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文物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历史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和实物，是联系历史与现实的纽带。没有文物见证的历史是苍白的，失去文物佐证的文化是不完整的。鸦片战争后的100余年间，中华民族饱受西方列强的欺凌和掠夺，大批国宝长期流落异国他乡，据不完全统计，仅在47个国家的200多个博物馆中，就有精品中国文物百余万件。散落在世界各地民间的中国珍贵文物，更是数倍于此，洋洋浩繁。
       2003年7月5日，北京，骄阳似火。北京饭店一楼大厅拥挤着300多位远道赶来的学者和名流。这里将举行一个特别仪式：两件龙门石窟石佛头在被强行盗凿、身首分离80余年后，终于找到原佛身和原位——美籍华人陈哲敬携国宝踏上回归之路。
       坎坷回归路
       这次回归的第一个佛头名为“古阳洞高树龛”，正是来自被称为“秀骨清像”的古阳洞。古阳洞是洛阳龙门石窟最先开凿的石窟，开创于北魏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法国人色伽兰在其著述《中国西部考古记》中评价龙门造像“具有艺术及技艺的优长，为别处匠师所不可及”。瑞典学者喜龙仁在1925年所写《五至十四世纪的中国雕刻》一书中认为龙门的佛像是“完美的艺术品”。
       多少年来龙门当地百姓信仰菩萨，对石窟敬畏有加，即使是避雨歇脚或长夜露宿，也不敢对石窟稍有损伤。所以直至20世纪初，除了个别朝代因帝王发起的毁佛事件造成部分佛像损坏外，绝大多数佛像基本保存完好。这包括了历经北魏及初唐、盛唐的两次大规模造像潮，并经宋、元、明、清历朝的苦心续刻，形成的窟龛2200多个及造像10万余躯。
       精美绝伦的雕刻，散发着东方艺术魅力，也使四处搜求中国艺术品的国际文物贩子心驰神往。在19世纪末至1949年前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他们勾结民族败类，采取毁灭性的盗凿手段，疯狂窃夺龙门石窟中最为精美的雕像，偷运到境外，牟取暴利，致使石窟伤痕累累，满眼尽是缺失佛头、仅余佛身的佛像，有的洞窟甚至无一佛像幸存，惨状之烈，触目惊心。
       古阳洞因其精彩和重要，不幸成为被盗劫最严重的洞窟。龛内雕像几乎无一幸存，甚至连龛楣、龛壁上的装饰性雕刻也难逃厄运。火顶洞位于龙门西山南段火烧洞上方摩崖高处，距山前路面高约35米。未修栈道前，很难攀登。但是，全部七尊佛像的头部依然全被盗凿，具体时间不详，亦无任何资料可供参考。
       陈哲敬先生带回的这两件佛头，一件来自古阳洞，一件来自火顶洞。它们是如何被人盗走，又如何流向海外的呢?说法扑朔迷离。据说，这两件佛头是被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盗凿，先被人拿到法国，然后到了比利时，后来又辗转到美国，并最终被陈先生购得。
       76岁的陈哲敬号称哲敬堂主，早年在上海师从学贯中西的张充仁学习雕塑，又在刘伯年、来楚生门下学习书画和古画鉴定。50年代中期，举家迁往香港，以雕塑为业。
       陈哲敬痴迷于中国古代佛像。1991年，陈哲敬从美国一位私人收藏家手中购得一件北魏时期的佛头，从风格上看，他初步推断为龙门遗物。1992年，他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赶到龙门。他知道，一个惊天的奇迹将要被他发现了。龙门石窟佛像被盗凿者成千上万，在身首分离将近一个世纪的时候，能够第一次寻得原始位置，岂不是一件令人额手相庆的大喜事!?
       陈哲敬攀上数丈高的山崖，经过细心的比对，这件佛头果然是龙门二十品之一的古阳洞高树龛遗失的佛头。另一尊佛头，也在火顶洞的一尊唐代观音像身上找到了原位。
       现在，这两个佛头正安静地躺在北京饭店的展厅中。
       悲伤圆明园
       提起国宝的流失，不由得想起一百多年前的那把大火。
       1860年10月18日，英国公使额尔金和英军司令格兰特一怒之下，命令英法联军焚毁圆明园，起因竟是联军代表巴夏礼的膝盖。当时，咸丰帝答应投降停战，但要求英法联军代表在议和时跪见，遭到巴夏礼的拒绝后，清将僧格林沁为逞皇威，下令将39名英法联军使节中的21名杀死，其中包括英国《泰晤士报》记者。
       以此为借口，英法联军将“怒气”撒在了他们认为是皇帝“家产”的圆明园身上。火光起处，三日不绝。无数人间精华，灰飞烟灭。下面这些数字，可以让后人推想当年外国侵略者哄抢、毁坏圆明园珍宝的情形：
       圆明园自康熙以来历代帝王库藏的纯金、金银合金、金铜合金、玉雕佛像达10万尊以上，自此悉失，鲜有再现；
       圆明园文源阁所藏《四库全书》编纂于乾隆年间，参与人员3000余人，历时10年，收典籍3503种，计79337卷，分装36304册，自此悉失，鲜有再现；
       圆明园所藏商周青铜器、历代瓷器精品、古籍孤本、名人书画、宫廷画作、皇帝玉玺、妃嫔宝牒、玉器、漆器、牙雕珐琅、景泰蓝、珊瑚、玛瑙、琥珀、水晶、宝石、珍珠、皮草丝绸、木雕等绝世宝物，无以胜计，自此悉失，鲜有再现；
       法国拿破仑三世皇帝在枫丹白露宫专门建造中国文物馆，用以收藏圆明园珍宝；
       1904年，康有为游历欧洲，在法国亲睹圆明园遗物，见无数“非常之宝”，“皆中国积年积世之精华，一旦流出，可痛甚哉”，哭曰“见圆明园宝物令人伤心”。
       2003年，国内某拍卖行从海外征得康熙帝最大的一方私印，即是当年从圆明园流失的国宝之一。拍卖槌声一响，一外国买家以60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复将此印携出国门。
       这也是一把没有硝烟的火，一直燃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头。
       挺身护宝
       2000年4月30日，香港街头多处出现手举条幅的抗议游行队伍，市民纷纷驻足观望。他们不时高呼口号：“还我头来。”
       这是流散的圆明园国宝的一次惊险经历。
       2000年4月，有消息传克里斯蒂和索斯比两家拍卖公司将在香港拍卖流失多年的圆明园遗物——大水法原有的12生肖喷水坐像中的3个铜制兽头。一时间，香港市民街谈巷议，报纸杂志长篇累牍，一派抗议之声。许多社会团体和名流都出来在媒体上发表谈话，对两家拍卖行的举动予以谴责。
       2000年4月20日，中国国家文物局照会两家拍卖行，并在拍卖的前一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强调中方要求拍卖公司撤拍的立场。拍卖行置之不理。
       拍卖当日，香港市民愤而结队游行，前往拍卖场，抗议拍卖行再次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拍卖被迫延迟举行。然而，一个小时之后，拍卖重新开始。此时，拍卖现场的一位留小平头、操标准北京话的中年男子，沉着举牌，与电话委托的另一买家激烈竞争，以3000万港币的价格将所有3个面世的兽头购回。
       这个人就是中国保利集团的代表易苏昊。
       2000年，中国国家文物局的某间办公室里异常忙碌。
       工作人员在紧张工作了两个星期之后，将最后一份古墓土样分析报告，连同大量照片和存档资料，发往美国纽约地区联邦法院。这是一次史无前例的调查取证工作。美国人只给了两个星期时间，超此时限，国宝不再。2000年3月21日，英国克里斯蒂拍卖行在纽约开拍，拍品第209号为一件彩色武士浮雕，英文简介称“似与1995年曲阳西燕川王处直墓出土浮雕有关”。这件拍品是一件汉白玉浮雕武士像，高113厘米。“武士身着戎装，顶盔冠甲，怒目圆睁，立于牛身之上，肩和头顶部卧一凤凰，武士手握宝剑，剑尖指向牛口中荷花。整个雕像用红、赭石、黄等色彩绘。”此浮雕延续了10世纪和11世纪才消失的唐代遗风，估价40至50万美元。
       通过查阅1998年的考古发掘报告和大量图片，对比1994年古墓被盗现场的勘察记录，专家一致认为，“拍品209号所用石料为曲阳汉白玉，与墓内其他浮雕用料相同；其尺寸与被盗后遗留痕迹吻合；浮雕雕刻手法与墓内所剩浮雕一致；所用颜料与整个墓葬其他浮雕的风格无异，认定浮雕正是王处直墓甬道处被盗的两块浮雕中的一块。”
       面对中国文物局的要求和强有力的证据，美方当即查扣了这件文物。经美国纽约地区联邦法院裁定，将该文物归还中国。受良知感染，拥有同一墓中出土的另外一块石雕的一位美国人也将石雕无偿捐还中国政府。这是中国政府运用法律手段，成功追索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的一次重大胜利。
       2002年后，中国流失海外国宝的回流，出现了四次历史性的事件。
       第一件：2002年初，宋徽宗的《写生珍禽图》，以2530万元人民币拍卖成交，创下了中国书画在全球拍卖市场上的第一个最高纪录。宋徽宗存世作品共约十数幅，多在海外。
       买家在开场前，曾操流利英语用手机与场外联系，据台湾媒体分析，《写生珍禽图》是由威廉基金会出资，被美国波士顿博物馆买去。拍卖会前，该博物馆东方部主任吴国曾特地来京确认此画。
       第二件：2002年末，北宋米芾《研山铭》手卷被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以2999万元竞得，再次刷新中国书画拍卖价格新高。米芾与苏轼、黄庭坚、蔡襄合称“宋四大家”，是我国宋代著名的书画家和文物鉴赏家，他的书法博采古人之长，为一代宗师。《研山铭》是米芾存世的三幅大字作品之一。
       第三件：2003年4月，上海博物馆耗资450万美元从美国把北宋祖刻《淳化阁帖》4、6、7、8卷收购回国。《淳化阁帖》全名《淳化秘阁法帖》，是中国法书丛帖之祖，共10卷，第4卷是初唐名家之作，6、7、8是书圣王羲之书法，是海内外孤品，中国帖学的祖宗，因而弥足珍贵。书法大师启功和著名文物鉴定家杨仁凯认为，《淳化阁帖》的回归是新中国成立后最重要的文物抢救举措。
       第四件：2003年7月．《晋索靖书出师颂》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由故宫博物院行使“优先购买权”，以2200万元人民币的成交价购得。索靖在中国书法史上拥有很高的地位，书法“与羲(王羲之)、献(王献之)相先后也”，据说《出师颂》是其硕果仅存的孤品，比我国目前现存最早的书法作品——西晋大文学家陆机所书《平复帖》还要早二十几年。
       这四次事件交相辉映，发生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除《写生珍禽图》再次流向海外，其余三件均被国家博物馆以高于2000万元人民币的高价收购。遥想建国之初，周总理拨国库经费6万港币，在香港收购唐朝名家韩的《五牛图》，真有恍如隔世的感觉。在大约50年的时间里，艺术价值相当的中国古代书画，价格涨了近400倍。中国古代艺术越来越受到世界的重视，可是万千海外中国精品文物都要用这种天价来回购吗?文物鉴定也是一个核心问题，对于动辄上千万的国宝，拿什么去鉴别，单靠传统的眼力恐怕不够了。
       实际上，从《写生珍禽图》开始，不同声音已开始出现。据说嘉德公司断章取义地引用谢稚柳的话来宣传自己，把原话中对此画的质疑成分排除在外。这也许是为什么国家博物馆在最后关头没有出手的真正原因——对于此画的真伪，存在着很大的争议，专家们莫衷一是。
       对于《研山铭》，同样也出现了疑问，到了《出师颂》，批评和不同意见的声音达到了最高潮，有人在国内主流媒体长篇撰文，声称那是明朝人的伪作，但只有嘉德公司的文物鉴定师拓晓堂一人认为是索靖真迹，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六名最权威专家均未发表准确的鉴定和收购意见。上海博物馆馆长陈燮君说得中肯：关于这幅《出师颂》的争论，古已有之，且早有定论，即绝非索靖真迹，而是后代摹本。摹本“下真迹一等”，但并不等于伪作，更不等于赝品。在这幅《出师颂》上，宋代米芾的题跋是真的，写明了是“隋贤书”。引首部分宋高宗题写的“晋墨”两字和花押，以及钤印“御府图书”则是后人的伪仿。这件作品一直流传有序，有著述记载，最后被清宫收藏，如今以2200万元的价格收购是值得的。
       台湾故宫博物院院长秦孝仪在若干年前劝说台湾行政院拨款购买一位日籍台湾人收藏的宋代和明代的铜鎏金佛像时说的话最有意思。当时有人发问，花巨资购买这些佛像究竟值不值得?秦孝仪慷慨陈词：“国宝自此一现，不知何年何月复得再见，愿以本人项上人头担保！”
       2002年10月18日，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成立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这是国内第一个专门从事中国文物从海外回流的民间非政府组织。
       （方飞摘自《旅行家》
       2003年第10期）
       附 ：1996年中国政府签署加入《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关于文物返还的公约》，并声明，中国政府保留对历史上被非法掠夺文物的追索的权利。
        ——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