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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长]既然喜欢就要做好
作者:野 果

《青年文摘(红版)》 2004年 第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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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爱好这个职业,别人也给了她这个机会。但不幸的是,她自始至终没有精于此业,也自始至终没有为自己赢得职场上最宝贵的无可替代性,等失去工作之后才明白拥有工作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才明白工作并不仅仅是谋生手段……
       我没有想到,为了领报社记者节发的这二百块钱,郭辉还会大老远亲自到报社来。
       今年是郭辉从报社待岗的第二年。郭辉,32岁,某大学图书管理专业毕业,读大四时,她本来应该到什么图书馆去实习,不知为什么却想当记者,于是托了人想方设法来到我们报社,后来居然又被摄影部主任看中,被要到摄影部当了资料员,接着又在摄影部评上了中级职称。当时我是版面编辑,经常到摄影部找照片,于是就和她多了些来往。
       在报社,说是待岗,实际上和社会上的下岗没有什么区别,关系放在人事处,每月只给80%的工资。而郭辉待岗是由于前年的报社改革,报社先让编辑记者竞聘各部门的正副主任,待各部门主任就位之后,再由各部门主任聘任本部门的编辑记者以及编务。就在那一次,报社有三个人被甩了出来,落聘了,其中就有郭辉。郭辉那段时间忙得很,到处找人谈,几乎所有的部门主任都找遍了,但得到的答复都是再等等。郭辉非常郁闷,就找我哭,哭过好几次,弄得我心情也很不好,我曾和她就此事专门探讨了好几次。问她是不是得罪了部门主任或报社领导,她说一点也没有,她和主任关系还挺好。这就奇怪了,主任为什么会把她甩了呢,我很纳闷。
       我自觉比她早来几年,算是老人了。于是就找原来要她来的摄影部主任理论,我说,人家郭辉要的条件并不高,无非还想在你这里当个资料员,她人仔细,帮你们这些邋里邋遢的大老爷们儿管管照片资料什么的,不是挺好,人家学的是图书管理专业,干这个正对口,再说给你干了这么些年,不是也没出什么娄子吗,你怎么就把人家给甩了呢?
       没想到这个竞聘之后依然留在原位的老主任却笑了,他说,其实这事你应该回去问郭辉,她在我这里呆了不是一年两年。当年她实习是我把她要来的,干得怎么样她自己心里知道,你也别多说什么了,至于郭辉,你让她接着好好读她的外语,不论将来有多大学问,有空也常回来看看。
       我没有办法,只好回去告诉郭辉。郭辉当时眼睛通红,咬着牙对我说,这样也好。他既然这样逼我,我也正好逼自己一下,踏踏实实走这最后一条路,也不想别的了。
       我知道郭辉所说的最后一条路指的什么,而且郭辉的决定其实也在我意料之中。因为我知道,在郭辉来报社当了资料员没多久,就开始厌烦这个工作了。因为这离她的理想太远,她想干记者,但写的稿子又经常被毙,偶尔托编辑高抬贵手,不过是几篇千字小文,也没啥味道。郭辉很虚荣,总想在报社出人头地,看走这条文字路不行,她就想在学历上高人一头,曾设想过考研究生,甚至还想研究生读完再读博士。一次我去摄影部拿照片,看到她捧着外语书在看,就开玩笑说,摄影部真不长眼睛,让这么博学的人当资料员,不是耽误人吗。没想到郭辉却说,别着急呀,几年之后你再看看,我想给他个机会,看敢不敢用博士学历的资料员。我当时只随便笑笑,并不明白她的意思。后来又听说她要考GRE办出国,但进行得怎样,到了哪一步,我却一点不知道,因为报社已经走了好几个,所以再多一个想出国的,也没人当回事。
       郭辉待岗之后很长时间,我都没有郭辉的消息,给她打过电话,她说很忙,正在上课,我怕打搅她,就没再和她联系。今天,突然见到她这样春风满面,让我也很高兴。
       那天郭辉站在我桌子旁边,随便翻着报纸,问我:“活儿还做得那么精?”
       我说:“不精怎么办,又不像你,一人吃饱了全家不饿,你日子过得怎么样?”
       她得意地笑笑:“这回才知道什么叫自由,早上外面不管刮风下雪,你可以舒服地躺在被窝里做美梦睡懒觉,恐怕你没机会尝这滋味吧,你看我的皮肤,皱纹全没了,告诉你,抹什么都没用,就得休息,像你这么没日没夜的,你知道得付出什么代价?就是皱纹呀!”
       我当时很奇怪。她肯定是在哪方面有了结果,否则,不会这样志得意满,活得这样滋润。
       我问她:“出国的事怎样了?”
       “出国?出什么国呀,我看这样呆着挺好,出国多傻呀?”
       我又是大吃一惊,这可不像郭辉说的话,因为我知道,除了考研究生,出国简直就是郭辉心里的一个结。记得还在报社时,只要谁或者谁家孩子出国读书了,郭辉的眼里,都会流露出一种非常神往的目光,总会羡慕地赞叹一句:哎呀,瞧他们多幸福啊。当时我很不理解,我想,如果家里有什么关系在外面,或者父母是大款,能给些资助,出去混个洋学历也无妨,可她在外面无亲无故,父母无非是小城市的工薪族,出国这个念头,怎么会在她心里这么根深蒂固呢,况且这儿的工作又不错,也有发展前途,难道仅仅是虚荣吗?而现在,她突然又改变了主意,说出国傻了,这又是怎么回事?
       我不好再问,又不好不理她,只好拿一次性杯子给她倒水。谁知我刚要离开,却突然听到她小声嘟囔了一句:“我被大使馆拒签了。”
       我愣了一下,没敢说话,接完水,把水放在她身边,这时,我看到她的脸色,已经没有刚来时那样光润了。
       那天郭辉到工会领了记者节报社发的二百块钱,到我这告别,我让她等我忙完请她吃晚饭,她答应了,说在报社咖啡厅等我,但是等我做完版到咖啡厅找她,服务员却说她根本没来,我心里很别扭,决定去找她。
       我开车过去,很想给她个惊喜,没想到路上堵得太厉害,只好给郭辉打电话,告诉她我正在路上,让她在家等我。她犹豫着只说了一句:你还来看我呀?一点也不热情。
       我和同事曾去过她的住处,那是北京城西一个很乱的家属院,郭辉在那里租了一套一居室,每月八百元,而报社给家在外地的未婚职工每月报销七百元租房钱,因此她等于是白住。记得当时她的小家布置得很有情调,像个小艺术馆,而且郭辉特别会做饭,因此坐在她家,我们谁也不想离开。但不知为什么,此时我却突然想到,不知郭辉待岗之后,报社每月还给她报销这七百吗?如果不报,她待岗后的80%工资顶多只有一千多元,除了交房租,可只剩下几百元了。在北京这个高消费城市,可怎么过呢。
       郭辉打开房门的时候仍然不热情,我进去才发现这房子的布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全没有上次来时的小资情调。我问:“报社现在还给租房钱吗?”
       “你没病吧,这事还用问,你不给报社练活儿,在家呆着,给你80%工资就不错了,明摆着是让你自己找去处呢,还给你报租房钱?”
       我不说话了,四处看了看,大概明白了她离开报社后的处境。
       “试着找过别的工作吗?”
       “给一些单位发过简历,一个也没给回音。”
       我替郭辉难过,也骂了起来:“报社把人说踢就踢了,眼都不眨一下,咱报社那两个下岗的现在怎么样了?”我想他们同病相怜,应该知道些消息。
       “不清楚,估计也没找到地儿了,什么岁数了,人家要你干吗?我当初就是没选对专业,否则,能让他看笑话。”我知道她说的是谁,而且知道,除非摄影部主任再把她聘回去,否则他们之间的仇,算是解不开了。
       于是我决定,一定要竭尽全力,帮郭辉这个忙。
       第二天我一上班,就给摄影部主任打电话,约他晚上吃饭。
       晚上,我在饭桌上给摄影部主任敬酒,我看老主任有了些醉意,这才摊开了话题,我说:“您知道您的老部下郭辉现在过得怎样吗?”
       他不说话,只是喝酒。好一会儿,他才看着我说:“我知道对不住她,你说吧,她现在缺什么,只要我能帮上的,出多少钱,咱没二话,但是让她回来你就别提了,我不能对不住我手底下这几个弟兄。”
       难道真有这么大的仇吗?我有些惊讶了,于是更想弄清其中缘由。
       原来当年郭辉到摄影部实习时,老主任也并未在意,根本没打算把她留下来,而且有史以来,报社摄影部也从来没设过资料员。后来为了摄影部一个记者拍的一组贫困地区的照片,总编室主任到摄影部解释,说照片不能发,怕影响不好。当时正好郭辉在场,她根本不管对方是总编室的老同志,居然据理力争,说服总编室的同志,使得这组照片在头版刊发了。照片发出以后,反响很大,在报社也是好评如潮。摄影部主任是个很正直的人,他没有想到一个实习生居然能有这样的正义感,而且还不怕权威,况且他也看过郭辉拍的片子,认为还有些灵气,是个可造就之才,于是对郭辉另眼看待,关爱有加。当时摄影部正缺一个摄影记者,已经打了报告,于是主任赶快找到报社领导及人事处谈,愣说摄影部不要记者,最缺的就是这个资料员。报社领导经过考虑,同意了摄影部主任的请求,于是在毕业那年,郭辉幸运地走进了这个报社。
       郭辉一报到,摄影部主任便与她长谈,主任说,你来虽然顶的是资料员的名,但是,我们对你有更高的期望,说着,主任从柜子里拿出摄影部的一台专业相机交给郭辉,对她说,这下全看你自己了,有不懂的,问我们谁都行。
       按理说郭辉听到这些就应该明白了,但是她当时是个做着小资梦的人,那台相机在她手上没有拍出过一张像样的东西。
       于是主任就找郭辉谈,想鼓励她出去多拍点片子,争取将来能转记者。实际上,当时报社已经又给了摄影部一个记者名额,老主任对郭辉真可说是用心良苦了。郭辉其实也懂主任的意思,但是她权衡来权衡去,觉得还是应该先把硕士学位拿下来再学摄影,反正自己已经是摄影部的人了,相机又在自己手里,什么时候拍还不是自己说了算,就算再来新人也得在她后面吧,否则自己不过是外省一所普通大学学图书管理的,在报社将永远抬不起头来。
       但是她恰恰错了,摄影部本来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每个人出去都要能踢能打,长期放着这么个不出彩的人,主任也开始着急了,就在这时,又来了一个女实习生,片子拍得很有特点,主任犹豫再三,最后把这个实习生要了来,而且非常无奈地,把部门行将淘汰的旧相机给这个新来的女生用。
       按理说,如果郭辉此时及时醒悟,是来得及的,但是这时候,郭辉正专心致志沉浸在她的那些英文单词里,她甚至和报社同事说,她学英语好像开窍了。而且她的确非常刻苦,平时走到哪里,她都戴着耳机,她经常把自己锁在摄影部的资料小屋里,谁敲门也不开,别人找材料,只能打电话给她。
       终于有一天,主任非常客气地对她说,能否把你那台相机拿出来给新来的同志用,反正你也拍不出什么东西来。郭辉一听就急了,凭什么,那是发给我的,为什么要给她!主任当时没有再说什么。部门有很多人,无人能长久容忍一个干活不出彩的人,流行说的一个人在一个领域的贡献值与不可替代性,郭辉一点也没有。
       这一次,轮到郭辉恳求他了,郭辉说,主任,你能不能再给我点时间,让我把研究生考下来再说?
       主任问:“研究生考下来之后你还有时间干活吗?”
       郭辉更有道理:“难道摄影记者就不需要高学历吗?”
       就这样,主任再也没提这件事,直到宣布郭辉待岗的那一天,主任才从她手里要回那台专业相机。
       那天我和摄影部主任分手时,他从兜里掏出500元钱,让我转交郭辉,我当时不想接,但是为了缓和他和郭辉之间的关系,还是拿了过来,主任拉开自己的车门,回头感叹地对我说:“真是人各有志啊。”
       我没说什么,我还能再说什么呢,主任给了郭辉多少次机会,她哪怕抓住一次,也不至于落到今天的地步,也许报社还能多一名优秀的摄影记者呢。正像老主任说的,人各有志,但是在今天竞争激烈的职场上,郭辉却为自己不切实际的“志”付出了巨大代价,我知道她曾是那样地想到报社,她喜欢这档子事,但她没有把它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