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种出版物，发行量大，流通面广，但历来不被思想史或文化史专家关注，一是教科书，二是辞书。出版家则不一样，曾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参与编纂《新字典》和《辞源》的高梦旦，就坚定地宣称：“教育之普及，常识之备具，教科书辞书之功为多。”在我看来，此话当真，不算“王婆卖瓜”。对于影响一时代普通人的知识结构、文化趣味以及思维方式，辞书和教科书均功不可没。正因此，我曾仿照梁启超的说法，将学校、辞书、教科书作为另一个“传播文明三利器”。理由是，费时费力较多、讲究通力合作，故无法“千里走单骑”的辞书出版以及教科书编撰，如强劲的后卫，支撑着整个社会的学术积累与知识创新。
同样以普及知识为己任，辞书和教科书的定位还是略有分别。讨论教科书的功过得失，教育家最有发言权；至于为何以及如何编纂辞书，出版家的意见值得重视。上述高梦旦的话，其实并不完整；虽则并列教科书和辞书，高强调的重点在后者：“欧风东渐，学术进步，百科常识非一人之学力可以兼赅。而社交日用之需要，时又不可或缺。夫文词如是其浩博也，学术如是其繁赜也，辞书之应用，较教科书为尤普。”一九一五年，也就是《新字典》出版三年后，两部重要辞书面世——商务印书馆推出了《辞源》，中华书局则印行了《中华大字典》。后者的主编陆费逵称：“世界愈文明，字典之需要愈急”（《〈中华大字典〉叙》）；而前者的主编陆尔奎亦云：“一国之文化，常与其辞书相比例”；“国无辞书，无文化之可言”（《〈辞源〉说略》）。你可以说这是当事人的“自吹自擂”，我则认定，在这些“广告语言”背后，确实隐含着一代出版人普及知识、启迪民众的雄心壮志。这种混合着启蒙心态与商业计谋的“论说”，很真诚，也很狡猾，不可全信，也不可不信。
相对来说，我们可能对蔡元培的话更有信心。就在出任北大校长的一九一七年十月，蔡元培撰《〈植物学大辞典〉序》，称：“一社会学术之消长，观其各种辞典之有无、多寡而知之。各国专门学术，无不各有其辞典，或繁或简，不一而足。”学术发展与辞书编纂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可谓“互为因果，流转无已”。此大辞典乃“集十三人之力，历十二年之久，而成此七百有余面之巨帙。吾国近出科学辞典，详博无逾于此者”，故值得大力表彰。更重要的是，蔡元培借此大辞典的出版，表达了如下期待：“所望植物学以外，各种学术辞典，继此而起，使无论研究何种学术者，皆得有类此之大辞典，以供其检阅，而不必专乞灵于外籍，则于事诚便，而吾国学术进步之速率，亦缘是而增进矣。”
至于为何这么看重辞书的编纂与刊行，蔡先生只从“学术进步”立说，不及此前严复和黄人的论述精致。在严、黄二君看来，知识广博固然很重要，但更值得关注的是，国人对于新学说的望文生义、囫囵吞枣，需要权威的辞书来加以“界说”与“辨正”。一九○八年，严复应商务印书馆之邀，为颜惠庆等编著的《英华大辞典》撰写序言，特别称誉西方辞典之花样繁多，有数十巨册，也有盈握小书，至于注解，更是各有擅场。“凡国民口之所道，耳之所闻，涉于其字，靡不详列。凡此皆以备学者之搜讨，而其国文字所以不待注解而无不可通也。”三年后，严复又应邀为黄人编纂的《普通百科新大辞典》作序，特别指出为何需要好的大辞典，就因为国人读书“不求甚解”：“其尤害者，意自为说，矜为既知，稗贩传讹，遂成故实，生心害政，遁邪淫。然则名词之弗甄，其中于人事者，非细故也。”作为学部名词馆总纂，为一位大学教授编纂的“大辞典”写序，应该说是责无旁贷；更何况，二人同样坚信，借编纂辞典来严定界限，甄别名词，可以改变国人“意自为说”的陋习。
主编《普通百科新大辞典》的黄人，在序言中，对“吾国之仅有字书、类书，而无正当用词之专书也”表示极大的不满。因为，在他看来，国人之所以立说不严、思维混乱，缘于“字书之简单而游移，类书之淆杂而灭裂”；而这，直接导致了近代中国的落后。辞典之优劣，体现一国教育及文化水平之高低，这我相信；至于将晚清的国势衰微，与传统字书、类书之游移、淆杂相链接，似乎过于“微言大义”了。不过，借辞典“严定界限”，约束其时已变得汗漫无所归依的“新知识”，这一思路，明显属于学问家或思想家，而与革命家殊途——后者更倾向于使用“大字眼”来激励人心。这与严复一贯追求“改良”而非“革命”的立场，有直接的关系。一九○二年，严复在《与〈外交报〉主人书》中，谈及他所拟想的“教育办法”，共有九条；最末一则强调“中国此后教育，在在宜著意科学”。这里所说的“科学”，当然不限于自然科学，而是代指整个学问。我关注的是，无论古今中外，学问确实“多朴茂之意”，也确实应力避“道听途说”。在这个意义上，眼看着西风日紧，严复、蔡元培等人格外看重各种专业辞书（包括字典、辞典、百科全书等），是有其深意的。
清末民初，近乎天翻地覆的社会变迁，导致已有的知识系统遍布裂痕；旧的意识形态日渐崩溃，也就意味着新的知识秩序正逐步建立。与之相适应的，便是各式辞典（还有教科书）的积极编纂。这里需要的不是零星的知识，不是艰涩的论述，也不是先锋性的思考，而是如何将系统的、完整的、有条理有秩序的知识，用便于阅读、容易查找、不断更新的方式提供给广大读者。表面上看，这些强调常识，注重普及，兼及信息、教育与娱乐功能的语文性或百科性辞书，不如著名学者或文人的批判性论述精彩（或曰“入木三分”），但其平易、坚实、开阔、坦荡，代表了“启蒙文化”的另一侧面，同样值得重视。
一般认为，是康有为一八九七年在《日本书目志》中，首次将“百科全书”这一概念带进了中文语汇。一九○六年至一九○七年间，享有第十版《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版权的英国泰晤士报馆，曾委托上海的商务印书馆代其销行这套四千余万字的大书。除在各报刊登广告文字，商务印书馆一九○七年还印行了一本题为《大英百科全书评论》的小册子，收入严复、辜鸿铭、李家驹、颜惠庆、李登辉五文，以及《中外日报》、《时报》、《新闻报》、《南方报》和《申报》上的相关评论。晚清大名士辜鸿铭是这样推介《大英百科全书》的：“西洋今日之学术，沿于犹太、希腊、罗马，亦可谓极其广大而尽其精微矣。独是西学分门别类，各有专科，提要钩元者，莫如类书。类书凡数十种，尤以近日太晤士报馆所出之百科全书为最备。”而署“曾充上海约翰书院教习、丙午年应留学生考试取列最优等第二名、钦点译科进士”的颜惠庆，则称百科全书“即作中国进化券观亦可也”。因为，英国之所以富强，就因为其国“学无无用之学，人无不学之人，学术深而知识浚”；而这，又与其百科全书之浩博相因果。最能显示那个时代学术水平的，当推严复之文。严复此文曾以《英文百科全书评论》为题，刊于《寰球中国学生报》五六期合刊（一九○七年六月）。先是渲染百科全书的包罗万象，继则追溯十八世纪法国百科全书学派的崛起，篇末点题，说明“家置一编”的必要性——因是应邀而作，如此展开论述，在情理之中。最重要的是，此文专注于狄德罗等编纂《百科全书》的具体过程及其与启蒙运动的关系——即所谓“洎书成而革命之期亦至矣”。
谈及清末百科全书（或百科辞书）的宗旨、目标及编纂策略，首先应该关注的，当然是编纂者。纂辑《时务通考》的杞庐主人，在序言中洋洋洒洒，从马端临的《
文献通考》说到清代的《皇朝通考》，再转到道光年间如何开海禁，接下来方才是编纂此三百万言大书的意图：“有见于泰西之政治，时时隐合三古以来垂治之遗意，其学术更能夺造化之功，爰时取其法而行之，以辅政教之所不逮。繇是时务典籍，又为经济之一大端，而统汇之书缺焉。仆纠集同志，贯串群言，合为一书，曰‘时务通考’。”称泰西政治“隐合三古以来垂治之遗意”，是为了减少文化输入时常见的巨大阻力；无论编者还是读者，真正关心的，都不是“三古”，而是“时务”。另一种“讲求时务”的大书——钱颐仙辑《万国分类时务大成》，同样刊于一八九七年。书前有凡例十七则，最有趣的是这一则：“是编采缀搜罗，考异辨同，凡无关于时务者概不摭入。间有中国议论发明，外国时事亦择其紧要者采入，以资考证。学者读此一编，抵读千万篇西国文字，任拈一题，任构一艺，定皆得心应手，如悬崖绝壁撒手横行，不复有攀萝扪葛之苦。”此类高调论述，兼及政治与商业，在清末百科全书的序跋中多有出现。只是“如悬崖绝壁撒手横行”这样的“警句”，难得一见，更多的是近乎“八股文章”的广告文字。一八九八年刊行的《洋务经济通考》，编者到底是谁，说法不一；这么一来，那确凿无疑的出版者，其态度更为要紧。鸿宝斋主人在该书叙言中称：“近年以来，朝廷切实振兴，力除积弊，广通言路。种种所颁新政，类皆效法西人。然则士生今日，怀经世之学济变之才，尤贵能洞达夷情。”正是为了所谓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出版者方才约请有心人编就此“分门十有六，网罗数千篇”的大书。有清一代最后十几年，学界及出版界均大有长进，轮到曾朴、徐念慈登场，已经不能再含糊其辞，使用“洞达夷情”、“有关时务”之类不着边际的大话了。若《博物大辞典》（上海宏文馆，一九○七）的七则“例言”，便是条条都有着落。请看第一则：“我国通行学界者，只有字典，而无辞典。自译籍风行，始有注意于撰普通辞书，以便读者诸君之检查。本书为教师学生读书参考之用，莫要于博物一科，因先编纂付刊，余当续出。”百科辞书的编纂策略，从“辑”到“编”到“译”，终于走到了“撰”；主要的拟想读者，从传统士大夫转为新学堂的教师学生；辞典专攻对象，不再满足于政经或文史，而是纯粹的自然科学（包括动物、植物、矿物、生理四部分）了。
同样值得关注的，还有那些百科全书（辞书、丛书）序言的作者，因其中颇有名动朝野的有识之士。这些人大都博学，政治上倾向于“改良”——既非“守旧”，也不“革命”。如晚清状元，著名教育家、实业家张謇，曾为英国人艾约瑟译编的《西学启蒙十六种》撰序，称：“是书盛行我中土，才智聪明之士，必不惮殚厥精能，以求造乎其极，庶几富强之术，不让泰西独步。”“曾门四弟子”之一、兼具文才与使才的薛福成，为邹编《万国近政考略》作叙，批评近日之谈洋务者，“非失之迂，即失之固”，只晓得“声援气引，粉饰粗疏”，并没有真学问:“呜呼，洋务之不易言，通才之所以难得也。”言下之意，谈社会改革，非有此类百科辞书之指引不可。著名金石学家、历官广东、湖南巡抚的吴大，为《时务通考续编》所撰叙言，谈及此前出版的《时务通考》之功德：“凡环球各国是非得失大小强弱之故，鳞集锦萃，一经披览，靡不了然，谈经济者几于家置一编，奉为善本，备异日敷陈规划之资。”至于晚清大儒俞樾，在《新学大丛书》的序言中称：“日本地居五岛，蕞尔微区，而自明治维新三十余年来，讲求西法，辑译成书，以资考验，故今日得于文明之列。而中国地大物博，反不如也。于是圣天子锐意求新，立行变法。乃下谕臣工，博采西法，师彼之长，补我之短；取彼之优，助我之绌。一时朝野上下，欢腾众口，振作精神，力行新政，维是风气初开。”接下来，顺理成章的，就是编纂新学辞书及丛书的重要性。
晚清亲自参与百科辞书编纂的，偶有名士，若马建忠、钱恂、曾朴、黄人等；但更多的是“非著名”人物。而借助于俞樾、吴大、薛福成、张謇等序言的鼎力推荐，起码让当时以及后世的读者，明白这些大型出版物对于时人的意义。书局之积极刊行此类“百科全书”，除了寻求新知、变革社会的宏愿，可能与晚清新政的展开相纠葛，也可能只是为了适应科举考试的变化。走出纯粹的辞书编纂技术考察，将其置于生死存亡、波澜壮阔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晚清百科全书的研究，或许可以获得极为广阔的阐释空间。
一九七九年，姜椿芳为《百科知识》月刊撰写“代发刊词”，题为《为什么要出〈中国大百科全书〉》，其中特别强调：“百科全书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文化面貌”；“出版百科全书是一项科学文化的基本建设”。文章还提及狄德罗等主编《百科全书》和纪昀等主编《四库全书》差不多是在同一时期，前者起了巨大的启蒙作用，后者“当然也有不可低估的价值，但所起的作用是不能和法国《百科全书》同日而语的”。还有一点，姜先生尚未谈及，那就是，作为一项重要的“文化工程”，百科全书（或大型类书、丛书）到底更适合于政府主持，还是民间独立完成。无疑，二者各有利弊——由朝廷出面，要人有人，要钱有钱，但容易走向思想钳制；（鲁迅《病后杂谈之余》中有激愤语：“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变乱旧式，删改原文。”）让民间做主，则往往遇到经费窘迫之困境（严复《英文百科全书评论》提及狄德罗等主编《百科全书》：“编辑汇著之人，屡濒于难”）。或许，天底下本就没有“万全之计”。
既然是浩大的“文化工程”（而非学者或文人的个人撰述），投入肯定少不了。这个时候，作品（假定就是“百科全书”）的学术水准，往往与其经济实力成正比。因此，专家多建议，编纂大型辞书，最好是由科学院、大学或基金会来支持。而在晚清，朝廷风雨飘摇，根本没有闲心闲钱来管这种“闲事”；大学刚刚创立，自身地位尚且难保，也不可能有如此大手笔；说来说去，唯有新近崛起的书局，出于文化责任以及商业眼光，还有兴趣“赌一把”。这种局面，直接决定了晚清“百科全书”的编纂策略及实际效果。
编纂辞书，可雅可俗，既是社会责任，也是生意经。而且，这雅俗二端，有时无法截然分开。想想民国年间如日中天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都是靠辞书或教科书起家的。这不是什么商业秘密，但凡做出版的，都会拼命抢占这两个市场。当然，正因竞争激烈，且投入较大，拼辞典、教科书而血本无归的，同样大有人在。在这个意义上，编纂百科全书，也可以是一种“启蒙的生意”——这个词，是从美国学者那里学来的。罗伯特·达恩顿在谈及《百科全书》时称，启蒙不仅仅是精神，还可以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文化产品”；因此，“启蒙”也有个生产和流通的过程。故狄德罗的《百科全书》不仅是十八世纪思想文化史上最伟大的著作之一，也是“十八世纪最大的生意之一”（参见《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一七七五—— 一八○○）》，罗伯特·达恩顿著，叶桐等译，三联书店二○○五年版，508页）。同样道理，清末的百科全书，既有俞樾、张謇以及严复、黄人等所论述的“崇高使命”，也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出版生意。
既然是生意，就有个“成本核算”的问题。投入多少，利润如何，到底是赚还是赔，某种意义上，决定了晚清百科全书之是否“可持续发展”。而这，不只牵涉到编纂者的才能、出版社的实力、学界的视野，还有读者的趣味——后者直接影响了这些大型出版物的购买、阅读与消费。诸名士慷慨陈词，说得天花乱坠，但若读者不买账，一切都落空。有足够的理由说明，清末民初的中国人确实需要此类“百科全书”；可现实生活中，这些出版物的社会认知度以及销售状态，都不是很理想。
按照当年的阅读人口，晚清“百科全书”的种类其实已经很可观。只是书编印出来后，没能广泛推行，对读者的影响力相当有限。与其怨读者不争气，还不如反省自家的编纂策略。古今中外，凡编纂大型辞书或丛书，如何有效管理，都是个无法回避的难题。如果是“重大文化工程”，属于“国家行为”，钱大概不成问题；但假如是个人行为，由书局承担编纂费用，则编纂者的精耕细作，必须配合经营者的精打细算。即便你不是有心造假，单是赶工期、减成本等巨大压力，也都可能迫使你放弃精雕细刻。
实际上，晚清编纂的众多“百科全书”，无论以同期西洋或日本的标准来衡量，还是以清人治学的趣味来品鉴，都显得相当粗糙。《万国政治艺学全书》之“殚数人之力，需数月之久，博采东西新译诸书”，即大功告成者，固然是太草率了；即便黄摩西编《普通百科新大辞典》，也不过用了一年时间。之所以如此“兵贵神速”，那是因为，晚清的百科全书有直接译自西文或日文的，有连编带译的，也有的只是搜集、整理、剪贴；真正用心搭建理论框架、撰写相关词条的，为数不多。考虑到那时候已有不少关于西方文明及科学技术的书籍译成中文，再加上报章多谈“格致”与“时务”，只要你有心有力，肯下工夫，都能编成类似的“通考”、“大全”、“撮要”、“便览”；至于水平，那就很难说了。
据说十七世纪的词典编纂者斯卡利格曾用幽默的语调称：“十恶不赦的罪犯既不应处决，也不应判强制劳动，而应判去编词典，因为这种工作包含了一切折磨和痛苦。”（参见拉迪斯拉夫·兹古斯塔主编、林书武等译《词典学概论》,商务印书馆一九八三年版，13页）说编辞书是苦差事，那指的是老实人；若偷工减料，辞书是很好编的。近年中国之“辞书热”，看中的正是其巨大的商业利润，以及编纂时很容易鱼目混珠。除了专业研究者，没有人买辞书前一页页检查的；都是略为翻翻，再看看专家的推介（这年头，肯花钱，不愁找不到抬轿子的“专家”）。只要印刷精美，肯花钱做广告，加上高定价、低折扣，不愁卖不出去。如此恶性竞争，导致辞书质量急遽下降，本该最可靠最稳妥的辞书，如今成了最危险的“读物”。从剖析“王同亿现象”（参见于光远、巢峰等著:《我们丢失了什么——“王同亿现象”评论文集》，商务印书馆一九九九年版），到呼吁“拯救辞书”（参见邢东田编:《拯救辞书——规范辨证、质量管窥及学术道德考量》，学林出版社二○○四年版），当代中国“辞书热”背后的蹊跷与尴尬，让我们对于晚清百科全书之不尽如人意，多了一点“理解之同情”。
像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那样，借研究《百科全书》如何从出版商的计划变为现实，看“启蒙运动”物质化的过程，这是个绝妙的主意。但能不能将某部辞书的生产及传播过程，讲成“一个好故事”，取决于，第一，“这可不是随便一部什么书，而是启蒙运动中最重要的著作——狄德罗的《百科全书》”；第二，要想“搞清楚生产和销售一部书的过程中出版商如何草拟协议、如何编辑处理文稿、印刷商如何招募工人、销售商如何推销”等（参见:《启蒙运动的生意》,508、4页），没有大量档案资料，那是开不了口的。不幸的是，我们谈论清末民初的百科全书编纂事业时，碰到的正是这个难题。
记得达恩顿几次提及自己的研究得益于“好运气”。因某些偶然因素，你走进了“历史学家的梦境”，发现一个等待有心人去发掘的档案宝库，那真是“苍天保佑”。具体说来，就是达恩顿经过不断的追踪，寻觅到了瑞士最大出版公司纳沙泰尔印刷公司的档案库，发现那些从来没有人用过的材料：“我很大一部分学术生命都是对于接触到这一丰富得令人难以置信而又没人看过的档案库的回应：五万份信件和记事本以及其他材料，保存得完好无暇，就等着有人来看。”（参见《新史学：自由与对话》，玛利亚·露西亚·帕拉蕾丝－伯克编，彭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二○○六年版，204—206页）正是这些沉默多年的信件，制约着、或者说规定了作者的学术思路，乃至学术生命。
二十年前，我曾大发感慨，明知应该注重文学艺术生产方式的改变对文学艺术形式的深刻影响，可相关档案资料的缺乏，限制了这一学术思路的展开。考虑到出版业对中国现代化之路举足轻重，以下说法不算太离谱：“倘若能公开或整理出版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收藏的大量书信，我相信现代文化史的研究会有大的进展。”（参见拙文：《书札中的文人与书局》，《读书》一九九二年六期）那是我读《中华书局收藏现代名人书信手迹》以后的感想，意见发表后，如石沉大海。后来才知道，不是书局不想做，而是做不到——我们的现代出版业，一路走来，风风火火，跌跌撞撞，没有那么一种从容与澹定，因而不太重视档案资料的管理。更何况，先有炮火纷飞，后是“运动”连场，侥幸留存下来的，多为“名人墨宝”，而非“历史资料”。
没有足够丰富的档案资料，讲不成一个有关清末百科全书的“好故事”，但我们可以调整笔墨，考察西方辞典的编纂方法及内容如何与中国传统的类书体式融合，以至于最终改变了近代中国的知识体系；也可以辨析已刊诸多百科全书中，哪些是暗度陈仓，哪些是移花接木；还可以探究新旧分类法如何杂糅交叠，造成一种“纠缠的知识”，以及高层政治如何与民间书局合力，以利于“新政”的推行，等等，等等。如此探案，可能曲径通幽，也可能一马平川；可能山重水复，也可能柳暗花明。好在刚刚起步，一切都有可能。
（《近代中国的百科全书》，陈平原、米列娜编，北京大学出版社二○○七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