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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自改革以来推行的市场经济，使人们开始关注“风险”和“风险社会”这些概念。有别于传统风险的是，现代风险具有“自反”的性质，它像飞去来器一样冲击着受益于现代化的人们。“风险是具有威胁性的现代化力量以及现代化导致的怀疑全球化所引发的结果。”（贝克的说法）
       现代风险是一种“人造风险”，是“被制造出来的风险”。现代科技（尽管“科技”这个概念备受质疑，但考虑到国人约定俗成，姑妄用之）一方面为人们提供了太多的新手段，另一方面使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不确定，越来越没有安全感。当然，新式的发明和制度安排会提供一些解决问题的办法，但这些办法又可能引进新的风险参量，尽管它们本来是为了控制风险的。在这个意义上，风险已经变成了一种结构性的东西：现代性既不断控制风险，又不断增加着新的风险。
       不确定性，而且是“人为的不确定性”（manufactured uncertainty）构成了风险社会的核心范畴，例如SARS爆发之前人们对之几乎一无所知，转基因食品将会带来什么，恐怕谁也说不明白。人们无法评估所使用的技术将导致什么样的环境变化，将出现怎样的环境风险。这些风险超出了人们预先检测和事后处理的能力，也超出了目前任何保险所能覆盖的范围。对此，专家也难以做出准确的判断与预测，即便有预测也是模棱两可的。这就大大动摇了人们对专家的“系统信任”。
       大家都知道经济中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其实还有一个“技术失灵”（technical failure）。另外，在科学技术领域，专业人士除了拥有共同体的研究“范式”和游戏规则，作为社会成员，他们也有自己的偏好和利益，这会影响他们的选择标准、制度设计和价值取向。
       人们要利用技术改变环境，但结果技术的利用反而使环境恶化了，从生态学角度看，就是技术出现了系统偏差，或者说技术选择出了毛病。
       毛病在哪里？技术的开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与社会的需要。大多数情况下，技术的开发与利用是以效率和利润来作为选择的标准，商业利益几乎有最大的权数。技术可以很成功地改造自然，但这个成功也很可能包含着对环境的危害，或者是在生态上的失败。既然技术目标是由经济利益与社会价值观规定的，“技术本身不是人类的数量和活动迅猛扩张的主要原因。它能够放大或缓和人类活动的环境影响，但技术不是自动地被设计、选择和应用的。因此，作为全球性变化的一个执行者，技术是一个媒介物而不是一个根本的原因。技术的设计、选择和应用是社会选择的问题”（《技术与全球性变化》，375页）。同样的道理，技术本身也不会自动关心公平问题，穷人买不起合适的技术，他们在摆脱贫困的同时保护环境的能力就必然受限制。
       于是，技术开发的不对称出现了：一方面是某些技术的过度开发，它引发了一些未可预料的，可能对环境不利的后果；另一方面，对环境有利的技术又因为无利可图而得不到开发和利用。到目前为止，环保技术基本上不是根据市场逻辑开发的，因为它们在经济上没有什么优势，也就是说技术与环境之间似乎还没有很好的兼容，在利润与环保之间，科技人员将做出怎样的选择呢？还有，技术后果在开发前期殊难预料，虽可加以控制却没有控制；而随着技术的影响逐渐显现，到了那时即使知道了应该控制却已经很难进行控制了。这种延迟效应，既增加了技术产生环境负效应的认识难度；也增加了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保护环境的控制难度。环境史上，一八七四年合成DDT，一九三九年发现它具有杀虫特性，一九四二年投入生产，但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人们才发现其环境危害；氯氟烃（CFC）四十年代以后一直广泛使用于工业品，一九七四年研究表明它破坏臭氧层，但限制使用CFC的《蒙特利尔协议》一九八七年才签订，而从这个协议到伦敦的加强执行又过了十三年（二○○○）。
       技术活动越来越专业化，科技人员之间却没有什么沟通。“那些研制出合成分支链洗涤剂的化学家们，如果与生化学家早就有了密切的联系，就可能会预先受到警告：他们的产品将以失败告终，因为生物学家已经知道，这类分支分子能够抵制酶的袭击，从而会在处理系统中存留下来。”（《封闭的循环——自然、人和技术》，153页）某种技术被用于解决某个问题，结果又引发了另一个问题，而其所蕴涵的风险短期内并不明显，积累到一定程度才以危机形式爆发出来，许多环境事件就是这样发生的。
       因此，在技术选择中注入生态学考虑就格外重要了。地球是一个有限的生态系统，它支撑不起无限的物质需求。生态学揭示了人类行为如何影响环境，环境又如何“反馈”人类的过程，解释了人与环境相辅相成、相互协调共同繁荣的规律，生态学有关物种多样性、丰富性和共生性的观念，已被认为是现代环境思想的理论支持，也使得起初执著于道义，及至一味指责技术的环境运动赋予了科学内涵。生态学原理再渗透到相关领域，形成了许多新兴学科，催生了清洁生产、生态设计、环保技术与产业和循环经济模式，它的价值早已超出了单纯的技术范畴——尽管多少有点亡羊补牢的味道，但运用生态学方法来调整技术与环境的紧张毕竟是一个最可行的选项。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由多国科学家组成的研究小组提供了好几份环境报告，它们的建言在人类环境大会（斯德哥尔摩，一九七二）、环境与发展大会（里约热内卢，一九九二）和可持续发展世界峰会（约翰内斯堡，二○○二）的宣言中被采纳并作为全球行动来推广。二○○五年近百个国家的一千五百名科学家历时四年完成了《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报告》，这项研究为决策者提供了权威的环境科学知识，它的评估结论亦被看做是满足国际协议的机制。至于科学技术专家担任各国政府的环境顾问更是习以为常了，他们在国家、国际两个层面参与环境决策都有积极的表现。
       科技对环境决策的积极影响主要有：一、科学家的建议在政府制定可持续发展政策过程中的作用迅速扩展，研究发现的新信息有助于改进政策措施。美国一九九○年修改了《清洁空气法》，要求今后每五年根据新的研究成果进行标准更新。一些国际研究计划也旨在为应对全球环境变化，提供决策的科学依据。二、科学家通过参加专门机构增强其政策建议的分量，这些机构对于政府间谈判和多边环境协议的执行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有效的环境监管也必须由掌握先进科技手段的机构来实施。三、科学家发挥独立的环境评价作用，这种评价不受利益集团、政府偏好的影响，包括正在形成的“新的国家创新系统”支持大学（科研机构）、政府和企业之间的互动，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环境决策的科学基础（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全球环境展望二○○○》，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二○○○年版）。
       然而，科技参与政府环境决策的作用又是相当有限的。这首先表现在政府官员未必真的听取专家的意见，他们往往要求专家根据他们的偏好提供证据，而对他们不想听或不想感兴趣的东西置若罔闻。如果专家只是实现政府目标的一个“工具”，专家建议以领导者意愿为转移，那么环境决策中的科学论证则必然流于形式。其次，经济利益的追求也会强烈扭曲环境决策。一般而言政府都热衷于用经济增长来标榜政绩，它们经常利用专家意见“闯关”上项目在先，出了问题又找专家充当“挡箭牌”殿后。如此这般，科学的权威被政绩“盗用”了，而在进行环境论证时，政府出面挑选那些不会“惹麻烦”的专家与会，使本来很严肃的论证演变成滑稽的“决策咨询秀”。再者，由于体制缺陷，环境信息不能顺畅地达致决策者和公众。长期主持我国水利工作的钱正英对此有比较深刻的检讨，她说，我国许多河流的开发利用都超过了国际公认的合理值。水利部门只注重社会经济用水，没有认识到还要保证河流的生态与环境需水。环境知识被遮蔽的原因有很多，有主观的（无知或急功近利），也有客观的（长期效应不容易显现），甚至要不是某种偶然还会一直蒙蔽下去。二○○五年春，圆明园防渗工程的停止，就是一大学教师偶然发现后诉诸媒体，引起社会强烈关注，最后由国家环保总局出面干预的结果。
       人们意识到环境决策所蕴含的风险，在一些国家成立了由不同专家组成的顾问委员会，有的还吸收非专家为委员会成员，以使决策尽可能充分地反映各方面的意见。但操作起来，还是缺乏卓有成效的社会技术来规避这种风险。现在经常召开的环境听证会，在会上也经常是意见一边倒，圆明园防渗工程开了两次听证会，结果给出了两套截然相反的结论。显然，主办者不能根据自己的偏好来挑选专家，否则类似的“听证”不可能有助于科学决策。听政必须真正公开，这样才能既约束行政部门的过度干预，又促使专家承担经得起拷问的道义责任。
       说到责任，技术活动的社会责任话题于今尤热，这种责任主要表现在科技人员应该对自己工作的应用效果负责，而不是沉溺于与价值无涉的事务主义。
       早在一九六二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雷切尔·卡逊发表了《寂静的春天》，她通过多年调查合成杀虫剂对环境的影响，分析了DDT毒素的集聚过程，对滥用化学农药的生态后果提出了警告。她也是系统揭露技术在给人们带来财富和便利的同时，也会造成始料未及的环境祸害的第一人。卡逊的观点遭到了化工集团的猛烈攻击，也为化学业内人士所不容，由这场争论掀起了不断高涨的环境运动，终于得到美国公众与政府的响应。作为科学家，促使她这样做的动机除了专业知识，更有责任心和道德感。
       环境知识不仅仅来源于科学资料，它还取决于爱护环境的公共意识。大多数人对环境问题缺乏科学的了解，他们总是根据“常识”来判断技术和工程的可行性及其影响。还有的情况是，真相被故意隐瞒或“保密”了，公众也就无从知晓产生某些污染的根源。当技术选择和环境决策具有道德意味时，科学家的责任就格外沉重了。事实上，正是通过卡逊等科学家揭露的许多事件，环境危机才逐渐引起了全社会的重视。环境运动有赖于公众环保意识的觉醒，而科技人员就应该是这样的唤醒者。
       但是，科技人员并非生活在真空中，他们有自己的实际利益，并努力维护和放大这个利益。DDT的禁用并不是因为听了化学专家的劝告，相反，专家与政府的科技顾问倒是一直在为DDT说好话。卡逊尖锐地指出，那些化学家和昆虫学家的工作是企业提供的，他们怎么会去反对化学企业呢？有的专家平时比较乐意充当部门或公司利益的代言者、辩护人，在社会需要他们站出来讲真话时，他们却选择了退缩。国家环保总局将圆明园防渗工程委托某个很有资质的环评机构进行评估，这个机构在拖了一个月之后居然还是推托了。一些利益集团更有可能利用公众对专家的信任来为自己贴金，如果专家是由于知识局限做出了错误结论，那还情有可原；但要是或为了经济利益，或为了迎合权势，他们提出的环境建议就非常令人怀疑了。
       技术力量越来越强大，科技人员对这种力量导致的各种后果所要担当的责任也在不断“加码”，尽管他们不可能花很多时间从事社会活动。科技人员的社会责任是与他们的科学精神、社会良知和个人操守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与其他领域比起来，科技界的不道德行为（譬如欺骗）毕竟比较少，这是由科技人员的总体素质决定的，同时还应归功于科学工作要受到同行的审查和认可，归功于全社会对科学事业的信赖。在公众心目中，科学技术的专业性很强，科技界对它的应用前景及其后果最有发言权，很难把科技人员与“忽悠”联系起来。尽管如此，这样的提醒仍然是必要的：技术是被用来为人谋利的，至于人们怎样谋利，技术本身并不知道，这就不仅需要智慧，还需要道德；否则，科技人员迫于某种政治压力或利益压力，违背良心装聋作哑，甚至提供虚假论证，这将给科学事业以及信任它的公众造成严重的伤害。
       当年，马寅初提出人口论，黄万里论证黄河三门峡大坝之不可行，在那么大的压力下单枪匹马、力排众议，我们在翻了很大的跟头以后，才不得不承认他们的意见是对的。其实，赞成两位观点的在当时并不乏人，为他们说话的也未必没有，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坚持到底的。支撑他们孤军奋战的只能是科学信念，以及对事业、对社会的责任心。令人感叹的是，他们为之付出的代价太大，这个教训太深刻了！他们的操守应该成为所有科技人员的榜样。现在，科技人员面临的诱惑越来越大了，地位、名望、权力以及由此带来的形形色色经常诱使他们弱化或放弃客观与公正。无论如何，说真话是对科技人员的起码道德要求；即使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说过错话、假话，那么至少事后应勇于承认自己的过失。
       （《自反性现代化》，[德]乌尔里希·贝克、[英]安东尼·吉登斯、[英]斯科特·拉什著，赵文书译，商务印书馆二○○一年版，14.40元；《封闭的循环——自然、人和技术》，[美] 巴里·康芒纳著，侯文惠译，吉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15.80元；《技术与全球性变化》，［奥］格于布勒著，吴晓东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二○○三年版，26.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