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个家，很朴素；我们三个人，很单纯。我们与世无求，与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碰到困难，钟书总是和我一同承当，困难就不复困难；还有个阿瑗相伴相助，不论什么苦涩艰辛的事，都能变得甜润。我们稍有一点快乐，也会变得非常快乐。所以我们仨是不寻常的遇合。
神仙煮白石
1935年7月，钟书不足25岁，我24岁略欠几天，我们结了婚同到英国牛津求学。我们离家远出，不复在父母庇荫之下，都有点战战兢兢；但有两人做伴，可相依为命。
钟书常自叹"拙手笨脚"。我只知道他不会打蝴蝶结，分不清左脚右脚，拿筷子只会像小孩儿那样一把抓。我并不知道其他方面他是怎样的笨，怎样的拙。
他初到牛津，就吻了牛津的地，磕掉大半个门牙。他是一人出门的，下公共汽车未及站稳，车就开了。他脸朝地摔了一大跤。那时我们在老金（Mr. King）家做房客。
老金家的伙食开始还可以，渐渐地愈来愈糟。我已记不起我们是怎么由老金家搬入新居的。住入新居的第一个早晨，"拙手笨脚"的钟书大显身手。我入睡晚，早上还不肯醒。他一人做好早餐，用一只床上用餐的小桌把早餐直端到我的床前。我便是在酣睡中也要跳起来享用了。他煮了"五分钟蛋"，烤了面包，热了牛奶，做了又浓又香的红茶；这是他从同学处学来的本领，居然做得很好；还有黄油、果酱、蜂蜜。我从没吃过这么香的早饭！
我们一同生活的日子-- 除了在大家庭里，除了家有女佣照管一日三餐的时期，除了钟书有病的时候，这一顿早饭总是钟书做给我吃。
我联想起30多年后，1972年的早春，我们从干校回北京不久，北京开始用煤气罐代替蜂窝煤。我晚上把煤炉熄了。早起，钟书照常端上早饭，还了他爱吃的猪油年糕，满面得色。我称赞他能年糕，他也不说什么，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儿。我吃着吃着，忽然诧异地说："谁给你点的火呀？"钟书等着我问呢，他得意地说： "我会划火柴了！"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划火柴，为的是做早饭。
我们搬入达蕾出租的房子，自己有厨房了，钟书就想吃红烧肉。朋友们教我们把肉煮开，然后把水倒掉，再加生姜、酱油等佐料。生姜、酱油都是中国特产，在牛津是奇货，而且酱油不鲜，又咸又苦。我们的厨房用具确是"很不够的"，买了肉，只好用大剪子剪成一方一方，然后照他们教的办法烧。两人站在电灶旁，使劲儿煮，汤煮干了就加水。我记不起那锅顽固的犟肉是怎么消缴的了。事后我忽然想起我妈妈做橙皮果酱是用"文火" 熬的。下一次我们买了一瓶雪利酒（Sherry），当黄酒用，用文火炖肉，汤也不再倒掉，只撇去沫子。红烧肉居然做得不错，钟书吃得好快活唷。
我们搬家是冒险，自理伙食也是冒险，吃上红烧肉就是冒险成功。从此一法通，万法通，鸡肉、猪肉、羊肉，用"文火"炖，不用红烧，白煮的一样好吃。我把嫩羊肉剪成一股一股细丝，两人站在电灶旁边涮着吃，然后把蔬菜放在汤里煮来吃。我又想起我曾看见过厨房里怎样炒菜，也学着炒。蔬菜炒的比煮的好吃。
我们玩着学做饭，很开心。钟书吃得饱了，也很开心。他用浓墨给我开花脸，就是在这段时期，也是他开心的表现。
星海小姐诞生记
我们这一暑假，算是远游了一趟；返回牛津，我怀上孩子了。
钟书谆谆嘱咐我："我不要儿子，我要女儿 ──只要一个，像你的。"我对于"像我"并不满意。我要一个像钟书的女儿。女儿，又像钟书，不知是何模样，很费想像。我们的女儿确实像钟书，不过，这是后话了。
我以为肚里怀个孩子，可不予理睬。但怀了孩子，方知我得把全身最精粹的一切贡献给这个新的生命。在低等动物，新生命的长成就是母体的消灭。我没有消灭，只是打了一个七折，什么都减退了。
钟书很郑重其事，很早就陪我到产院去定下单人病房并请女院长介绍专家大夫。女院长为我介绍了斯班斯大夫（Dr . Spence）。
斯班斯大夫说，我将生一个"加冕日娃娃"。因为他预计娃娃的生日，适逢乔治六世加冕大典（五月十二日）。但我们的女儿对英王加冕毫无兴趣，也许她并不愿意到这个世界上来。我十八日进产院，十九日竭尽全力也无法叫她出世。大夫为我用了药，让我安然"死"去。
等我醒来，发现自己像新生婴儿般包在法兰绒包包里，脚后还有个热水袋。肚皮倒是空了，浑身连皮带骨都是痛， 动都不能动。
护士抱了娃娃来给我看，说娃娃出世已浑身青紫，是她拍活的。据说娃娃是牛津出生的第二个中国婴儿。我还未十分清醒，无力说话，又昏昏睡去。
钟书这天来看了我四次。他上午来，知道得了一个女儿，医院还不让他和我见面。第二次来，知道我上了闷药，还没醒。第三次来见到了我；我已从法兰绒包包里解放出来，但是还昏昏地睡，无力说话。第四次是午后茶之后，我已清醒。护士特为他把娃娃从婴儿室里抱出来让爸爸看。
钟书仔仔细细看了又看，看了又看，然后得意地说："这是我的女儿，我喜欢的。"
阿圆长大后，我把爸爸的"欢迎辞"告诉她，她很感激。因为我当时还从未见过初生的婴儿，据我的形容，她又丑又怪。
阿圆懂事后，每逢生日，钟书总要说，这是母难之日。可是也难为了爸爸，也难为了她本人。她是死而复苏的。她大概很不愿意，哭得特响。护士们因她啼声洪亮，称她Miss Sing High，译意为"高歌小姐"，译音为"星海小姐"。
钟书叫了汽车接妻女出院，回到寓所。他炖了鸡汤，还剥了碧绿的嫩蚕豆瓣，煮在汤里，盛在碗里，端给我吃。钱家的人若知道他们的"大阿官"能这般伺候产妇，不知该多么惊奇。
圆圆记趣
我们的女儿已有名有号。祖父给她取名健汝，又因她生肖属牛，他起了一个卦，"牛丽于英"，所以号丽英。这个美丽的号，我们不能接受，而"钱健汝"叫来拗口，又叫不响。我们随时即兴，给她种种诨名，最顺口的是圆圆，圆圆成了她的小名。
我把她肥嫩的小手小脚托在手上细看，骨骼造型和钟书的手脚一模一样，觉得很惊奇。钟书闻闻她的脚丫丫，故意做出恶心呕吐的样儿，她就笑出声来。她看到镜子里的自己，会认识是自己。她看到我们看书，就来抢我们的书。我们为她买一只高凳，买一本大书--丁尼生（Alfred Tennyson）的全集，她坐在高凳里，前面摊着一本大书，手里拿一支铅笔，学我们的样，一面看书一面在书上乱画。
她已经会自己爬楼梯上四楼了。表姐的女儿每天上四楼读书。她比圆圆大两岁，读上下两册《看图识字》。两个孩子在桌子两对面坐着，一个读，一个旁听。
我看圆圆这么羡慕《看图识字》，就也为她买了两册。那天我晚饭前回家，大姐三姐和两个妹妹都在笑，叫我"快来看 圆圆头念书"。她们把我为圆圆买的新书给圆圆念。圆圆立即把书倒过来，从头念到底，一字不错。她们最初以为圆圆是听熟了背的。后来大姊姊忽然明白了，圆圆每天坐在她小表姐对面旁听，她认的全是颠倒的字。那时圆圆整两岁半。
抗日战争结束后，我家雇用一个小阿姨名阿菊。她妈妈也在上海帮佣，因换了人家，改了地址，特写个明信片告诉女儿。阿菊把明信片藏在枕头底下，结果丢失了。她急得要哭，我帮她追忆藏明信片处。圆圆在旁静静地说："我好像看见过，让我想想。"我们等她说出明信片在哪里，她却背出一个地名来──相当长，什么路和什么路口，德馨里八号。我待信不信。姑妄听之，照这个地址寄了信。圆圆记的果然一字不错。她那时八岁多。我爸爸已去世，但我记起了他的话："过目不忘是有的。"
1941年暑假，钟书由陆路改乘轮船，辗转回到上海。钟书面目黧黑，头发也太长了，穿一件夏布长衫，式样很土，布也很粗。他从船上为女儿带回一只外国橘子。圆圆见过了爸爸，很好奇地站在一边观看。她接过橘子，就转交妈妈。她看见爸爸带回的行李放在妈妈床边，很不放心，猜疑地监视着。晚饭后，圆圆对爸爸发话了。
"这是我的妈妈，你的妈妈在那边。"她要赶爸爸走。
钟书很窝囊地笑说："我倒问问你，是我先认识你妈妈，还是你先认识？"
"自然我先认识，我一生出来就认识，你是长大了认识的。"
钟书悄悄地在她耳边说了一句话。圆圆立即感化了似的和爸爸非常友好，妈妈都退居第二了。圆圆始终和爸爸最"哥们儿"。钟书说的什么话，我当时没问，以后也没想到问，现在已没人可问。
从前，圆圆在辣斐德路乖得出奇，自从爸爸回来，圆圆不乖了，和爸爸没大没小地玩闹，简直变了个样儿。
我们仨
自从迁居三里河寓所，我们好像跋涉长途之后，终于有了一个家，我们可以安顿下来了。
我们两人每天在起居室静静地各据一书桌，静静地读书工作。我们工作之余，就在附近各处"探险"，或在院子里来回散步。
我们仨，却不止三人。每个人摇身一变，可变成好几个人。阿瑗长大了，会照顾我，像姐姐；会陪我，像妹妹；会管我，像妈妈。阿瑗常说："我和爸爸最"哥们儿"，我们是妈妈的两个顽童，爸爸还不配做我的哥哥，只配做弟弟。"我又变为最大的。钟书是我们的老师。我和阿瑗都是好学生，虽然近在咫尺，我们如有问题，问一声就能解决，可是我们决不打扰他，我们都勤查字典，到无法自己解决才发问。他可高大了。但是他穿衣吃饭，都需我们母女把他当孩子般照顾，他又很弱小。
他们两个会联成一帮向我造反，例如我出国期间，他们连床都不铺，预知我将回来，赶忙整理。有时他们引经据典的淘气话，我一时拐不过弯，他们得意说："妈妈有点笨哦！"我的确是最笨的一个。我和女儿也会联成一帮，笑爸爸是色盲，只识得红、绿、黑、白四种颜色。其实钟书的审美感远比我强，但他不会正确地说出什么颜色。也有时我们夫妇联成一帮，说女儿是学究，是笨蛋，是傻瓜。
人世间不会有小说或童话故事那样的结局："从此，他们永远快快活活地一起过日子。"
人间没有单纯的快乐。快乐总夹带着烦恼和忧虑。
人间也没有永远。我们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处。但老病相催，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尽头了。
钟书于1994年夏住进医院。我每天去看他，为他送饭，送菜，送汤汤水水。阿瑗于1995年冬住进医院，在西山脚下。我每晚和她通电话，每星期去看她。但医院相见，只能匆匆一面。三人分居三处，我还能做一个联络员，经常传递消息。
1997年早春，阿瑗去世。1998年岁末，钟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我一人。
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做"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简介：
钱钟书（1910-1998），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文学所研究员。著有《围城》、《
谈艺录》及《管锥编》（五卷）等。
杨绛（1911-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作品有《称心如意》、《洗澡》、《干校六记》等。
钱瑗（1937-1997），钱钟书和杨绛先生的独生女儿，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教授。
（孙波摘自《我们仨》，三联书店。 文中标题及简介系编者所加）