城的形态与面貌就有了明显变化，不复是先前那个完整的封建皇都了，京城“换了人间”，清朝皇帝们如果醒来，“当惊世界殊”！
       北京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以后，城市的性质与功能再次改变，城市形态与面貌跟着变化。变动最快、最多、最猛的是近三十年，这三十年来中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崛起于东方，在这样的基础上北京城也相应地快速扩展和改变面貌，全世界为之侧目。对此，北京人自己的反应和态度多种多样，从“好得很”到“糟得很”全有。从发表出来的意见看，说不好的声音似乎多于说好的。一位学长叹气说，来了奥运会，丢了老北京！满不高兴，他怀念往昔的北京。
       许多人对现今北京面貌不满意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新建房屋同我国传统建筑的型制大不一样，靠在一起，反差太大。梁思成先生建议把政府行政中心放到西郊，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要避免在老城内再添新型建筑。然而百年来的事实表明，中国人盖新房子一般都不沿袭中国建筑的传统路数，因为今天建筑担当的功能，使用的主要建筑材料、结构和设备以及施工技术，都与中国传统建筑有重大区别。清末造陆军部、大理院、火车站，为什么不交给样式雷和鲁班馆的师傅去做而采用洋法？非不为也，是不能也。中国建筑在近代转型转轨，而且主要靠引进外国建筑体系，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总之，到近代，在内部和外部的各种条件和力量的聚合作用下，北京出现了变化，初时是零星的、慢速的变化，随后逐渐加快，近三十年来进入了快车道。
       以后会怎样呢？有人担心，北京将变成另外一个城市，不再是北京了。
       不会的。单栋房屋可以完全拆除，不留痕迹，而城市，尤其是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有可变的成分又有不可变的东西，不可能完全拆除，不可能变成一座全新的城市。山脉、河川、地形、地势、气候不说，主要干道的格局就难变更，建筑物更新较快，但重要文物建筑是留存的。城区还有数十片有典型意义的历史文化保护地区。城市的改造更新是针对原来有缺陷、不适合的方面，好用的、优良的、优美的地方则保留之、发扬之。总之，北京城不可能全毁全变，亦不可能全保全留，这个城市经历的是有革有保、有废除有发扬，既有否定又有肯定的扬弃过程。
       所以经历了一百年的变化，北京许多地方的面貌已经变样，但北京依然是北京，到这里的人，会觉其新，但不会以为自己到了别的什么城市。伦敦、巴黎、罗马在近代都经过大的改建改造，不复是中世纪的旧城，但依然是伦敦，是巴黎，是罗马，它们都以各自的古都新貌，在担当现代功能的同时又展现特有的历史文化魅力。
       经历扬弃，北京将以东方独特的古都新貌现身于世界。
       海淀区蓝旗营叟于二○○七年七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