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对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最大贡献之一，是诞生了包括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在内的一批现代大型出版企业。假如没有商务印书馆，假如没有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东方杂志》、《小说月报》、《妇女杂志》、《学生杂志》，假如没有夏瑞芳、张元济、高梦旦等一批又一批商务文化人呕心沥血的经营，假如没有商务版的《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辞源》、林译小说以及众多新式教科书的出版，真不知道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文化的发展历史会是一副什么模样。商务印书馆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规模最大的出版企业，它不仅提供了现代中国第一流的文学、文化出版物，而且也培育了大量文学、文化人才，至于与之交往的文化人更是数不胜数，从梁启超、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到王国维、吕思勉、赵元任、陈寅恪、傅斯年、罗家伦、钱穆、冯友兰、朱光潜等，大凡二十世纪最有影响的中国文化人，都与商务印书馆有过往来。可以说，研究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文化史，离不开商务印书馆。没有了商务印书馆，很多事情便无从谈起。
解密商务印书馆的成功之谜，一定会让人联想到上海这座城市。人们会反反复复一而再再而三地追问，为什么是上海而不是中国的其他城市哺育了商务印书馆？对这一问题最简洁的回答就是：上海曾有过中国其他城市所无法拥有的社会发展条件。在所有对外开放的中国近代城市中，上海起步最早并且是城市化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一八四三年上海开埠，由此揭开了城市现代化进程的历史篇章。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积累，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上海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现代城市。像这样拥有众多人口的超大型商贸城市，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中国传统社会不是说不想拥有这种超大型商贸城市，而是缺乏产生和支持这种超大型城市的能力。说到底，中国传统城市的发展基础是一种区域内较为封闭的社会交流活动，生产条件和生产规模限制了它无限扩张自己的可能性。而上海的城市发展从一开始就是跨区域的国际资本的流通活动，它可以调动全球资源和资本市场来支持城市的发展。激情膨胀的上海，与现代国际资本的活动休戚相关。历史上的上海不仅是国际资本最活跃的空间，也是受国际资本震荡影响最大的城市。世界经济繁荣时，上海的经济也极为活跃，而世界经济不景气时，上海的市场立马会还以颜色。这种依赖国际资本市场而建构起来的城市，其产业分工也是适应了现代国际资本的需要，很多新产业的诞生是与世界同步的。以出版为例，中国传统社会中尽管也有印刷出版，但基本上都是作坊式的小型手工业。以现代水平来生产和管理印刷、出版，使之成为一种社会文化产业，在中国是从上海开始的。在一八九七年商务印书馆成立之前，上海已经有不少采用西方机器印刷技术的书局和新闻出版机构，如一八六○年天主教会创办的上海土山湾印书馆；同年迁居上海的美国长老会主持的美华书馆； 一八六八年开馆的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一八七七年基督教会设立的益智书会。其他像《申报》等一批新闻报馆也兼营印刷、出版业务。
在这些书局报馆出现之前，大概没有人想到可以通过机器印刷，办报办出版来赚钱，社会上各种行业中也没有新闻出版业一说。而商务印书馆最初的创始人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高凤池等人之所以想到创办印书馆来赢利谋生，是与当时上海的报馆书局林立，印刷出版渐成气候有关。从商务印书馆创办人的个人背景看，大都是教会学校出身，有过报馆书局的经营经验。据商务印书馆创办人高凤池《本馆创业史》所记，商务印书馆一八九七年二月在上海创办，真正的创办者是夏瑞芳和鲍咸恩。他们俩是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主办的清心书院的同学，毕业后他们在美华书馆和捷报馆有过排字、印刷和经营的经历。因为不堪忍受英国总编的辱骂而商定自己办印书馆。办印书馆最初的资金是三千七百五十元，由夏瑞芳、鲍咸恩以及他们的亲戚朋友集资而成。公司创办时与上海滩上很多印刷小作坊没有什么大区别，夏瑞芳因为头脑活络，社会关系较多，负责外面兜揽业务；鲍咸恩熟悉印刷技术，负责排字印刷，至于装订业务全都是家庭成员帮忙。初期公司的业务项目主要是帮一些商店印刷票据广告，同时也翻印一些英语教材和适应科举考试的字典、书籍。英语教材像《华英初阶》及《华英进阶》；字典如《康熙字典》等；服务于科举考试的书籍如《通鉴辑览》、《
纲鉴易知录》等。因为经营得当，一年后有盈余而扩大生产，公司也迁至更热闹的北京路。随后的几年中，商务印书馆购买了新式机器，新聘了沈之方等发行人员，业务范围也大大拓展，到一九○一年资本已从原来的三千多元增加到五万元。商务印书馆的顺利起步，在很多人看来，得益于夏瑞芳、鲍咸恩等人的精明能干，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我们还应该看到，成就他们出版事业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上海这所城市提供给他们的众多机遇。首先是传教士与各种外商创办新闻出版的成功经验所产生的示范效应和社会效应。以现代机器印刷手段通过新闻出版中介来谋取利润，这是西方人的发明。而在中国，则是通过上海的外商创办的报馆书局展示出新闻出版的发展前景。像美华书馆、申报馆等成功盈利的事例，不仅传递出这一领域潜在的商业发展前景，而且也给很多中国人以榜样的示范作用，越来越多参与其事的中国人相信，新闻出版是能够赢利发财的。
在商务印书馆之前，像王韬等早已涉足报馆书局事业。但在十九世纪前期和中期，毕竟还是中国新闻出版的草创时期，很多支持新闻出版的技术手段还处于建设之中，譬如连接欧洲以及北京、上海的电报电缆还没有开通，新式的印刷机器设备还没有大量引进，熟练的技术工人的培训尚待完成等。到了十九世纪中后期，这些支持新闻出版发展的条件逐渐完备。但即便是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很多在上海投资报馆书局的人员也没有像后来的夏瑞芳、鲍咸恩等人那么幸运，可以说大都失败了。失败的原因很多，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大多数经营报馆书局的人缺乏夏瑞芳、鲍咸恩那种对出版的职业敏感。譬如，商务印书馆创业时获利最多的业务是翻印英文教科书。当时上海滩上学英文的人很多，但苦于没有很好的英文教材，商务印书馆将英国人培训印度人的英文教材翻印过来，当然市场行情看好。英文教材出版赢利是商务印书馆从单纯的商务印刷转向书籍出版的最初尝试。夏瑞芳等之所以有这种职业敏感，与他们早年在上海所受的教育以及个人经历有关。清末民初上海的民营出版机构并不少，但有着像夏瑞芳、鲍咸恩这种教会背景的经营者并不是很多。他们早年在教会学校就读，对英语学习有所体会，知道英语教材是怎么回事，所以，对出版《华英进阶》等英文教材有一种职业敏感；因为教会背景，他们能够进入美华书馆和捷报社，学习西文排字以及相关的印刷技术。同时也因为教友关系，他们请来谢洪赉牧师帮忙注释英文教材，使得商务出版的英文教科书配有中文注释，便于阅读，这样赢得了更多的读者。
从夏瑞芳等人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上海的城市文化环境给他们提供了事业成长和发展的条件。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出版经营人才，不仅能够敏锐地感觉到现代社会发展需要什么，而且也懂得生产出能够满足这种社会发展需要的文化产品。商务印书馆在上海的诞生以及成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具有现代意义的社会空间的培植以及与产业之间的互动关系。在传统社会中根本不可能成为社会支柱产业的新闻出版，因为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影响，不仅成为产业，而且培育出了一批成功的企业和经营者。假如换一个城市，换一个空间，即便有精明的经营头脑，但没有这样的环境气氛和生产条件，也没有这方面的文化需求，要成就出版事业终究是难的。所以，包天笑在《钏影楼回忆录》中曾谈到，清末民初国内很多人都想办刊办报办出版，但要做成这些事，只有到上海来才行，因为上海是当时中国新闻出版的中心，在这里一切条件都很便利，它能够做到国内其他地方做不到的事。
在商务印书馆发展过程中，张元济是所有人都会注意到的重要人物。张元济是清末翰林，做过总理衙门章京，参与过戊戌变法，后因变法失败而被革职。他到上海后担任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因为翻译出版书籍，而与夏瑞芳有交往。一九○二年受夏瑞芳的热情邀请，张元济毅然辞去南洋公学的职务到商务印书馆任职，担任编译所所长。一般研究者都将张元济加盟商务印书馆视为是商务发展史上的一大转折。这样的评价应该说是符合实际的。在张元济到商务任职之前，商务尽管印刷出版了一些书籍，但无论在文化理念还是社会影响上，都没有明确的定位。只是在张元济手里，商务才完成了文化商务的企业建构。所谓文化商务，一言以蔽之，就是用出版来引领中国的社会文化发展。
张元济是一位有文化抱负的读书人，他“以扶助教育为己任”，认为中国当务之急是人才培养，人才培养不能只是精英教育，而应该从基础教育抓起，通过中小学教育，来普及现代文化。要做好这项工作，第一项工作是编写出一套适应现代教育的中小学教材。为了编订这套新式教科书，商务印书馆成立编译所，张元济出面邀请高梦旦、蒋维乔以及后来的杜亚泉等一批有经验的文化人做编辑，同时也聘请日本的教科书专家长尾、小谷重等人做顾问。围绕新式教科书工作，张元济设置编译所，聘请文化人，完成了对商务印书馆的改造。从此，商务不仅成为上海文化人最集中的文化机构，也是国内最受瞩目的文化出版中心。王云五在《本馆与近三十年中国文化之关系》一文中说：“教科书为教育之工具，亦即促进文化之要素。我国编辑教科书，始于南洋公学之译书院。然自主持是院之张菊生君来长我馆编译所，教科书之中心遂移归我馆，且发扬光大，远胜于是院。……学制经一度之革新，我馆辄有新教科书之编辑，以应其需要。议学制者犹坐而言，我馆即已起而行。且政府做事迟缓靡费，远过私人经营。民国以前，供给教科书者只本馆一家。”
商务印书馆能够引领中国的文化，仅教科书一项就可以见出。一九○一年清政府施行“新政”，其中有设立小学堂的动议。但清政府自己无力承揽新学堂的建设以及教科书的编订，只能允许民间办学编订教科书。当商务编译所在张元济领导下认真编订新式教科书时，与此相对照的清政府学部也在编订教材，但情形与商务完全不同。据江梦梅《前清学部编书状况》一文所记：“吾国官场办事，毫无心肝，毫无条理。学部编书局非无人材，然在外间或可编出适用之书，在部则决无其事，一则应酬甚繁，安能全力办公。……二则局员分编辑、校勘二种。编辑者尚有明教育之人，校勘者大概词林中人，不知教育为何物，持笔乱改；每有原稿尚佳，一经校勘，反不适用者矣。校勘之后，尚须呈堂官，较校勘者辈分愈老，顽固愈甚，一经动笔，更不知与教育原理如何百悖谬。然以堂官之威严，何人敢与对抗。”一九○六年清政府第一次审定初等小学教科书时，呈送教科书有一百零二种，其中民营出版机构编订的教科书八十五种，而商务印书馆一家就有五十四种，不仅大大超过了学部所编教科书总数，而且稳居国内教科书出版的第一把交椅。在推进近代教育文化建设方面，清政府学部远不及民间有作为，而民间文化机构中，商务印书馆的贡献最为突出。正是靠着教科书的市场优势，商务印书馆在十多年时间里一跃而成为上海滩上的大型企业。据庄俞《三十五年来之商务印书馆》所记，一九○一年商务总资本为五万元，一九○三年为二十万元，一九○五年一百万元，一九一二年为一百五十万元，一九一三年二百万元，一九一九年三百万元，一九二一年达五百万元。
商务印书馆把自己的经营理念总结为“在商言商”和“文化本位”。前者的意思是指出版机构不能不考虑赢利，一切都要围绕商业经营来进行。后者是指出版机构不是单纯的赢利机构，而应该做与文化事业相关的事。商务印书馆在张元济手中完成了从印刷工厂到出版机构的文化改造，靠出版新式教科书等，积累了雄厚的资本。有了钱，张元济更是要实现自己的文化理想。假如我们对照张元济与后来王云五做的出版项目，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张元济做的是高精尖的出版工作，像《辞源》、《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等项目，不是单靠金钱的堆积就可以实现的，而是必须有长期积累练就的文化素养和文化眼光，还有就是学术组织方面的感召力和亲和力。王云五主持商务所出版的《万有文库》等大型丛书，走的是知识普及的道路，就难度而言，是远远不及张元济的工作。正因为张元济的这种杰出贡献和社会影响，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在评选第一届院士时，张元济是唯一一位以出版家身份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的。
商务印书馆得益于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上海城市环境，它同时也是当时上海最强有力的文化组织机构。一九四九年以前的中国文化，一般人喜欢以南北来划分，谈及北方京派，自然想到北大、清华等大学研究机构，而南方海派文化，主要代表是书局报馆。在上海的书局中，商务印书馆自然是第一块招牌。当时国内很多重大的文化组织工作，往往与商务有关。譬如蔡元培先生改革北大，幕后英雄是张元济。张元济不仅印刷、出版《北京大学月刊》和《北京大学丛书》，而且亲自北上，结交新文化人士，邀请胡适到商务来任编译所所长，在胡适表示不能来时，又请他推荐人选，对胡适推荐的王云五委以重任。其他像罗素、杜威、泰戈尔等来华访问，都得到商务的支持和帮助。商务印书馆资助过很多文化人，如蔡元培、罗家伦留学的经费，梁启超、胡适、陈独秀等都拿到商务的馆外编辑经费。商务印书馆资助这些文化人，说到底是为了保持与这些文化人的联系，使自己在文化界始终拥有良好的影响。这当然也是海派文化对外辐射的一个方面。事实上，从一八九七年商务创办于上海，到一九五四年搬迁至北京，作为一家民营出版机构，尽管有过坎坷，尽管招致过历史上一些文化人的批评，但商务印书馆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史上所创造的文化奇迹，至今依然是中国文化人所向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