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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王凌所著《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民“反行为”调查》（中共党史出版社二○○六年版）一书在深入调查和采访的基础上，通过大量访谈笔记，再现了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民中普遍存在的“瞒产私分”、“偷窃”、“出工不出力”等自发的对现行政策的修正改变行为，指出农民“并非制度的被动接受者”，而正是这种“政策修改”行为对我国农业政策的修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读后思绪跌宕起伏，久久不能平静。政策的制定如果脱离人民的实际需要，其功效必然会大打折扣。农民们无声无息心照不宣的“政策修改”行为，包含着丰富的内涵，只有善于洞悉和挖掘，才能透彻其中的玄妙。
       在各种不同的利益中，经济利益具有根本的性质。追求利益是人类历史活动的基本动力，推动着民族生活。马克思曾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毛泽东在延安时期也一再强调要给人民群众“看得见的物质利益”。农民是最讲究经济实效的，故有“一分钱的资本家”之称谓。为了在极有限的生产资料上产生出足够的生活资料，他们必须精打细算，维持他们的“小本经营”。当这种小本买卖汇合到大集体中来共同运作的时候，他们出于对党的政策的信任，出于对一种不同以往的新的生活方式的试试看的态度加入进来。但很快，农民们就从懵懵懂懂的状态中清醒过来，讲求实际追求实效的本能使他们面对政策，产生了自己的“对策”，目的还是他们世世代代一直追求的温饱。他们也大概知道国家和政党有他们的一盘大棋要走，要做好几亿人口的管家并非易事，但那毕竟是宏观方面大范围的东西，从自身的角度看，还是自己的小算盘来得经济实惠。国家制定政策具有很大的主动性，农民接受政策则多少是被动的行为。但政策要想真正落到实处，对接受政策一方的考虑恐怕也是重要的方面，也就是说，在双赢的基础上才能实现二者的良性互动，一头重一头轻必定是跛子走路，既不美观亦难协调，那么，当政策畸重畸轻时，农民无声无息的政策修改也是再顺理成章不过的事情了。
       我们不得不反思理论的反作用和调查的益处。理论的完整不及实践的圆满，无法饯行的理论必定只是空洞的和无益的修辞。离开实实在在的生活空谈发挥优越性、积极性没有长久的吸引力，因为人总是生活在地上，理论高得“可遇而不可求”时，最后连欲望都会丧失殆尽。人民公社时期农民的“瞒产私分”、“偷窃”、“借”等自发行为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不是资本主义的尾巴，不是所有曾经通用的吓人的政治名词，这些行为没有深刻的理论准备和严重性质，有的只是对全家老小顿顿有饭吃的忧虑，对最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奢求。带着固有的思维套路和生硬的理论框架去套丰富多彩的物质世界，仍然是从理论到理论的循环，理论未因实践而提高，实践却因理论而停滞。理论来源于实际，并在现实的实践中不断完善。不论是土生土长的理论还是进口的洋理论都必须经过这一环节，“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永远不会过时。因此，在重大政策和理论指导用于实践落实之前，深入的调查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当然，这种调查绝非蜻蜓点水、流于形式，而是真正地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更广泛的领域。正所谓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没有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没有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没有正常畅通的意见反馈机制，理论和政策的制定者就永远是在独舞，旁边站着沉默的大多数。待曲终人散之后，已沧海桑田，物是人非。
       我们很难说人民公社时期各地农民中普遍存在的所谓政策修改行为就是农民小生产局限性的体现，或者是历史惯性使然，恐怕更多还要从人性的角度来进行分析。的确，在中国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生产，有对传统的依赖和历史惯性，但新政策的制定本身就应该充分考虑到这种因素的存在，而不应该割裂历史，就像撕掉日历一切重来那么简单。我们的制度建设和理论创新的出发点是人民群众的利益，是所有制为人民服务而非人民为所有制让道，或搞单纯为了所有制而所有制。从维持人的基本生存权的角度说，人民没有先进与落后，积极与消极之分，并非先进分子就可以不食人间烟火，觉悟是精神层面的概念，而吃饭首先是物质层面的范畴。要生存，就要为生存想办法，这是人性使然，跟思想觉悟或是否有局限性无关。
       人民中蕴藏着伟大的智慧和力量。因此，倾听他们的声音，关注他们的行为，探询他们的想法，这远比个别理论家在深宅之中的华美辞藻要深刻得多。它们也许不成系统，没有章法，不讲修饰，但却绝对真实、可靠、深刻，它们才是制定政策的丰富的思想宝库和高级智囊。善于从农民们不同的行为和话语中读出真实的信息，才能实现决策与贯彻的良性运转，才能算我们真正懂得了辩证法和两点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